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个下午在草根，午餐时和朋友喝了一点酒，心情特别友善。见到一个顾客来买美术画册。因为我从来就没见过有人买美术画册，觉得难得遇到同好，就和他攀谈时来。问他喜欢Egon Schiele吗？
· 他说以前喜欢，现在不喜欢.
· 为什么? “ 因为Schiele是一个不正常的画家。我现在不喜欢不正常的东西.”
· 他说以前喜欢，现在不喜欢.
· 为什么? “ 因为Schiele是一个不正常的画家。我现在不喜欢不正常的东西.”
2007年5月31日星期四
2007年5月29日星期二
札记 暗流
· 一个像我这样，花了半辈子盯住自己肚脐眼的人，要告诉自己说自己不了解自己，连自己都很难相信。
· 直到近来，经历了几场情不自禁突发性大哭，才知道心里面，确实存在着许多平日没有充份意识到的情感暗流。
· 最近一次发生在国家博物院。我独自去参观“新月下的沙漠”，一个介绍中东文化的展览。
· 展览精采，让我回味了多年前，在约旦与摩洛哥看到的中东风情。
· 其中有一个主题名为“游戏”的展览室，里面随处置放几个放映机与电视机，不停的播放中东战乱地区孩子们玩的各式“战争游戏”的纪录片。
· 看了几分钟，突然悲从中来，眼泪与鼻涕齐出，狼狈不堪。
· 其他参观者莫不对我这个唏唏嘘嘘的乐龄uncle，投以诧异的眼光。
· 连忙落荒而逃。
· 另一次更离奇。
· 三更半夜，我在家里独自观赏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戏己结束，恋恋不舍的看其终场字幕。突然响起一首女声独唱，听呀听呀，不料竟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哭得出奇凄惨。
· 后来知道这位日本传统女歌唱家是在看了“幽灵公主”之后，毛遂自荐，为宫崎骏的电影，配乐唱歌。
· 直到近来，经历了几场情不自禁突发性大哭，才知道心里面，确实存在着许多平日没有充份意识到的情感暗流。
· 最近一次发生在国家博物院。我独自去参观“新月下的沙漠”，一个介绍中东文化的展览。
· 展览精采，让我回味了多年前，在约旦与摩洛哥看到的中东风情。
· 其中有一个主题名为“游戏”的展览室，里面随处置放几个放映机与电视机，不停的播放中东战乱地区孩子们玩的各式“战争游戏”的纪录片。
· 看了几分钟，突然悲从中来，眼泪与鼻涕齐出，狼狈不堪。
· 其他参观者莫不对我这个唏唏嘘嘘的乐龄uncle，投以诧异的眼光。
· 连忙落荒而逃。
· 另一次更离奇。
· 三更半夜，我在家里独自观赏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戏己结束，恋恋不舍的看其终场字幕。突然响起一首女声独唱，听呀听呀，不料竟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哭得出奇凄惨。
· 后来知道这位日本传统女歌唱家是在看了“幽灵公主”之后，毛遂自荐，为宫崎骏的电影，配乐唱歌。
2007年5月26日星期六
札记 恋人现象
Oh my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My eyes are wide open
Oh my lov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My eyes can see
I see the wind, oh I see the trees
Everything is clear in my heart
I see the clouds, oh I see the sky
Everything is clear in our world
这是John Lennen 早年写的一首情歌。我不像同代人那样祟拜披头士，却非常喜欢这首歌。原因是它真实。当时，我正初恋，听到这首歌时大吃一惊。因为它把我一种无从对人说的体验，描绘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感觉到我的眼睛似乎被用清沽剂拭擦过一样，整个世界突然变得清晰明亮起来。感情居然能够引起这近乎视觉生理功能的变化，着实让我惊讶。听到John的歌之后，才知道是一种恋人现象。
另外一次的视觉震动来自 Vermeer的画 “Milkmaid”。这复制品看过不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是当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原作，那种触动是不可言喻的。当时心里一直重复一句惊叹：“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应该这样清醒的看的，如一切大艺术家一样，他企图唤醒许多终身梦游的可怜众生。
有时猜测，Vermeer 画那幅画时可能正在恋爱（爱人当然不是画中那位壮硕的女佣），所以视觉高度敏感。后来看到一些资料，说 Vermeer 研究光学，对颜色在各种光线下的变化，有独到的掌握，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My eyes are wide open
Oh my lov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My eyes can see
I see the wind, oh I see the trees
Everything is clear in my heart
I see the clouds, oh I see the sky
Everything is clear in our world
这是John Lennen 早年写的一首情歌。我不像同代人那样祟拜披头士，却非常喜欢这首歌。原因是它真实。当时，我正初恋，听到这首歌时大吃一惊。因为它把我一种无从对人说的体验，描绘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感觉到我的眼睛似乎被用清沽剂拭擦过一样，整个世界突然变得清晰明亮起来。感情居然能够引起这近乎视觉生理功能的变化，着实让我惊讶。听到John的歌之后，才知道是一种恋人现象。
另外一次的视觉震动来自 Vermeer的画 “Milkmaid”。这复制品看过不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是当我在阿姆斯特丹看到原作，那种触动是不可言喻的。当时心里一直重复一句惊叹：“他看到了！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应该这样清醒的看的，如一切大艺术家一样，他企图唤醒许多终身梦游的可怜众生。
有时猜测，Vermeer 画那幅画时可能正在恋爱（爱人当然不是画中那位壮硕的女佣），所以视觉高度敏感。后来看到一些资料，说 Vermeer 研究光学，对颜色在各种光线下的变化，有独到的掌握，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2007年5月24日星期四
文化是好生意
佛牙寺的落成，让翻新后的牛车水生色不少。整个文化观光街市有了一个耀眼的聚焦点，可说是我国多年孜孜于经营文化产业的一道里程碑。
我国可观可玩的地方越来越多。如牛车水毗邻的安祥山、直落亚逸、丹戎巴葛一带：老街纵横逶迤，许多老排屋翻建的精致餐馆错落其间，还有不少令人惊喜、品味不俗的生活时尚小店。一种热带半唐番的风韵，已经日益成熟。
说是搞“文化产业”，可能会令一些高姿态的文化人皱眉。可是“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却是当今的世界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在2000年提出“文艺复兴城市”政策的背景。
21世纪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受惠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全球目前己有12亿中产阶级人口。
过去，美好的生活只限于帝王贵族和控制土地财富资源的特权阶级。今天，世界接近五分之一人口已能追求美国人所谓的“good life”。这一切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景观，给衣、食、住、行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会。这也意味着，那些无法调整观念——即从过去服务上层社会移向以一般大众为中心——的企业将会被淘汰。
注入传统文化以增加价值
传统产业正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和产品滞销的困难，而今日受欢迎、蒸蒸日上的企业，则是那些能以某种文化诉求注入传统产品之中、满足人们塑造美满生活时尚愿望的商家。
到处都可以买到咖啡，为什么星巴克( Starbucks )咖啡吧在世界主要城市开了一家又一家？连美国联合航空也要借用其名气，重新装置飞机上的设备，通过星巴克的咖啡来“重塑飞行的乐趣”。
星巴克的卖点，不同于其他咖啡产品之处，是它成功的用文化价值创造出顾客认同的“差异”。
星克巴总裁舒兹有一个梦想。他深深迷上意大利人通过啡咖所建立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要把这种文化带到美国与世界各地。他努力的在每一家星巴克分店重现意大利喝浓咖啡的悠闲浪漫气氛，并坚持用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由咖啡吧台师傅按照传统方式炮制每一杯咖啡。此外，他个人的价值观更深深的烙印在公司的运作里。他说：“我要证明一家有信念、有灵魂、有心性的公司，是照样可以赚钱的。”他的口号是：“成长不忘创意，赢利不忘员工”。同时，公司的营运政策坚守环保原则。
曾与世界著名趋势观察家约翰·奈斯比合作写成《亚洲大趋势》的冯久玲说：“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结构大调整期，一个以文化为资本的新经济时代。全世界各产业的各种工业品都面临供过于求的现象。未来的生产会继续向品质化、趣味化、环保化、经验化方面调整。换句话说，也就是朝向知识、科技和文化的精练化和优雅化。‘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是当下两大重要趋势。”（冯久玲著作《文化是好生意》）
在亚洲，许多有远见有创造力的创业家，都努力的汲取和运用各地的传统文化资本，以其独特性来创造吸引力和深度。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日本的三宅一生、本地华昌集团的悦榕渡假胜地（ Banyan Tree ）、香港平面设计家陈幼坚的茶语、台湾艺术家杨惠珊和张毅的琉璃工房，以及马来西亚三叔公的怀旧零食等等。
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可以注入传统文化而增加价值，方法是善用现代科技去重新表现与创造传统风格。在这方面日本做得很成功，例如，“禅”几乎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特征。禅的精神与典型，被日本人渗透到许多产品之中，成为独特的卖点。许多国家也都倾力发展推销文化特产，如泰国餐、韩国电视剧、印度“宝莱坞”歌舞片等，无一不是国际化了的摇钱树。
我国政府对文化资本的世界潮流早有认识。在六年前提出了“文艺复兴城市”的政策，并用巨资推动，如今许多软硬件项目已一一落实。
文化素质是很个人的事
真正的成功有赖于民间、企业界和政府之间有效的合作机制，三者都必须各尽其力，发挥所长。
在这方面，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一大关键。因为所谓文化经济其实就是深度经济，而人的深度端视他对生活有没有深刻的体验，是否有真实全面的生活主张。人可以在表面上丰衣足食，声色犬马，而精神却麻木迟钝，了无乐趣，几十年如一日，单调沉闷。人也可以活得生机勃勃，感觉清明敏锐，活在每个当下；对外在一切事事关心，紧紧的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扣在一起。
不过，文化素质归根究底是很个人的事。国家可以提供最好的教育、最完备的图书馆、建设最广泛的资讯系统，但如果个人没有追求生命意义的诚意与勇气，尽管拥有学历和衔头，可是从生命体验的角度看，却只停留在文化的幼稚园。
要提升个人文化素质，起步往往都比较困难。曾经下过功夫学习欣赏古典音乐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不过，如果不愿意认真学习，你就永远都是门外汉，而贝多芬、莫扎特这些灵魂探险家所发现的宝藏，你便无缘分享。
有些文化人说，政府没有清醒明智的文化政策，是我国社会文化素质低落的原因。有人还说，人民不快乐，精神空洞，是因为国家没有提供一个全民可以追随的思想形态——一个钦定的全民思想形态。天啊！那不是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吗?
