质疑民主

苏联东欧诸国的改革经验与中国的比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民主”：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如许多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药”。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一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乐读者。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全面的讨论。
1． 大众偶像 VS 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拉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终结者”阿诺，唇红喉深的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领袖。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2． 广场效应VS 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行。在情绪高涨，大家“爽”得不得了的时候，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称的“广场效应”。耶稣当年，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
今日的代议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3．局部、短期的利益 VS 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的时候，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当时大吃一惊，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牺牲了！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拒绝批准京都条约，把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4．激动人心的议题 VS 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辩论较量，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籍口，往往是在位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或群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1． 这类议题最容易为民众所掌握理解。“全球化的挑战”“经济重组”之类的问题，很多人似懂非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却似乎是不辩自明，看一眼就知道的。2． 这类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斤斤计较，非常务实。可是一到宏观层面，“群众人”的特点转为情绪化：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大家乐得表现的英勇豪迈。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3． 提出这类议题较省力，且容易取胜：既不必提供资料数据，也不必费时费力的去建构理论检验事实，只要有办法把“坏”的标签牢牢的贴在对方身上，或者让人相信自己比对方更“好”，就可以了。今日极端回教份子挑战温和派，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他们要人相信，他们才是真正根据可兰经信条生活的回教徒，而对方不是。有趣的是，释迦牟尼也曾遇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一位弟子提摩达多，觊觎佛陀僧团的领导地位，遂提出了所谓“五法”：五条极端严格的禁欲戒律。譬如要求比丘只能露天住宿，不得进入人家屋内；只能把钵生活，不可接受供养；只能穿粪扫衣等等。总之，他努力显示自己比佛陀更加佛陀，以期达到篡取僧团领导权的目的。一时他竟成功的分裂了僧团，带走了五百多个僧人。幸亏，最后他失败了（我的释尊观 池田大作著）。
以上所谈的种种民主的弊病，都是常见的问题。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不能避免。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选民的素质、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相互制约的种种政治基建有关。一般上，民主年龄愈幼嫩的社会，发病的机会愈高。
笔者是认同民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的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
以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析过。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普选区制度。这种种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
2006年7月26日 联合早报 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