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

美国一位哲学家说，谈到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时，自由主义者（如民主党）总爱归咎于客观因素，而保守主义者（如共和党）则倾向于归咎主观因素。　　
如果一个人贫困潦倒，自由主义者会把矛头指向社会，认定他是被制度所剥削，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保守主义者则大多会认为，这个人不够努力、没有志气、咎由自取。于是，自由主义者会建议社会干预，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制度使其更为公平、追求人人平等。而保守主义者会主张重整道德价值，加强个人的责任感，鼓励良好的工作态度，奖励成就，回报贡献等等。　　当然，这两种看法都各有道理。
而今日美国政界一大趋势是：大家都在努力，企图摸索出一条结合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精华的“第三条路”。　　
“行得通的社会主义”　　　　　　
这令人联想到新加坡社会体制的定位同题。以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新加坡这混合式的社会体制宛如一头“四不像”的怪兽，让学者们伤透脑筋，无以名之。于是众说纷纭：有些外国学者称之为“务实的资本主义”，而前副总理吴庆瑞却说，我国实行的是“行得通的社会主义”。　　
根据《海峡时报》的高级评论员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的观察，如果只听官方的言论，则我国奉行的至高信条，显然是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精神：要求国人以清教徒式的自力更生准则自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人自求多福。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国家开支的分配以及一些国家政策，则我国的模式，在实质上近于欧洲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却远远超过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的现实是：　　
一、过去10年，我国常年的社会发展开支（主要是住屋、保健、教育）占40到45%。而经济发展开支（包括大型基建工程如地铁等）仅占12到20%。
二、有资助低收入国人的庞大的特别转移——填补教育储蓄户头、保健储蓄户头、保健基金、特别户头，以及为水电、组屋杂费和租金等提供回扣；捐款建立社区关怀基金。此外，还有一次过的花红，如就业奖励花红、新新加坡股票、经济重组股票以及增长配套等等。　　
三、政府还拨出巨额的款项增进全民的资产，如组屋的增值计划等。　　
四、过去47年，国家确实从社会的一个阶层，转移巨额支出到另一阶层。根据2004年的财政预算，90%的国人，只要不拥有汽车，那他们所获得的国家援助远超其所付的税金。底层的20%家庭，一般不拥有汽车，获得的援助超过其所缴付的税额达1万3000元。而最高层的20%家庭，如果拥有汽车并雇用女佣，则其所缴付的税额超过国家给于的利益多达4万2000元。　
深谙开国元勋想法的严崇涛曾断然说，他们根本就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可是，近年来的官方言论，为什么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却讳莫如深呢？
口头上鞭挞福利主义　　
原因很多，首先，虽然政府大幅度的参与经济活动，新加坡的经济，向来却是由市场来驱动。我国的政府联系企业，都以利润挂帅，是典型的商业机构。　　
二来，有鉴于“福利国家”鸦片对民众的吸引力，政府为了要替全民免疫，预防上瘾，所以在口头上，不得不对福利主义大加鞭挞。　　
那么，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体制该如何定位呢？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我国已经先于西方，走上了“第三条”的康庄大道？　　
一些对东方思想有认识的人，或者会指出：“这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正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我国政府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民主与极权，权利与责任等这一对又一对的两极之间，活用了中庸之道——决策时“允执其中”，力求“无过无不及”，不忘“和而不同”，又善于“通权达变”。　　
“第三条路”也好，中庸之道也好，体制的名称倒不是最重要的。笔者认为，讨论我国政治时，有两个因素不能不考虑：
面对国际竞争力的挑战　　　　　　
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这是我们的宿命。不过，小国自有小国的生存之道。要谨记的是：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要世界适应我们。有些泱泱大国可以闭起国门，进行各式各样的社会制度实验，经过五六十年，痛定思痛，改弦易辙之后，虽然满身伤痕，却能迅速复元。如果我国被迫关上国门，受得了吗？　　
国际竞争力这个问题，最容易说明我们的决策局限。如果全世界都在降低公司税以吸引外资，我们能够不跟着做吗？我们有执着于意识形态的余地吗？　　
二、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力。我国建国历史既浅短，族群文化和宗教都是多元化，潜伏着的各式各样的“断层线”(fault lines)。激活之后，每一条都可以致命。分化社会的议题，不论是真实的矛盾（如族群权利），还是观念情绪问题（如精英议题），都不能不小心处理。　　
我国体制将来会如何演变，实在很难逆料，不过，有一条底线倒是相当清楚的：我们不能允许社会分化，一定要确保国家团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对瞬息万变、波涛汹涌的国际大环境，奋力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名称固然重要，脚踏实地，把握现实，却是生存之道。
联合早报 言论 200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