文化是好生意，珍贵的文化资本人人都想获得。不过，有深度的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以及个人深层探索后提出来的生活主张。而这方面的努力，实在都是个人的事，谁也帮不上忙。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早报言论 2007年6月7日
我国可观可玩的地方越来越多。如牛车水毗邻的安祥山、直落亚逸、丹戎巴葛一带：老街纵横逶迤，许多老排屋翻建的精致餐馆错落其间，还有不少令人惊喜、品味不俗的生活时尚小店。一种热带半唐番的风韵，已经日益成熟。
说是搞“文化产业”，可能会令一些高姿态的文化人皱眉。可是“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却是当今的世界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在2000年提出“文艺复兴城市”政策的背景。
21世纪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受惠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全球目前己有12亿中产阶级人口。
过去，美好的生活只限于帝王贵族和控制土地财富资源的特权阶级。今天，世界接近五分之一人口已能追求美国人所谓的“good life”。这一切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景观，给衣、食、住、行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会。这也意味着，那些无法调整观念——即从过去服务上层社会移向以一般大众为中心——的企业将会被淘汰。
注入传统文化以增加价值
传统产业正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和产品滞销的困难，而今日受欢迎、蒸蒸日上的企业，则是那些能以某种文化诉求注入传统产品之中、满足人们塑造美满生活时尚愿望的商家。
到处都可以买到咖啡，为什么星巴克( Starbucks )咖啡吧在世界主要城市开了一家又一家？连美国联合航空也要借用其名气，重新装置飞机上的设备，通过星巴克的咖啡来“重塑飞行的乐趣”。
星巴克的卖点，不同于其他咖啡产品之处，是它成功的用文化价值创造出顾客认同的“差异”。
星克巴总裁舒兹有一个梦想。他深深迷上意大利人通过啡咖所建立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要把这种文化带到美国与世界各地。他努力的在每一家星巴克分店重现意大利喝浓咖啡的悠闲浪漫气氛，并坚持用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由咖啡吧台师傅按照传统方式炮制每一杯咖啡。此外，他个人的价值观更深深的烙印在公司的运作里。他说：“我要证明一家有信念、有灵魂、有心性的公司，是照样可以赚钱的。”他的口号是：“成长不忘创意，赢利不忘员工”。同时，公司的营运政策坚守环保原则。
曾与世界著名趋势观察家约翰·奈斯比合作写成《亚洲大趋势》的冯久玲说：“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结构大调整期，一个以文化为资本的新经济时代。全世界各产业的各种工业品都面临供过于求的现象。未来的生产会继续向品质化、趣味化、环保化、经验化方面调整。换句话说，也就是朝向知识、科技和文化的精练化和优雅化。‘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是当下两大重要趋势。”（冯久玲著作《文化是好生意》）
在亚洲，许多有远见有创造力的创业家，都努力的汲取和运用各地的传统文化资本，以其独特性来创造吸引力和深度。成功的例子很多，如日本的三宅一生、本地华昌集团的悦榕渡假胜地（ Banyan Tree ）、香港平面设计家陈幼坚的茶语、台湾艺术家杨惠珊和张毅的琉璃工房，以及马来西亚三叔公的怀旧零食等等。
几乎所有的产业都可以注入传统文化而增加价值，方法是善用现代科技去重新表现与创造传统风格。在这方面日本做得很成功，例如，“禅”几乎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特征。禅的精神与典型，被日本人渗透到许多产品之中，成为独特的卖点。许多国家也都倾力发展推销文化特产，如泰国餐、韩国电视剧、印度“宝莱坞”歌舞片等，无一不是国际化了的摇钱树。
我国政府对文化资本的世界潮流早有认识。在六年前提出了“文艺复兴城市”的政策，并用巨资推动，如今许多软硬件项目已一一落实。
文化素质是很个人的事
真正的成功有赖于民间、企业界和政府之间有效的合作机制，三者都必须各尽其力，发挥所长。
在这方面，全民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一大关键。因为所谓文化经济其实就是深度经济，而人的深度端视他对生活有没有深刻的体验，是否有真实全面的生活主张。人可以在表面上丰衣足食，声色犬马，而精神却麻木迟钝，了无乐趣，几十年如一日，单调沉闷。人也可以活得生机勃勃，感觉清明敏锐，活在每个当下；对外在一切事事关心，紧紧的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扣在一起。
不过，文化素质归根究底是很个人的事。国家可以提供最好的教育、最完备的图书馆、建设最广泛的资讯系统，但如果个人没有追求生命意义的诚意与勇气，尽管拥有学历和衔头，可是从生命体验的角度看，却只停留在文化的幼稚园。
要提升个人文化素质，起步往往都比较困难。曾经下过功夫学习欣赏古典音乐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不过，如果不愿意认真学习，你就永远都是门外汉，而贝多芬、莫扎特这些灵魂探险家所发现的宝藏，你便无缘分享。
有些文化人说，政府没有清醒明智的文化政策，是我国社会文化素质低落的原因。有人还说，人民不快乐，精神空洞，是因为国家没有提供一个全民可以追随的思想形态——一个钦定的全民思想形态。天啊！那不是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吗?
文化是好生意，珍贵的文化资本人人都想获得。不过，有深度的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以及个人深层探索后提出来的生活主张。而这方面的努力，实在都是个人的事，谁也帮不上忙。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早报言论 2007年6月7日
2007年5月23日星期三
札记 灵异经验
- 前晚转述了郭宝昆的灵异事件，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回忆。相信触动的脉络是我对新加坡文艺出路的想法
- 新加坡艺术要在这高度竞争的国际艺术市场杀出一条生路，必须走fusion，traditional chic的路; 陈冠中的所谓的半唐番，结合西方现代与本地传统。
- 可惜朋友们对我的微言大义，都没有兴趣，只关心灵异部份。说以前不知道有这回事，并要确证其真实性云云。总之问东问西，都只与灵异有关。
- 灵界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无可质疑的，因为我有亲身经验，所谓亲密接触也， 而且有好过几次。
- 第一次发生在父亲过世的前一天。那天黄昏放工后, 我拿了六粒网球单独到公司的球场去练习开球。 来回几次之后, 当我走过对面要把地上的网球拾起时，发现六粒球只剩两粒. 其他四粒莫明其妙的在空气中消失了. 我在空空洞洞的球场跑来跑去, 找了最少十分钟, 最后才几乎崩溃的放弃搜索，遇到同事也不敢提起这件事。第二个晚上，我的父亲过世了。
- 第二次是发生在我家里。那时我住在东海岸路一间三层的半独立式洋房。
- 事发的那天是我举家去澳洲旅游的日子。早上七点多左右，我在二楼的房间梳洗完毕，匆匆忙忙的提着旅行箱走出房门，在楼梯口抬头看到我家的印尼女佣从三楼的房间施施然走出来，她站在那儿看了我一阵，又施施然转身回房。我正在为她奇怪的举行嘀咕，不料一下楼就看到女佣在大厅帚地，震惊之余立刻回身上楼搜查，当然是杳无人踪啦！
- 楼上那位“女佣”与楼下那位的穿着同样的上衣，裙子的颜色却不一样：楼上的白色，楼下的黑色。
- 我一直到上了飞机才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家人。才知道那天是我父亲死后的第一百天。
2007年5月22日星期二
郭宝昆的暗示？
- 沈望傅记念郭宝昆的书《郭宝昆传奇的乱想》，记载了一件颇诡异的事。
- 事情发生在出殡的前一晚，在灵堂上。
- 沈看到整百个守灵人在灵前合唱小白船，於是临时决定送来一台电子琴，好为这些人伴奏。
- 可是电子琴来晚了，唱歌结束了。沈就把电子琴搁在灵前左边，然后去和朋友们聊天。
- 突然，电子琴竟然自己奏了起来，奏一些很吵闹的摇滚音乐。大家都吃了一惊，手忙脚乱把琴关掉。当时有人看到黑棕白三只蝴蝶在灵位与电子琴间飞来飞去。
- 我不认识郭，更不知道他的音乐品味。跟据沈的看法，他不会喜欢这种吵闹的音乐。
- 我喜欢小白船，也喜欢很多各种音乐，包括摇滚乐。
- 可是，唱了五十多年的小白船，毕竟有点腻。
- 读到这个故事时，暗自猜度，可能郭也听腻了，所以暗示一下。
- 这是个人的胡思乱想，对郭没有不敬之意。
- 近来在想本土文艺问题，莫明其妙的忆起这件事。
文化政策与口水
刘学敏在《明月香江，黯淡狮城？》（联合早报5月1 5日）文中问：为什么香港文化产业成绩可观，新加坡却做不到？接着借用吴韦才的话（《人文政策要有本土语境》早报5月9日）追问：“新加坡在文化政策上为什么没有明确清醒的作为？”
