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敏在《明月香江，黯淡狮城？》（联合早报5月1 5日）文中问：为什么香港文化产业成绩可观，新加坡却做不到？接着借用吴韦才的话（《人文政策要有本土语境》早报5月9日）追问：“新加坡在文化政策上为什么没有明确清醒的作为？”
我的问题是，有了明确清醒的文化政策作为，新加坡就会出现像许冠文、黄霑、顾嘉辉、金庸、亦舒、李碧华那样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吗？
这几位刘先生欣赏的香港文化人，成名时都还是大英殖民地的子民，而当时殖民地政府究竟有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还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明确清醒的作为。 可见政府的文化政策并不是催生文化艺术家的关键因素。
其实，许多美国人也报怨其政府文化政策定义不明确。不过，人家不也造就了海明威、好来坞、迪斯尼、汉堡包、微软、太空、宇航。。。
我不是有意在这里和刘学敏与吴韦才抬杠。只是希望关心文化艺术的国人以及艺术工作者，不要像一些民众一样，出现问题时，不问问自已：“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是不是方法不对？能力不足？或学艺不精？”而是一味伸出食指，指向他人、环境、当局或整个世界，受尽委曲似的，耽溺于“受害者心态”。
吴韦才还说：“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应该负起的引领责任。而不是用口水来灌溉文化花朵，看看又有几个自生自灭能长出奇葩的文化工作者能冒出头来。”
这个看法有点奇特。因为，凡是熟悉世界文化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不是主流建制“引领”出来的。
早在2000年，我国政府发表了《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决定增加拨款，将新加坡发展成为“文艺复兴城市”。该报告全面阐述了新加坡在新世纪内文化发展的目标与战略，明确提出要将新加坡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不仅要成为亚洲的核心城市，也要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
该报告标志着新加坡的发展已从经济建设提升到文化建设。近期目标是：在5-10年内赶上香港、格拉斯哥、墨尔本；远期目标是：与伦敦、纽约“平起平坐”；当时政府投入预算是：５年内累计增加投入超过5000万新加坡元。这份征询了当地文化艺术界人士意见的《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为了实现新加坡成为“世界级环球艺术城市”的梦想，提出六大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培养欣赏与从事文化艺术的强大群体；培养艺术公司；培育本地文化人才；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进军国际文化舞台；发展文化艺术的“文艺复兴”经济。
这六年来，许多软硬件的开发都已逐步实现。这种种作为，不论怎样看都不像只是口水而已！
新加坡只有四十多年历史，国民组成种族文化多元，要建立一个独特的国家文化，谈何容易。
但契机不是没有的！我国己经成了国际大都会，来自世界各角落的精英聚集，人种混杂，这里已经不只是华、巫、印三大种族而已。要形成一种特殊文化，当然需要一段过渡时期。相信，只要大家各自把自己的文化精神保留下来，加上采纳各家的优点与精华，互相碰撞，有机结合，待以时日，或许将来能在世界文化领域内，有一番作为。
今日我国经济日益充裕，有余力拨出巨额款项开发文化事业。有志于文化艺术的人，只要有实力，有望得到资源支援，远比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家们来的丰富。希望大家抓紧机会，实现我国成为世界级艺术城市的梦想。
早报网上论坛 新加坡读者来信 200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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