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领域的历史缘起: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公共领城并非自古就存在。事实上，即使在欧洲中世纪，与私人领域明确分离而独立运作的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也未出现。不过，既然是一种历史现象，公共领域的形成就必有其历史之缘起:如果说，古代希腊人对“公”与“私”两个领域的初步划分， 对后来公与私两个领域的分离以及公共领域的产生其有规范性的文化意义，那么，随着欧洲封建社会后期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分化与终结，逐渐脱离封建君主控制的公共权力（体现为官僚制度、公共财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军队）与私人自律的领域之间形成的双峰对峙的格局则为公共领域最终浮出水面奠定了初步的历史基础.
.二、公共领域的历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社会前提来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是市民阶级与公共权力的对立。随着市民阶级逐步愈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他们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主体（公众）。就社会定位而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块中间地带:一方面，它不仅与公共权力相对立，而且是针对公共权力的批判空间:另一方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不同于私人领城，它虽然立足于不受公共权力管辖的私人领域，它却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在内部结构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文学公共领城和政治公共领域两大部分:前者的机制体现是咖啡馆、沙龙和文学艺术的俱乐部等，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是公共舆论的萌芽之地;后者则是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直接较量的话动空间.在运作机制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采取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和公开讨论的方式。在功能体现上，形成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公共舆论并最终转换为意识形态，则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挥其功能的要害所在。
三、公共领城的内在紧张:在理想模式与现实转型之间作为历史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其内在的紧张:就理想类型而言，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以私人自律领域与有限的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截然划分为前提，它是公共性的载体、公共理性精神的摇篮。但在现实的运作中，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型，不仅公私领域的二分结构趋于解体，而且公共领域本身己经被各种利益团体所侵占，特别是作为其运作工具的大众媒体受到公共权力和市场势力的双重宰制，公共领域实际已成为被利益集团操纵的空间，伪公共性替代了真正的社会共识。化解这种内在的紧张有赖于理想模式与现实格局之间的双向调适。
四、 公共领城的公共性对一种历史现象的理论解释作为对种历史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公共领域“概念既有基本的指称对象和学理涵义.也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导向。就前者而言， “公共领城”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城与公共权力领城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目在形成公共舆论、 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其的批判空间。从后者来看，“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
五、从文明社会看公共(众)领城如果把一个社会区分为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共)领域四个运作空间，那么，丶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就取决于这四个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问的公众(共)领域，如何方可通过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体现其公共理性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公共权力和市场力坛对它的宰制与操纵，从而保持其相对的独立与自治，这是决定公共 (众)领域之命运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除此之外，在公共(众)领域内部，为文学艺术的公共领域(诸如美术馆、学术沙龙之类)留下相对独立的空间，也是公共领域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这同样有赖于对公共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对市场势力清醒而有力的抵制。
总而言之，社会的文明和公共领域的前景，取决于社会诸多领域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大体平衡.
感想：