我的问题是，有了明确清醒的文化政策作为，新加坡就会出现像许冠文、黄霑、顾嘉辉、金庸、亦舒、李碧华那样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吗？
这几位刘先生欣赏的香港文化人，成名时都还是大英殖民地的子民，而当时殖民地政府究竟有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还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明确清醒的作为。 可见政府的文化政策并不是催生文化艺术家的关键因素。
其实，许多美国人也报怨其政府文化政策定义不明确。不过，人家不也造就了海明威、好来坞、迪斯尼、汉堡包、微软、太空、宇航。。。
我不是有意在这里和刘学敏与吴韦才抬杠。只是希望关心文化艺术的国人以及艺术工作者，不要像一些民众一样，出现问题时，不问问自已：“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是不是方法不对？能力不足？或学艺不精？”而是一味伸出食指，指向他人、环境、当局或整个世界，受尽委曲似的，耽溺于“受害者心态”。
吴韦才还说：“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应该负起的引领责任。而不是用口水来灌溉文化花朵，看看又有几个自生自灭能长出奇葩的文化工作者能冒出头来。”
这个看法有点奇特。因为，凡是熟悉世界文化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不是主流建制“引领”出来的。
早在2000年，我国政府发表了《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决定增加拨款，将新加坡发展成为“文艺复兴城市”。该报告全面阐述了新加坡在新世纪内文化发展的目标与战略，明确提出要将新加坡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不仅要成为亚洲的核心城市，也要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
该报告标志着新加坡的发展已从经济建设提升到文化建设。近期目标是：在5-10年内赶上香港、格拉斯哥、墨尔本；远期目标是：与伦敦、纽约“平起平坐”；当时政府投入预算是：５年内累计增加投入超过5000万新加坡元。这份征询了当地文化艺术界人士意见的《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为了实现新加坡成为“世界级环球艺术城市”的梦想，提出六大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培养欣赏与从事文化艺术的强大群体；培养艺术公司；培育本地文化人才；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进军国际文化舞台；发展文化艺术的“文艺复兴”经济。
这六年来，许多软硬件的开发都已逐步实现。这种种作为，不论怎样看都不像只是口水而已！
新加坡只有四十多年历史，国民组成种族文化多元，要建立一个独特的国家文化，谈何容易。
但契机不是没有的！我国己经成了国际大都会，来自世界各角落的精英聚集，人种混杂，这里已经不只是华、巫、印三大种族而已。要形成一种特殊文化，当然需要一段过渡时期。相信，只要大家各自把自己的文化精神保留下来，加上采纳各家的优点与精华，互相碰撞，有机结合，待以时日，或许将来能在世界文化领域内，有一番作为。
今日我国经济日益充裕，有余力拨出巨额款项开发文化事业。有志于文化艺术的人，只要有实力，有望得到资源支援，远比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家们来的丰富。希望大家抓紧机会，实现我国成为世界级艺术城市的梦想。
早报网上论坛 新加坡读者来信 2007年5月21日
我的问题是，有了明确清醒的文化政策作为，新加坡就会出现像许冠文、黄霑、顾嘉辉、金庸、亦舒、李碧华那样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吗？
这几位刘先生欣赏的香港文化人，成名时都还是大英殖民地的子民，而当时殖民地政府究竟有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还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明确清醒的作为。 可见政府的文化政策并不是催生文化艺术家的关键因素。
其实，许多美国人也报怨其政府文化政策定义不明确。不过，人家不也造就了海明威、好来坞、迪斯尼、汉堡包、微软、太空、宇航。。。
我不是有意在这里和刘学敏与吴韦才抬杠。只是希望关心文化艺术的国人以及艺术工作者，不要像一些民众一样，出现问题时，不问问自已：“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是不是方法不对？能力不足？或学艺不精？”而是一味伸出食指，指向他人、环境、当局或整个世界，受尽委曲似的，耽溺于“受害者心态”。
吴韦才还说：“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应该负起的引领责任。而不是用口水来灌溉文化花朵，看看又有几个自生自灭能长出奇葩的文化工作者能冒出头来。”
这个看法有点奇特。因为，凡是熟悉世界文化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不是主流建制“引领”出来的。
早在2000年，我国政府发表了《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决定增加拨款，将新加坡发展成为“文艺复兴城市”。该报告全面阐述了新加坡在新世纪内文化发展的目标与战略，明确提出要将新加坡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不仅要成为亚洲的核心城市，也要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
该报告标志着新加坡的发展已从经济建设提升到文化建设。近期目标是：在5-10年内赶上香港、格拉斯哥、墨尔本；远期目标是：与伦敦、纽约“平起平坐”；当时政府投入预算是：５年内累计增加投入超过5000万新加坡元。这份征询了当地文化艺术界人士意见的《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为了实现新加坡成为“世界级环球艺术城市”的梦想，提出六大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培养欣赏与从事文化艺术的强大群体；培养艺术公司；培育本地文化人才；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进军国际文化舞台；发展文化艺术的“文艺复兴”经济。
这六年来，许多软硬件的开发都已逐步实现。这种种作为，不论怎样看都不像只是口水而已！
新加坡只有四十多年历史，国民组成种族文化多元，要建立一个独特的国家文化，谈何容易。
但契机不是没有的！我国己经成了国际大都会，来自世界各角落的精英聚集，人种混杂，这里已经不只是华、巫、印三大种族而已。要形成一种特殊文化，当然需要一段过渡时期。相信，只要大家各自把自己的文化精神保留下来，加上采纳各家的优点与精华，互相碰撞，有机结合，待以时日，或许将来能在世界文化领域内，有一番作为。
今日我国经济日益充裕，有余力拨出巨额款项开发文化事业。有志于文化艺术的人，只要有实力，有望得到资源支援，远比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家们来的丰富。希望大家抓紧机会，实现我国成为世界级艺术城市的梦想。
早报网上论坛 新加坡读者来信 2007年5月21日
札记 文化价值与经济开发 Lawrence E. Harrison
- 用了二十年时间研究文化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Lawrence E. Harrison终于找出了十个有决定性的文化价值，态度或者想法。它们或促进社群经济的进步，或造成其停滞不前。
- 1. 时间取向：前进的社群放眼未来；停滞的社群则耽于过去或沈溺于现在。
- 2. 在前进的社会里，工作与成就是生活的中心；在停滞的社会里，工作与成就没有那么重要。
- 3. 在前进的社会里，节俭促进投资同时保证财务安全：在一个大家都习惯一样穷的社群里，个人的财富是一个分化社会的威胁，在这种“零和”(Zero Sum)文化中，某人得益被看成是其他人的损失.
- 4. 在前进的社会里，教育是进升的关键：在停滞的社会里，除非是精英阶层份子，教育无关重要。
- 5. 在前进的社会里，进升取决于功绩；在停滞社会，出身与社会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 6. 认同社群：在前进的社会里，认同与信任的范围扩及整个社会。在停滞的社会则仅限于家族亲人。所以群带风与徇私问题严重。
- 7. 前进社会里的社会道德水准高，贪污问题较轻。
- 8. 在前进的社会里，正义与公平兢争原则普遍有效。
- 9. 在前进的社会里，权力水平化分散。
- 10. 世俗主义：在前进社会里，宗教对公共机制的影响不大。
- 几乎所有的先进民主社会以及高成就的族群/ 宗教，例如摩门教徒，耆那教徒，东亚移民，犹太人，锡克人以及巴斯克人，都在上述十个项目中得分较高。 那些社会发展落后的社群，要接受其文化价值的限制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如果要脱离困境，总不能一味归咎他人，不断追问：“是谁把我们搞得这么惨？”。而是必须摆脱这种受害者心态, 去问 “我们做错了什么?" 然后探究解决之道.
