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气”

许多外国学者在总结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时，多着重在经济策略、政治体制、社会规范或领导人物的政治手段这些外在层面。笔者常觉得他们似乎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内在层面。　　
《海峡时报》的高级评论员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好像也有同感。10月21日，他在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把新加坡想象成一台机器是危险的》。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训练研究院前主任盖斯基埃（Dr Henry Ghesquiere）在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工程构建经济成长》（Singapore's Success: Engineering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讨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有过于机械化之嫌。　　
盖斯基埃似乎把新加坡看成一台制造经济成长的机器。而这台机器，是我国的政治领袖用多样不同构件，拼凑建成。“以族群和谐与社会公义作基座；用政治与社会安定来装裹；再把家庭价值、良好的工作精神、和谐的劳资关系等零件焊接牢固；再装上CPF（公积金）杠杆、EDB（经济发展局）铰链、SAF（武装部队）梁架，然后注入大量HDB（建屋发展局）滑润剂：一台生财机器便大功告成。”　　
贾纳达斯·蒂凡警告，一旦国人把新加坡看成仅是一台设计精良，只需不时稍加改进就能顺畅操作的机器，那新加坡可就要完蛋了。他说：“人制造机器，不是机器制造人。如果忘记了这点，这台精心建构的机器终将失灵。”
人民对领导层信任　　
看来，用一个有机的模式来描绘新加坡的经验，或者会比较恰当：在一个达尔文式的环境里，新加坡这个生命体不断为了求生存成长而奋斗演变，正视现实环境，不拘泥意识形态。　　新加坡采取的一些策略，往往是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的，多少有一点摸着石子过河的味道，很多时候是没有前例可循的。既无蓝图规例，怎么可以说是工程构建呢？　　
这个生命体的想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涵指了东方人说的维系生命的“气”。我们相信，旺盛的生命，必然基于贯注其间一股“正气”。
新加坡成功，一个众所周知的因素，是人民对政治领导层的信任。这信任首先是建立在政府政绩的实际表现，还有就是对领导人物的高度的道德操守的尊敬。而这道德精神，就是建国以来，一直滋养着我国欣欣向荣的那股“正气”。
一个机构或国家，不论其组织多健全，资源多丰富，基建多现代化，一旦落在一些道德败坏的领导手里，不崩坏败落者几稀？道德精神是实实在在的，是维系国家社会健全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可是，由于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常被论者忽视。　　
在阅读开国元老们的传记与事迹时，不能不为他们的献身精神、勇气、诚信以及对政治理念坚持的刚毅所感动。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奥斯曼渥等等……无一不是硬铮铮的“好汉”。他们体现的道德情操，实在是我国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这些“乐龄人士”，在口沫横飞的议论国家大事时，总有同样的忧虑：这些维系国运的道德价值，在这个市场价值泛滥、道德相对主义横流的时代，会不会随时间的转移而消失无踪？曾经听过某位知名人士公然倡言，说贪婪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欲念能促进经济成长云云。价值如此颠倒，令人不能不担心。　　
要保证这些开国元勋精神的传承，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要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盖斯基埃的《新加坡的成功之道》一书，分析精辟，可说是非常精采，不过，看在国人眼里，却不是味道，觉得有其不足之处。　　
新加坡的故事将会被世人一写再写，我们要确保我们自己的版本不会被外人的声音所掩盖。而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是当年身历其境者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李资政的两本自传、经济发展局历任官员的回忆录《心耘》、严崇涛的文集，都让我们窥见了建国前后许多政治社会事件的真实情况。　　
学术性的著作固然重要，这些传记却更能让我们亲切的感觉到当代风云人物个性风度、音容笑貌。如韩瑞生的儒雅、拉惹勒南的幽默、巴克的潇洒……让他们体现的高尚情操更真实感人。希望看到国人能留下更多这一类的记录。　　
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挑选人材时，采取的严格遴选制度，相信是经过三代递换而政治领导层仍然能够保持高度道德水平的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道德价值能达成共识。希望国人扬弃明哲保身的心态，发挥高度公民意识，对坏事敢挺身谴责，遇到好事开口赞扬。　　
我国很多政治领袖，往往在退出政坛之后，就几乎销声匿迹，远离公众的视野。以他们的经验与见识，如果能在公共领域里多多发言，参与辩论，对共识铸造，会很有帮助。　　
维护这股看不见却关系重大的社会“正气”，是全民的责任。
2006-11-03 联合早报 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