在公共领域甫形成初期，参与其间的发言者，并不是什么普罗大众，而是代表当时社会的前卫力量，有能力与腐朽的封建势力抗衡对话的，充满活力，有抱负有担当的资产阶级精英。所以，这些对话有足够的动力形成社会舆论，最终转化为意识形态，变成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一种政治力量。
反观今日，在公众领域营营扰扰的，不是那些背后有政治或经济利益动机的活动份子，就是那些好出风头的浅薄学舌者，更多见的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跟着起哄的闹事份子。把他们当真，实在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愚昧行为。
汉娜 阿伦特认为，人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的自我显示既是精英的，又不是精英的。她看到，即使充分民主的政治空间也不能避免精英倾向，因为总有一些公民比别的公民更有参与的勇气和能力。但是，阿伦特强调，这种民主政治精英的基础却"只能是对平等者的信任，"由此它又不是精英的。初看上去，阿伦特这种民主政治精英观与雅斯培只有少数人才特别具备交际意识和能力的想法有相通之处，但她在政治公共领域问题上的立场却要民主化和多元化得多。
阿伦特对存在主义的重新记忆，其核心是扬弃海德格尔的绝对自我论，并同时开拓雅斯培(Karl Jaspers)的主体间交际学说。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把人的自我当作绝对独一无二的、不能用概述性语言描述的存在，其危险是从人的本质中排除了作为人类的共同之处。海德格尔把真正的自我看成是应疏远尘世("他们"的世界)的孤独存在，成为阿伦特所批评的那种"绝对自我主”。阿伦特批评道："如果人的概念不包括把人看作是与他人处于同一世界，那么这些原子化了的自我所机械结合的基质便与人的概念格格不入。"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评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她在直接批判极权主义时反复强调的就是极权统治将人原子化为孤独而相互隔离的"群众"。阿伦特批判极权统治将"群众"结合为一种与人的概念格格不入的、无灵魂的、千人一面的"人民"。极权统治封杀了一切自由的公共空间，使得沦为"群众"的人们只能通过"党"和"领袖"才能感觉到相互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将人彻底个体化、原子化，所起的正是为极权统治开脱罪责的作用。
阿伦特强调，雅斯培的存在主义和海德格尔的有根本的区别。在雅斯培那里，"交际"而非"原子化自我"成为存在主义的中心命题。阿伦特解释道："在雅斯培看来，交际是哲学参与的极佳形式，同时也是(人们)共同从事的哲学(活动)。"在交际中，人与人象是在苏格拉底对话中那样以"迎取新思想的方式"(maientic method)平等地相互诉求，其价值不在于获取不变的、终极性的结果，而在于激活表露自由的存在。阿伦特指出，哲学家没有不同于旁人的存在。因此，在雅斯培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可以用来构建普遍人际交流的模式。这种人际交流模式建立的是与自由主义权利论完全不同的自由观。因此，极权虽然可以剥夺和压制人们的权利自由(liberties)，但它却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存在自由(freedom)。
阿伦特写道："在雅斯培那里，存在不是一种在的形式，而是一种人类自由的形式。"存在不是指人就是这样，或只能是这样，而是指人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自由指的是"有潜在自发力的人拒绝把他自己仅仅看成是一种结果，而且，自由的人只有在通过交际与别人的自由发生联系时，才算是实现了他的存在。"阿伦特把自由者的人际相互意识确定为现代政治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她明确指出："存在的本质决定了它从不是孤立的。只有在交际中，只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才有存在。"
阿伦特对雅斯培存在主义交际说进行了理论开拓，将它发展为一种关于自由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理念。从雅斯培的存在主义交际论到阿伦特的政治公共领域论，有两个方面的具体发展。第一，阿伦特特别强调政治对于自我实现的绝对必要性。第二，她将存在主义的"交际"观念通过"公共领域"观念来充分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两个方面的转折使得阿伦特所表述的存在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存在主义。
尽管雅斯培将自我存在和自由的体验从海德格尔的唯我主义和自我主义中解脱出来，但他还远未能将人的存在与公共政治联系起来。在二次世界大战前，雅斯培怀疑介入政治是否能帮助人洞察自己的存在。他写道;政治交往……不可避免地背负着虚伪的罪孽，……(因此，)在政治中不应谈人的本质。"他甚至认为，当政治主导人际关系时，政治"蔽障存在，使之消失"。尽管如此，雅斯培并没有完全排除政治，他甚至认为政治不是不可以将人带向真正的自由和自我："如果人能至少在公共生活中参与行动和知识，那么政治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尊严。唯有如此，人才能接触到一切存在所依赖的那种权力。"因此，那些负责任的，有存在意识者的参与意向便十分重要。一方面，他们是否积极参与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品质的风信标，公共生活越健康，这样的人才越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他们的参与则有助于提高公共话语和行为的层次和品质。
阿伦特很欣赏雅斯培关于政治更新的想法，但她同时更强调，政治从本质上说就应当具有显现自我的作用。阿伦特常常把政治自由等同为自由本身。她认为，应当把一个人是"什么"和是"谁"区分开来，我是什么(工作、职务)不等于我是谁。前者指的是一种客在的、经验的在，后者指的则是那个必须由言论和行为才能显示的自我;前者重在现实如此，后者重在制创更新。只有我是谁能标志我的自由，因为它是由我的选择和制创力在不断塑造的。
选择和制创的两个根本因素，言论和行为，都必须在公共舞台上显示，因此从根本上说都是政治性的："在行为和言论中，人们显示出他们是谁，积极地显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本我，以此出现在人类世界之中。
" (徐 贲 <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