札记 挨骂
- 真的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原来我在一个大马华人网站www.malaysia-chinese.com ，常被人骂。
- 我在早报发表的作品，至少有五六篇被转贴在这个网站上，每贴一篇就被骂一次。
- 其实一路来，我也有点纳罕：发表了好些言论，很多都牵涉争议性议题，讲法力避含混，却不见有人驳斥。现在看到有人反应，不管怎样，都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 相信我读者最多的一篇文稿，是去年4月发表的一篇“胡因梦笔下的李敖”。当时李敖八面威风的完成了大陆之旅，红的不得了。当时胡因梦的自传还没在中国大陆出版，她也还没有上“鲁豫有约”。在媒体的渲染下，加上李大师向来出色的演技，许多大陆民众都把李敖当成是一个敢怒敢言的知识份子，这篇掀他的底牌的文字，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因此许多中国大陆网站都转贴，引动了一些议论。
- 后来胡因梦被请到大陆，向民众亲身说明原委，李敖的支持率剧降，最后连个人的Talk Show 也被撒了。
- 其实，我年轻时也是李敖的粉丝。后来读了胡因梦的自传，知悉了他与萧盂能的事，看到他的真面目，震惊之余，不齿之感由然而生。后来，他居然得意忘形，翘起嘴脚笑新加坡人，遂觉得有必要还以颜色。同时，让世人看看他的原形，也是一件快事。
- 另一篇被多个中国网站转贴的作品是“美国不可强加民主于人”。这事在1月27日的札记有记录，令我吃惊的是，反对我的言论者，居然说我是中共的御用写手。
- 现在那三四个在大马华人网站不停骂我的人，也把我看成是“政府人”，称我吴苟（狗）。看来，这些人是不能想象一个普通市民也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一定有背景，一定有既得利益，一定是在为某些集团说话。
- 其实我挺喜欢辩论的，不过那些批评太过支离破碎，而且对我的说法，诸多误解，同时太专注于人身攻击，实在很难好好对话。
- 有位朋友说我的语言过于密集，不好读。看来要留意改进，尽量弄得简单易懂，免得那些人又弄错了。
- 朋友还说，我被骂是报应，剃人头者被人剃头，天公地道。
札记 陈冠中
- 20年前，因为喜欢KENZO的服装设计，随手买了一本《穿KENZO的女人》。从而认识了《号外》，知道了陈冠中这个人。
- 《穿KENZO的女人》既bitchy又gossipy，写的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白领丽人钱玛莉与和她的一群狐群狗党，高窦自恋，朝思暮想钓金龟的心路历程。高度政治不正确却毫无歉意。但因其authentic，教人又爱又恨，读到后来还有点认同感。当时我还买了续集追读。多年后才从姚忠在那儿知悉，原来钱玛莉是位男同志。惊笑之余，由衷佩服。不知他/她近况如何？
- 跟着读了陈冠中的《太阳膏的梦》，五体投地。可能都是殖民地子民吧？发现喜好、品味、关怀都十分接近。而他却远远走在前面，于是努力跟风。
- 去年4月，在《思想》第1期，读到了他的政论《顾左右言他：中国论述的绛树两歌》，感动良深。实在是个好样的知识份子，关怀殷切，知识前沿，思考诚挚。
- 近来买到了他的新作《我这一代香港人》，每读一篇都必有所获，看来可以快乐一个星期左右。
- 看到他爱读的书中居然有海明威的《流动的飨宴》，更肯定他是个同路人。
也读《老鼠爱大米》
我不认识彭飞，也没有读过他的文章。
直到4月26日，在交流版读了国会议员成汉通一文《细读老鼠爱大米》，才去把彭飞的“肇事”文章《老鼠爱大米》找来看，因为我也十分关心部长加薪这个议题。
读后的感觉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以及所谈到的一些现象，与新加坡的政治现实，扯不上关系。
我国政府清廉高效，已是国际共识。一个政府成为世界市场的品牌，确实罕见。如果说彭飞文中那只腐败贪婪的小老鼠，是在影射我国部长政要，实在是焦距错位。
再说，一只无德或无能的老鼠，想要挤进我国的中央“粮仓”，谈何容易。类似我国的功绩制度，在国际上也非绝无仅有，而贪污无能的老鼠，在很多国家却到处都是。这制度在我国行之有40年，成绩有目共睹，出错的例子屈指可数，主要的原因是甄选严格，监察敏锐。看来我国这类鼠辈，不是被挡在粮仓门外，就是转战商业机构，或投身慈善事业。
彭飞认为李斯“焚书坑儒”的政治构思是一种愚民政策。那就更与我国不留遗力的提高国民教育素质的做法，刚好相反。如果说他讽剌的是我国的“精英主义”，那就更加离谱了。我国所谓的精英主义只不过是选贤与能，力求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上，实践的是管理学上的常识。政府求才若渴，只担心可供挑选的精英太少，所以想方设法尽力播种栽培。每一代的新秀，多是从社会各界中，筛选出来。如果说我国政府把人民当成无知无识，愚而弄之，这样的话语，必定是出自一只瞎老鼠之口。
最后，彭飞故事中的老鼠因为吃尽大米，困在空桶中饿死。自独立以来，我国的国库从无到有，从第三国际挤身世界富国之列，其速度之快，己被政治经济学者视为奇迹，这样的善于创造财富放眼未来的政府，与那只只会吃不会做最后粮尽而死的笨老鼠的意象，相去何止万里。
如果作者真的有意借古讽今，暗喻部长加薪一事，那么他所说的与事实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别说是暗喻，就算是明言，听起来也有点像天方夜谈。
就文章本身而论，《老鼠爱大米》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将来遇到彭飞的作品，一定不会错过。联合早报 交流版2007年4月30日
直到4月26日，在交流版读了国会议员成汉通一文《细读老鼠爱大米》，才去把彭飞的“肇事”文章《老鼠爱大米》找来看，因为我也十分关心部长加薪这个议题。
读后的感觉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以及所谈到的一些现象，与新加坡的政治现实，扯不上关系。
我国政府清廉高效，已是国际共识。一个政府成为世界市场的品牌，确实罕见。如果说彭飞文中那只腐败贪婪的小老鼠，是在影射我国部长政要，实在是焦距错位。
再说，一只无德或无能的老鼠，想要挤进我国的中央“粮仓”，谈何容易。类似我国的功绩制度，在国际上也非绝无仅有，而贪污无能的老鼠，在很多国家却到处都是。这制度在我国行之有40年，成绩有目共睹，出错的例子屈指可数，主要的原因是甄选严格，监察敏锐。看来我国这类鼠辈，不是被挡在粮仓门外，就是转战商业机构，或投身慈善事业。
彭飞认为李斯“焚书坑儒”的政治构思是一种愚民政策。那就更与我国不留遗力的提高国民教育素质的做法，刚好相反。如果说他讽剌的是我国的“精英主义”，那就更加离谱了。我国所谓的精英主义只不过是选贤与能，力求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上，实践的是管理学上的常识。政府求才若渴，只担心可供挑选的精英太少，所以想方设法尽力播种栽培。每一代的新秀，多是从社会各界中，筛选出来。如果说我国政府把人民当成无知无识，愚而弄之，这样的话语，必定是出自一只瞎老鼠之口。
最后，彭飞故事中的老鼠因为吃尽大米，困在空桶中饿死。自独立以来，我国的国库从无到有，从第三国际挤身世界富国之列，其速度之快，己被政治经济学者视为奇迹，这样的善于创造财富放眼未来的政府，与那只只会吃不会做最后粮尽而死的笨老鼠的意象，相去何止万里。
如果作者真的有意借古讽今，暗喻部长加薪一事，那么他所说的与事实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别说是暗喻，就算是明言，听起来也有点像天方夜谈。
就文章本身而论，《老鼠爱大米》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将来遇到彭飞的作品，一定不会错过。联合早报 交流版2007年4月30日
财富是个好东西
财富的好处是让人有更多选择。
富人什么时候想吃就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穷人遇到有得吃的时候，就得抓紧机会赶快吃。
国家也是一样。富强的国家可以选择做天下霸主，也可以选择当和平天使。穷国只好让人欺侮：外人要你打开港口，你就打开港口；外人要你割地，你就割地。
更多的选择即更多自由，而自由人人都响往。财富这么有用，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个人都很努力的在追求财富。
通常，国家在追求财富时，喜欢敲锣打鼓，唯恐天下不知。而个人在追求财富时，则往往粒声不响，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
追求财富是人性中的一个常数。己被证明高度有效的“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人人都追求最高回报”的前提上的。取财有道，不必道歉。
幸运的人，投生在富强和平的国家。不幸的人，生在贫困战乱的国家，随时担心自己或家人会给炸死。
国家要怎样才能富强呢？必须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吗？不见得！许多历史与当代的例子已经证明，一个善于治理的廉洁政府，似乎才是更重要的因素。我国就是一个案例。
怎样才能找到有能力又有献身精神的政治领袖呢？这样的人实在少见！印度出了个甘地，不过他壮志未酬就己被暗杀了，没有受到治国能力的考验。中国出了一个毛主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得到政权后就越长越胖，政绩也不怎么样。
聪明的中国君主发明了科举制度，选贤与能。千多年来，许多华夏精英，或为了尽忠报国，或为了黄金屋颜如玉，都走进了科场。
古代的君王与现代精明的企业家一样，知道聘用人才虽然要花很多钱，但是这些人却会替他们创造更多财富。这叫做投资。
希望国泰民安就要把经济蛋糕做得又大又好。这样，人民分到的那一块才比较像样。如我国那些被遗弃的老人，每月得到的国家援助，价值近2000元。这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众，很难想象的事。
“富不过三代”！多年辛苦累积的资产，一不小心就会被不肖子孙败光。所以治理人的甄选，必须非常严格。
古代的君主比较幸运，天下的英才都被他独揽。现在的英才可以放眼世界，待价而沽。要得到世界级的服务，就必须付出世界级的价钱。但是如果没有世界级的团队，就很难在这全球化了的世界竞争。不过，与宠大的国家资产比较，英才们的薪酬毕竟只是九牛一毛。这叫做比率感。
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些英才就不会把事情搞砸。不过把钱放在这些在社会上有信誉，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的手里，总是比较安全些。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所以很多有办法的人都不愿意趟这浑水。
从政者往往莫明其妙的树立了一大堆不知名姓的敌人，有时连无辜的家人都被当成是斗争的对象。
他们同时还要放弃很多个人隐私与生活自由：与亲友打几圈卫生麻将都要拉上窗帘；和夜店的小姐开开玩笑，第二天立刻成为新闻。
备受世人尊敬，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前马来西亚副总理敦伊士邁醫生（Tun Dr Ismail）说，他的第一志愿是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后来在好友们严词大义的劝说下，才勉强从政。在我国，这样的例子更多。
财富是个好东西，它让你有更多选择。你可以选择把遗产留给风水师：也可像李光前，陈笃生，Bill Gate 那样，造福人群。联合早报 言论 2007年4月24日
富人什么时候想吃就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穷人遇到有得吃的时候，就得抓紧机会赶快吃。
国家也是一样。富强的国家可以选择做天下霸主，也可以选择当和平天使。穷国只好让人欺侮：外人要你打开港口，你就打开港口；外人要你割地，你就割地。
更多的选择即更多自由，而自由人人都响往。财富这么有用，所以，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个人都很努力的在追求财富。
通常，国家在追求财富时，喜欢敲锣打鼓，唯恐天下不知。而个人在追求财富时，则往往粒声不响，好像在做什么亏心事。
追求财富是人性中的一个常数。己被证明高度有效的“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人人都追求最高回报”的前提上的。取财有道，不必道歉。
幸运的人，投生在富强和平的国家。不幸的人，生在贫困战乱的国家，随时担心自己或家人会给炸死。
国家要怎样才能富强呢？必须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吗？不见得！许多历史与当代的例子已经证明，一个善于治理的廉洁政府，似乎才是更重要的因素。我国就是一个案例。
怎样才能找到有能力又有献身精神的政治领袖呢？这样的人实在少见！印度出了个甘地，不过他壮志未酬就己被暗杀了，没有受到治国能力的考验。中国出了一个毛主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得到政权后就越长越胖，政绩也不怎么样。
聪明的中国君主发明了科举制度，选贤与能。千多年来，许多华夏精英，或为了尽忠报国，或为了黄金屋颜如玉，都走进了科场。
古代的君王与现代精明的企业家一样，知道聘用人才虽然要花很多钱，但是这些人却会替他们创造更多财富。这叫做投资。
希望国泰民安就要把经济蛋糕做得又大又好。这样，人民分到的那一块才比较像样。如我国那些被遗弃的老人，每月得到的国家援助，价值近2000元。这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众，很难想象的事。
“富不过三代”！多年辛苦累积的资产，一不小心就会被不肖子孙败光。所以治理人的甄选，必须非常严格。
古代的君主比较幸运，天下的英才都被他独揽。现在的英才可以放眼世界，待价而沽。要得到世界级的服务，就必须付出世界级的价钱。但是如果没有世界级的团队，就很难在这全球化了的世界竞争。不过，与宠大的国家资产比较，英才们的薪酬毕竟只是九牛一毛。这叫做比率感。
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些英才就不会把事情搞砸。不过把钱放在这些在社会上有信誉，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的手里，总是比较安全些。有人说政治是肮脏的，所以很多有办法的人都不愿意趟这浑水。
从政者往往莫明其妙的树立了一大堆不知名姓的敌人，有时连无辜的家人都被当成是斗争的对象。
他们同时还要放弃很多个人隐私与生活自由：与亲友打几圈卫生麻将都要拉上窗帘；和夜店的小姐开开玩笑，第二天立刻成为新闻。
备受世人尊敬，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前马来西亚副总理敦伊士邁醫生（Tun Dr Ismail）说，他的第一志愿是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后来在好友们严词大义的劝说下，才勉强从政。在我国，这样的例子更多。
财富是个好东西，它让你有更多选择。你可以选择把遗产留给风水师：也可像李光前，陈笃生，Bill Gate 那样，造福人群。联合早报 言论 2007年4月24日
2007年5月21日星期一
礼已失，求诸野
王永炳老师以沉重的心情引述了中国著名作家舒婷女士一篇名为<新加坡七十小时>的文章，反映了后者对1998年参加第二届“云南园艺术节”时主办当局的“招待不周”的抱怨。我相信王老师的“沉重” 可能有三点：一是困惑于为何一位文化修养甚高的著名作家，其处事态度竟与一般文化较低的升斗小民无异；二是不解为何高级文化人竟然睚眦必报（何况没有“睚眦”，可能挥别时还客客气气），一转身却以“投枪”对付只因涉嫌“招待不周”的朋友；三是担心在有口莫辩的情况下，全世界懂得华文的人都因了名作家的描述而误以为新加坡文化界很“抠门儿”。唉！又是一次“礼”已失，须求诸野的震荡！记得我小时候，先母带我到亲友家做客时，经常千叮万嘱，食物不好吃也得吃，就少吃点儿，不要有太多嫌怨，“唔好失礼人”，这是虚伪吗？这是没性格吗？非也，这只是尊重别人，不让主人难堪罢了，我妈是从广东农村到南洋来谋生的一位目不识丁的村妇，但她却传给了我温柔敦厚的中华文化，只能口述，但身体力行。总觉得，作为一位名作家，如果处事态度轻慢是很教人感到遗憾的，其文字使用得再精彩，也只能说是个善于耍弄文字游戏的魔术师罢了。虽说时下也有人认为作者与作品应区别对待，品格有问题的人也能出好作品，但我自不敢苟同。平心而论，舒婷文章事件，纯属个人处事态度问题，但学敏这位虽姓刘却像莽张飞那样冲动的小朋友，一上来就把事情变成了“新加坡的华文文艺，不需要得到舒婷等人的参与和祝福”，这让我想起一个逻辑学上的例子, 有人辩论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结果一方说 , 既然你说爱情重要就别吃面包啦 , 命题已经从 “哪个重要” 变成了 “哪个可以被替代”了， 所以我同意周兆呈先生所说的，小刘的说法和情绪已经是上纲上线了,相信也已大大地歪离了王永炳老师引述舒文的原意，搞不好还会造成各界不必要的联想。说真格的，舒婷女士并没有在文章里诟病新加坡的华文文艺，如果硬把这题目与她扯在一块儿予以抨击，那是于理不合，对她不公，这又是一种失礼的震荡了！说到新加坡的华文文艺，大家都知道它植根于中华文化，因地缘关系，历代华文作家很自然地，都是以华文来反映南洋社会和民生问题，从来没有人有过走什么路的迷惑，那为何现在要夸夸其谈说独立门户呢？说到文艺的学习，本来就该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学习，为何要小事化大，给自己画地为牢？文化大事千万不得意气用事划定界限要这样要那样，这只能无为而治。理论大大条，谁都可以搬，但问题在于是否合乎情理，要做到孔夫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君子，确实也不太容易；倒是要做到“以直报怨”直指其非较为容易也较为快意，但那也得注意态度、语气和客观性，因为人家的“怨”可能还真有我们自己值得检讨的地方啊，不然为何有“君子绝交，不作恶言”的明训？这正为以后可能的消除误会弥补裂痕预留空间啊！我对小刘的批评可能会有点儿逆耳，这只能怪我妈，又是她教的：帮理不帮亲。这也是中华文化！新加坡国虽小但度量还是大的，君不见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公然对他的支持者说，剥猫皮的方法有九种，他要让大家看看他怎样撕掉新加坡这只猫的皮；结果新加坡并未将他拒于门外，过后还请他到国大（如没记错）讲演，肯定还送他礼物，这也是中华文化呀，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不就在受了胯下之辱后，一朝功成却把当日侮辱他的人请来当个军官？说了这么多话，目的也只是说，咱的中华文化大多停留在嘴巴上，实践嘛，我们差海了啦，北京人说。现在，存在于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所谓文化差异，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共同失去的“礼”了，与其争论不休，何不让我们携手上路，一起去寻觅那失落的瑰宝？龙志为
于丹与黑猫心得
向大众普及古代经典，提升大众的文化素质，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在今日价值混乱的世界华人文化圈中传布儒家思想，更是许多有心人想做的事。
李泽厚说于丹是个布道者。作为一个布道者，对所布的“道”必须有一定的认识。于丹的问题是，解释《论语》章句时，犯了太多错误，而且很多是一些粗浅得可笑的错误。譬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竟然被于丹女士说成是“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的，有时候可能让男人捉摸不定。”
诸如此类的古典音乐变奏创作，在于丹文中俯拾皆是，所以很多学者说她不懂《论语》，进而质疑她布道的资格。中国历代的文化精英，两千多年以来，不断的研究争辩，对《论语》章句的解释，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
于丹这类望文生义式的常识错误，若被强说成是个人对《论语》的独特诠释，那就太没有知识良知了。所以，就连努力向后仰来挺她的李泽厚，也无法替她辩护，只好尽量以若无其事的语气，清描谈写的说：“十几处错误不算什么”。
杜维明说他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如果第一步出了问题，则有损文化的纯正性和承袭性。”
于丹偏爱一些流行的充满“诗意”的 词汇，更爱用一些有“深意”的哲学或宗教术语。譬如佛家的“觉悟”“活在当下”，讲法似是而非，不远但不中。识者莫不听得满腹狐疑。直到她一本正经的说：““三界为前世、今世及下世。”，大家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位小妹妹的话，不可当真。大乘佛学三界之说，是基本的佛学常识，说的是佛教宇宙观的三个层次，或者说是存在被分为相异的三个层次，这三界就是欲界、色界与无色界。
于丹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
天呀！没有“备课”就敢上国家电视台，煞有其事的一讲就是七天，讲得又不是她的专长，所以，人人都说她大胆。
看来，于丹并不甚在意孔子真正的学说，而是把一些容易讨好听众的“心灵鸡汤”之类的小故事，与《论语》章句牵强拉扯在一块充数，难怪有人说她挂羊头买狗肉。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了解孔子吧。”
英国汉学协会会长司马麟说：“解读经典的人要注意，不能把虚构创作和历史混为一谈，让人辨不清真假，结果误导了观众。”
看来，“于丹讲的不太像是孔子的学说”似乎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
挺于丹的，大部份是不懂先秦诸子的普罗大众。听说，很多人听了她的演讲后都有所启发。在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也是消费品，只要消费者满意，管他是孔子还是黑猫！
早报论坛 2007年4月9日
李泽厚说于丹是个布道者。作为一个布道者，对所布的“道”必须有一定的认识。于丹的问题是，解释《论语》章句时，犯了太多错误，而且很多是一些粗浅得可笑的错误。譬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竟然被于丹女士说成是“女人和小孩子都是有着相同的心性的，有时候可能让男人捉摸不定。”
诸如此类的古典音乐变奏创作，在于丹文中俯拾皆是，所以很多学者说她不懂《论语》，进而质疑她布道的资格。中国历代的文化精英，两千多年以来，不断的研究争辩，对《论语》章句的解释，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
于丹这类望文生义式的常识错误，若被强说成是个人对《论语》的独特诠释，那就太没有知识良知了。所以，就连努力向后仰来挺她的李泽厚，也无法替她辩护，只好尽量以若无其事的语气，清描谈写的说：“十几处错误不算什么”。
杜维明说他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如果第一步出了问题，则有损文化的纯正性和承袭性。”
于丹偏爱一些流行的充满“诗意”的 词汇，更爱用一些有“深意”的哲学或宗教术语。譬如佛家的“觉悟”“活在当下”，讲法似是而非，不远但不中。识者莫不听得满腹狐疑。直到她一本正经的说：““三界为前世、今世及下世。”，大家才恍然大悟，乖乖！这位小妹妹的话，不可当真。大乘佛学三界之说，是基本的佛学常识，说的是佛教宇宙观的三个层次，或者说是存在被分为相异的三个层次，这三界就是欲界、色界与无色界。
于丹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
天呀！没有“备课”就敢上国家电视台，煞有其事的一讲就是七天，讲得又不是她的专长，所以，人人都说她大胆。
看来，于丹并不甚在意孔子真正的学说，而是把一些容易讨好听众的“心灵鸡汤”之类的小故事，与《论语》章句牵强拉扯在一块充数，难怪有人说她挂羊头买狗肉。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了解孔子吧。”
英国汉学协会会长司马麟说：“解读经典的人要注意，不能把虚构创作和历史混为一谈，让人辨不清真假，结果误导了观众。”
看来，“于丹讲的不太像是孔子的学说”似乎是现在学术界的共识。
挺于丹的，大部份是不懂先秦诸子的普罗大众。听说，很多人听了她的演讲后都有所启发。在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也是消费品，只要消费者满意，管他是孔子还是黑猫！
早报论坛 2007年4月9日
札记 语录与感想
-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君如说：民主的原则是尊重多数，科学的原则是尊重真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人有矛盾，是会吵架的。” “‘德先生’说听多数人，‘赛先生’说要听真理、科学。而科学和真理总是少数人发现的，还没有掌握真理的多数人会把少数掌握真理的人送上断头台，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很多科学家就是被民主的形式送上了断头台！而多数人失去理性、陷于狂热时，可以把希特勒选出来当总统！”
- 简单明确，真可爱！
- 哈伯马斯说：知识份子的职责是，把模糊的现状成为可意识的。
看到这句话才恍然大悟，我为什么那么痛恨那些为了唬人而把简单的弄复杂、把清楚的搅含糊的本地文棍。 - 江宜桦说：“诸善之间无法权衡高下”固然是多元主义者的立场，但这并不等于“善恶之间也无法权衡高下”。多元主义者将这些“无法共量、但客观有效”的价值，视为人类正常运作的起码基础。因此它与普遍主义可以相通，与价值相对主义有所区别。
- 价值有两种：一是“美”、一是“道德”。美是个人的事，道德是众人共处的基础。范畴不一样。
- “真”则是人与客体关联的准则。
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
人到乐龄，每当心惊肉跳的阅览讣告栏时，总觉得生命中最珍贵的，还是“情”：亲情、爱情、友情与乡亲之情（邻里之情）等等。社会国家的凝聚力与认同，从较深的层面看，其本质有很大成份是对亲人、朋友、邻居、国人的情感与关爱。所以，国家发展局在规划国家新蓝图时，除了各项宏大的硬件建设外，对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成长亦非常关注。
早报三月五日的社论，把这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概念，具体化为“甘榜精神”，这不但有助于理解掌握这抽象的概念，同时还指出了培养邻里精神的设计方向。甘榜与都市最大的不同是：都市人基本上是“匿名”的陌生人，而甘榜里的村民，是有名有姓有门牌有性格的财叔、Ali、六婶、Jenny。所以，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有必要设建一个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区（甘榜）。
而这小社区的住户数目不可太大，三四百户应该是极限。这里说自成一体的小社区，当然不是说要建篱笆划边界，而是指利用房屋的面向，环绕着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空间，促进这三四百户居民自然的认识交流，建立类似以前的甘榜村民的亲切关系。
这公共空间必须对各年龄性别的居民都要有吸引力，譬如小朋友喜爱的游乐场地、青年的球场、滑轮溜道、适宜散步晨操溜狗的花园等。玩在一起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阿公阿嬷甚至女佣，以及球友们、晨运者或动物爱好者等，日子一久，迟早会物以类聚，“日久生情”。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几个终身不渝的死党，都是小时候的邻居，一起踢足球长大的。
此外，还有一个绝佳的，可是却常被社区组织者忽视的公共场地 – 那就是组屋楼下的咖啡店。这是人潮自然聚集并长时逗留之处。有意搞社区活动者，或可以把办公室设在咖啡店旁边，亲近那惯牲集聚的人潮。大家熟悉之后，举办社区活动或收集公众回馈，就会容易得多。马来西亚有一名著名的政治家，就把他的进行政治活动的办公室，设在一间咖啡店后面。
以上所例举的居民活动空间与设施，在今日的组屋区，其实已经非常普遍齐备。问题是，所覆盖的服务地区太广，目标用户太多，所以较难培养基於“长期近距离接触”的甘榜精神。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似乎需要有意识的规划小型社区。
早报言论 15/3/07
早报三月五日的社论，把这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概念，具体化为“甘榜精神”，这不但有助于理解掌握这抽象的概念，同时还指出了培养邻里精神的设计方向。甘榜与都市最大的不同是：都市人基本上是“匿名”的陌生人，而甘榜里的村民，是有名有姓有门牌有性格的财叔、Ali、六婶、Jenny。所以，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有必要设建一个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区（甘榜）。
而这小社区的住户数目不可太大，三四百户应该是极限。这里说自成一体的小社区，当然不是说要建篱笆划边界，而是指利用房屋的面向，环绕着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空间，促进这三四百户居民自然的认识交流，建立类似以前的甘榜村民的亲切关系。
这公共空间必须对各年龄性别的居民都要有吸引力，譬如小朋友喜爱的游乐场地、青年的球场、滑轮溜道、适宜散步晨操溜狗的花园等。玩在一起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阿公阿嬷甚至女佣，以及球友们、晨运者或动物爱好者等，日子一久，迟早会物以类聚，“日久生情”。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几个终身不渝的死党，都是小时候的邻居，一起踢足球长大的。
此外，还有一个绝佳的，可是却常被社区组织者忽视的公共场地 – 那就是组屋楼下的咖啡店。这是人潮自然聚集并长时逗留之处。有意搞社区活动者，或可以把办公室设在咖啡店旁边，亲近那惯牲集聚的人潮。大家熟悉之后，举办社区活动或收集公众回馈，就会容易得多。马来西亚有一名著名的政治家，就把他的进行政治活动的办公室，设在一间咖啡店后面。
以上所例举的居民活动空间与设施，在今日的组屋区，其实已经非常普遍齐备。问题是，所覆盖的服务地区太广，目标用户太多，所以较难培养基於“长期近距离接触”的甘榜精神。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似乎需要有意识的规划小型社区。
早报言论 15/3/07
浅说后现代主义的贡献
讨论后现代，必须从现代谈起；“现代” 的最基本动力之一是 “理性”。现代理性克复了宗教与皇权的传统权威，带来科学技术、促成工业化、发展了医学、提高了民众的生理健康，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并解放了奴隶妇女，带来了自由平等、创立了民主、还开放了艺术文化。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空前的丰收时代。
可是，好景不长。被工具理性掏空了内在价值与意义后，人类逐渐感到难以承担“存在的轻”，被迫另谋出路。於是，有人开始质疑现代理性（现代性）。
理性自诩是探寻知识/真理的工具。有如一面镜子，不受主观感情情绪的干扰与污染，理性客观的反映现实，从而获得真实的“知识”。可是人们发现，至少在人文科学的范畴内，许多被认为是不容质疑的“知识”，却与客观真理无关，而是由社会的文化精英所建构而成的。
譬如，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疯狂”、什么是“犯罪”等等。往往是由主流社会，出于其维持现存秩序的自理本能所建构的。
换言之，“权力”建构了有关“人是什么”的“知识”。一名妇女，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外来文化，势必把社会传统对女性的定义与所指派角色，视为理所常然的“知识”。她会因为没有做好她的“天职”而自责；认为自已没有尽一个“女人的本份”。她不太可能会去反思，究意这社会指派的定义与角色是否合理。这就是社会制约对女性自我认识的影响。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发现之一 -“建构论”。许多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物/知识/真理，其实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而成的，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后现化主义第二个重要的发现，是指出事物的意义就和词语的意义一样，是由其“语境”（上下文）所决定。譬如“自命不凡”与“凡满十八岁公民都有选举杈”中的“凡”，在两处就各有不同的意义。任何话语都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具有多种意义。这就是“语境论”。这就等于说，诠释学是一个重要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靠观察，而必须诠释。
“语境论”带出了后现代主义第三个重要贡献 -“多元论”。由于意义与诠释都必须依赖“语境”，而在现实中，语境往往是多重的。因此我们追求全面的理解时，必须兼顾多元，不能偏执一端。
肯恩.威尔伯认为，-“建构论”、“语境论”与“多元论”，是后现代主义对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
王治河先生说：后现代主义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它打破了传统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杜撰的关于世界的神话，用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的、复杂的多元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封闭的世界概念，使人们能够直接面对真实的现实，真实的世界。
可是，好景不长。被工具理性掏空了内在价值与意义后，人类逐渐感到难以承担“存在的轻”，被迫另谋出路。於是，有人开始质疑现代理性（现代性）。
理性自诩是探寻知识/真理的工具。有如一面镜子，不受主观感情情绪的干扰与污染，理性客观的反映现实，从而获得真实的“知识”。可是人们发现，至少在人文科学的范畴内，许多被认为是不容质疑的“知识”，却与客观真理无关，而是由社会的文化精英所建构而成的。
譬如，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疯狂”、什么是“犯罪”等等。往往是由主流社会，出于其维持现存秩序的自理本能所建构的。
换言之，“权力”建构了有关“人是什么”的“知识”。一名妇女，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外来文化，势必把社会传统对女性的定义与所指派角色，视为理所常然的“知识”。她会因为没有做好她的“天职”而自责；认为自已没有尽一个“女人的本份”。她不太可能会去反思，究意这社会指派的定义与角色是否合理。这就是社会制约对女性自我认识的影响。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发现之一 -“建构论”。许多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物/知识/真理，其实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而成的，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后现化主义第二个重要的发现，是指出事物的意义就和词语的意义一样，是由其“语境”（上下文）所决定。譬如“自命不凡”与“凡满十八岁公民都有选举杈”中的“凡”，在两处就各有不同的意义。任何话语都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具有多种意义。这就是“语境论”。这就等于说，诠释学是一个重要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靠观察，而必须诠释。
“语境论”带出了后现代主义第三个重要贡献 -“多元论”。由于意义与诠释都必须依赖“语境”，而在现实中，语境往往是多重的。因此我们追求全面的理解时，必须兼顾多元，不能偏执一端。
肯恩.威尔伯认为，-“建构论”、“语境论”与“多元论”，是后现代主义对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
王治河先生说：后现代主义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它打破了传统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杜撰的关于世界的神话，用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的、复杂的多元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封闭的世界概念，使人们能够直接面对真实的现实，真实的世界。
防治恐怖主义流行病毒
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以来，宗教恐怖主义这种流行性病毒很快就传遍全球。从中东到巴尔干半岛、非洲、东南亚、亚洲、甚至澳洲欧美等大都市，均有疫情，无一幸免。
这文化病菌，借助现代传播科技、交通系统，通过电视、数码网络、747客机、子弹火车，迅速蔓延传染，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同样是同一种宗教的教徒，比如说回教，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另一些则有免疫能力？
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设法遏止，那些迫不及待想要上天堂的极端分子，取得核子武器或生化武器，是迟早的事。如何避免这全球性的灾难，是当务之急。
人类演进产生心理意识新模式
“回旋动力学”（Spiral Dynamics，由Don Beck与Christopher Cowan提出）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这创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心理学派认为，一个人是否会受到这类文化病毒的感染，决定性的因素不完全在其宗教信仰，而是在比宗教信仰更深层更核心的心理意识层次。
这派学者相信，不论个人、社群或者国家，其心理意识都有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如果其心理意识己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就不容易接受这类偏激的思想。
“回旋动力学”认为人性不是不变的：在人类演进史中，当环境改变时，人类就会创造了新的，更复杂的“心理意识模式”以应付新的，更复杂的生活问题。
这些心理意识系统被称为“文化基因价值系统”。这些核心价值／世界观／集体智能，同时存在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中。
人类史中，“文化基因价值系统”的进化，到今日己有八个层次（见表一）：
在今日世界里，不同的社会，文化，次文化以至整个国家所达至的心理-文化发展层次是不同的，有的己经很先进，有些则比较落后。
每一个层次，都各有不同的世界观。换言之，每一个层次的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
譬如说，身处第二层（万物有灵论）的部落族人，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鬼怪精灵的世界。人生病了，就会归咎仇家作法陷害，或是自己无意中冒犯了某些精灵。
总之，不论天灾人祸，都与他们深信不疑的那个魔幻世界息息相关。所以生活充满了禁忌与仪式。保护他们部族的祖先神灵尤其不容亵渎：常常为了祖宗墓地被人践踏侵入之类的问题而不惜开战。
意识一旦进化，眼中所见到的世界就变了样。当社会进化到第四层时，人们就会用理性思维来解释自然现象，用科学来治疗疾病。人们的价值观也随着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了。
一个国家或社会内，其人民所处的发展层次是参差不齐的。譬如意大利，虽然大部分人民己达第四与五层（科学理性、企业精神），可是到今天，还存在着效忠帮派的黑手党徒（第二与三层）。同时也有许多献身环保，关心人权以及动物权的绿色运动人士（第六层）。
看清冲突的原因与动机
总的来说，第三世界社会所面对的问题，通常是第一层到第三层的问题；即治安不良与民生贫困。人民为了三餐温饱，人身安全以及应付一些封建社会严苛的要求而疲于奔命，殚精竭虑。
第二世界社会一般上是一党专政（第四层）。社会秩序与经济大多比较稳定。
第一世界国家多数经济富裕，人口成长率低，人民热衷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第五层）。而第六、七与八层这些新的“文化基因价值系统”也开始在这后现代时代逐渐出现了。
今日的国际问题是，这许多世界观与价值系统差异极大的国家社会族群，统统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上。剧烈的冲撞，在所难免。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具不同世界观的社群，起而战斗的不同的原因与动机，就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今日的国际冲突（见表二）。
要正确的了解掌握今日的全球大分裂，就必须超越以往宗教、文明与国家冲突的观念，转而注视更深层更核心的信仰系统，从而认识到，这个分裂是不同层次的世界观/价值系统之间的抗争。
简言之，是古代意识（第一，二与三层）对抗现代意识（第四，五与六层）。
一边是古代封建帝国、狂热极端的信仰、“我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圣战是我们的天职，并深信为宗教牺牲性命的行为是上天堂的入门券。
为了保卫圣地，免受龌龊的异教徒污染，保全族群纯正的血统，妇女的贞洁，流干血液也要战斗到底。
而古代意识的死敌是现代意识－撒旦－世俗主义、务实、高科技、复杂熟练的经济操作、工业化、消费主义以及注重个人自由。
现代意识造就的现代国家、跨国公司、速食餐馆、国际金融以及后现代社会纵容放任行为、反对权威宗教等等，在在冒犯了狂热的古代意识。
问题是，对抗的两方都深信他们没有错，认为自己的想法与行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温和派无法继续装聋作哑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明白，同样是回教徒，同样是回教社会，为什么有些会轻易受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有些却有健全抗疫能力。
我们更可以认识到，这个抗争不只是极端原教旨主义与西方的抗争，它同时也是具有古代意识极端回教徒，与具备现代意识温和回教徒之间的抗争。
己经发展了现代意识的温和回教徒，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走回头路的。他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充满严苛条规禁忌，窒息心灵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无法放弃客观科学的理智思维。与滥杀无辜的群魔共舞，更非他们的良知所能允许。
不论在中东、东南亚、非洲以至欧美大都会的族群社区里，都同时存在着这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回教徒。
温和回教徒的日子并不好过。在第三世界里他们往往属于少数，无时无刻不受到孤立、谴责与威胁。在第一与第二世界则受到非回教徒的误解、歧视以及保守回教徒的鄙视、咒骂与抵制，被指责为回教的罪人。
与回教极端分子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极端派与温和派分清楚。要不然就是敌友不分了。要穿透宗教与文化的外壳，认清温和派的本质——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样是“现代”人。
今日极端派的主动好斗，已使到温和派无法装聋作哑，继续骑墙。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划清界线，自卫反击。
在环球反恐运动中，极端派与温和派这一战役，可说是关键性的。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够迅速准确的侦察带菌者，加以治疗扑灭。温和派如果在回教世界得势，就能根除恐怖主义滋长的温床。
对付那些威胁人类生存的狂热分子，自然不容手软。但是，导弹与坦克并不是这场斗争的唯一武器：提供文化，政治与经济资源，和平稳健的促进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似乎才有希望根治病毒。
联合早报 言论版 2007年2月14日
这文化病菌，借助现代传播科技、交通系统，通过电视、数码网络、747客机、子弹火车，迅速蔓延传染，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同样是同一种宗教的教徒，比如说回教，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另一些则有免疫能力？
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大家都知道，如果不设法遏止，那些迫不及待想要上天堂的极端分子，取得核子武器或生化武器，是迟早的事。如何避免这全球性的灾难，是当务之急。
人类演进产生心理意识新模式
“回旋动力学”（Spiral Dynamics，由Don Beck与Christopher Cowan提出）提供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这创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心理学派认为，一个人是否会受到这类文化病毒的感染，决定性的因素不完全在其宗教信仰，而是在比宗教信仰更深层更核心的心理意识层次。
这派学者相信，不论个人、社群或者国家，其心理意识都有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如果其心理意识己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就不容易接受这类偏激的思想。
“回旋动力学”认为人性不是不变的：在人类演进史中，当环境改变时，人类就会创造了新的，更复杂的“心理意识模式”以应付新的，更复杂的生活问题。
这些心理意识系统被称为“文化基因价值系统”。这些核心价值／世界观／集体智能，同时存在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中。
人类史中，“文化基因价值系统”的进化，到今日己有八个层次（见表一）：
在今日世界里，不同的社会，文化，次文化以至整个国家所达至的心理-文化发展层次是不同的，有的己经很先进，有些则比较落后。
每一个层次，都各有不同的世界观。换言之，每一个层次的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
譬如说，身处第二层（万物有灵论）的部落族人，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鬼怪精灵的世界。人生病了，就会归咎仇家作法陷害，或是自己无意中冒犯了某些精灵。
总之，不论天灾人祸，都与他们深信不疑的那个魔幻世界息息相关。所以生活充满了禁忌与仪式。保护他们部族的祖先神灵尤其不容亵渎：常常为了祖宗墓地被人践踏侵入之类的问题而不惜开战。
意识一旦进化，眼中所见到的世界就变了样。当社会进化到第四层时，人们就会用理性思维来解释自然现象，用科学来治疗疾病。人们的价值观也随着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了。
一个国家或社会内，其人民所处的发展层次是参差不齐的。譬如意大利，虽然大部分人民己达第四与五层（科学理性、企业精神），可是到今天，还存在着效忠帮派的黑手党徒（第二与三层）。同时也有许多献身环保，关心人权以及动物权的绿色运动人士（第六层）。
看清冲突的原因与动机
总的来说，第三世界社会所面对的问题，通常是第一层到第三层的问题；即治安不良与民生贫困。人民为了三餐温饱，人身安全以及应付一些封建社会严苛的要求而疲于奔命，殚精竭虑。
第二世界社会一般上是一党专政（第四层）。社会秩序与经济大多比较稳定。
第一世界国家多数经济富裕，人口成长率低，人民热衷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第五层）。而第六、七与八层这些新的“文化基因价值系统”也开始在这后现代时代逐渐出现了。
今日的国际问题是，这许多世界观与价值系统差异极大的国家社会族群，统统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上。剧烈的冲撞，在所难免。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具不同世界观的社群，起而战斗的不同的原因与动机，就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今日的国际冲突（见表二）。
要正确的了解掌握今日的全球大分裂，就必须超越以往宗教、文明与国家冲突的观念，转而注视更深层更核心的信仰系统，从而认识到，这个分裂是不同层次的世界观/价值系统之间的抗争。
简言之，是古代意识（第一，二与三层）对抗现代意识（第四，五与六层）。
一边是古代封建帝国、狂热极端的信仰、“我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圣战是我们的天职，并深信为宗教牺牲性命的行为是上天堂的入门券。
为了保卫圣地，免受龌龊的异教徒污染，保全族群纯正的血统，妇女的贞洁，流干血液也要战斗到底。
而古代意识的死敌是现代意识－撒旦－世俗主义、务实、高科技、复杂熟练的经济操作、工业化、消费主义以及注重个人自由。
现代意识造就的现代国家、跨国公司、速食餐馆、国际金融以及后现代社会纵容放任行为、反对权威宗教等等，在在冒犯了狂热的古代意识。
问题是，对抗的两方都深信他们没有错，认为自己的想法与行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温和派无法继续装聋作哑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明白，同样是回教徒，同样是回教社会，为什么有些会轻易受到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有些却有健全抗疫能力。
我们更可以认识到，这个抗争不只是极端原教旨主义与西方的抗争，它同时也是具有古代意识极端回教徒，与具备现代意识温和回教徒之间的抗争。
己经发展了现代意识的温和回教徒，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走回头路的。他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充满严苛条规禁忌，窒息心灵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无法放弃客观科学的理智思维。与滥杀无辜的群魔共舞，更非他们的良知所能允许。
不论在中东、东南亚、非洲以至欧美大都会的族群社区里，都同时存在着这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回教徒。
温和回教徒的日子并不好过。在第三世界里他们往往属于少数，无时无刻不受到孤立、谴责与威胁。在第一与第二世界则受到非回教徒的误解、歧视以及保守回教徒的鄙视、咒骂与抵制，被指责为回教的罪人。
与回教极端分子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极端派与温和派分清楚。要不然就是敌友不分了。要穿透宗教与文化的外壳，认清温和派的本质——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样是“现代”人。
今日极端派的主动好斗，已使到温和派无法装聋作哑，继续骑墙。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划清界线，自卫反击。
在环球反恐运动中，极端派与温和派这一战役，可说是关键性的。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够迅速准确的侦察带菌者，加以治疗扑灭。温和派如果在回教世界得势，就能根除恐怖主义滋长的温床。
对付那些威胁人类生存的狂热分子，自然不容手软。但是，导弹与坦克并不是这场斗争的唯一武器：提供文化，政治与经济资源，和平稳健的促进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似乎才有希望根治病毒。
联合早报 言论版 2007年2月14日
札记 唯恐天下不乱
- 大陆一些愤青型的网民对《美国不可强加民主于人》的反应，非常有趣。他们把我想象成是中共写手，在为专政制度辩护。
- 他们那种只认旗帜，不讲道理的暴民心态，十分典型。说我当众意淫民意！意象鲜明，有想象力。
- 一个新加坡愤青(中?老?)读了我的《质疑民主》，在网上说我是行动党的吴俊刚，化名行凶。可见全世界的愤青，他们的思路与对事物的反应，大同小异。
- 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愤青，每个社会都有。中国转向伊始，社会条件较差，加上少部份人先富了起来，性急的年轻人愤愤不平，希望看到改变，是可以理解的。比较之下，新加坡那批养尊处优，自命先进，思路不清，却爱造作恣态的愤怒中年（老年），叫人想到就要作呕。
- 却有一些容易受唬的人，把他们当成宝。身居高位，却这么轻易受骗。难怪人人都说，新加坡人笨！
札记 詹宏志的散文
- 在 Page One 看到詹宏志的散文集“人生一瞬”，立刻买下。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华文报上读到一篇詹宏志对一些如“马杀鸡”等台湾本土词汇作语义演变追踪的文章后，就开始注意他。发现他是一少有具 original 想法的华人。
- 后来先后读了他的城市笔记、创意学等书后，对他更欣佩，看到他的书就买，同时非常注意他的动向。当他全力推广提升世界华人圈中文电脑知识水平时，就更加肯定他是一个心怀世界，既有远见、又有能力的有心人。
- 曾经向一些比较“有文化”的朋友介绍他，却没有办法引起任何兴趣。
- 后来听说他与李嘉诚合作，非常兴奋。后来又听说他们拆伙了。
- 詹的散文正如朱天文说的，特点是明朗。和哑弦一样，准确而明朗。真正有内容的文章，是不必躲在那些含糊隐晦暧昧的文字后面的，自然丰富精采、诚挚感人、引人入胜、开卷有益。想起陈蔡某某，那种肤浅无聊，持着现代派的名号，亳无章法的故弄玄虚，造作姿态，企图欺世盗名，丢人现眼而不自知，愚者无畏洋洋自得的丑态，实在令人厌恶之极。
札记 读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
- 俞可平似乎是个“决定论”者，他相信“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
- 趋势在现实中，固然常常可以现察到。可是如果毫无保留的接受其“必然性”，就会对事物发展观察的敏感度构成某种局限。觉得，趋势只可以是某种可能性的指向，至于它会不会突然戛然停止，或转向，或逆转，只有天知道。
- 就算一粒往地面掉落的石子，在还没有碰触到地面之前，就总还有其他结果的可能性。更何况是波澜壮阔，汹流暗涌，瞬息万变的历史潮流。
- 决定论者的问题是，他们把受到历史限制人类残缺的知识，当成是完整的知识。
- 他说“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自愿选择。”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从何知道人民的意愿。另一个问题是，人民知道自已的意愿吗? 就算他们知道, 那是真正对他们有利的选择吗？
- 韦伯说：“所谓民意多是虚构创作。”
- 民主是发展的目标，但是他说民主不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相应的条件。问题是由谁决定，实行民主的诸条件己具备成熟了呢？会不会遥遥无期？
- 这些问题，很多其实都是在困扰着我的问题。
美国不可强加民主于人
“对于普通老百姓，一个能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不至于随时在街上被歹徒伤害或炸死的专制君主，比起一个无能的民主政府，不论从道德或功能的观点看，都要好得多。”
这是美国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 ）在去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不可强加民主于人》(We Can't Force Democracy)评论里的一句话。
眼看着伊拉克这个烂摊子，越来越血腥的趋势，他有感而发。
暴虐的萨达姆政权，作恶多端，当然应该被铲除。不过卡普兰认为，布什总统动手的时机，却是错误的。对大部分的伊拉克的民众以及其邻国来说，萨达姆虽然残酷专制，不过，他的政权却能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比起今日那近于内战、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局面，确实是好得多。担心民主能否继续存在
卡普兰尤其不赞成美国把民主制度这“仙丹灵药”，强塞进他国的喉咙的做法。
他认为：“布什总统以为，美国的民主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急切可行。这固然有道理。不过，不可以忘记的是，美国的制度是继承自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传统。而这有将近230年经验的主要挑战，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政治秩序，而是如何限制历史悠久的君主权势。
“对我们来说，社会秩序不是问题，我们并不担心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可是，世界许多国家所面对的现实，与我们的却刚好相反，他们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治荒原上，创建合法有效的社会体制。”
换句话说，对许多国家而言，社会的秩序与安定，远比自由、民主权利有优先性，也重要得多。深受克林顿总统欣赏的卡普兰，提出这样的论调已有相当时日。早在1997年，他发表了哄动一时的《民主是过眼云烟吗？》(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 。 文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美国），正朝向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转型。 卡普兰并不反对民主制度。他发出这样的“危言”，是基于对二十世纪国际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入的观察。同时，他的警告，也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制度能否继持存在的焦虑。
他是一个国际通讯记者。三十年来，所驻的国家多达80余个，在枪林弹雨中报道了近年来在中东、东欧、非洲等地区的动乱，常被美国著名大学、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等机构请去发表演说，或举办培训课程。
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实验，往往以动乱收场。卡普兰认为，这是因为民主制度会暴露并恶化国家社会现存的弱点。他从而诊断，对于一些先天不足，体质虚弱的国家，如果强服民主制度这剂补药，常会导致健康的全面崩溃。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智识水平低落，却要强行推行民主制度，可说是自找麻烦。
这样失败的例子实在多了。人民的识字率只有27%（妇女仅12%）的北非国家苏丹，就是一个。 卡普兰回忆道：“1985年4月，我身在苏丹一群情绪激昂的群众当中。他们刚推翻了一个军事政权。新成立的政府在次年举行自由而公正的大选。可是，这新兴的民主社会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苏丹后殖民时代最残暴的军事政权上台：他们虐掠民众，迫害妇女，把非回教徒活活饿死，绑架儿童以索取200元赎金，而喀土穆( Khartoum，苏丹的首都)立刻取代了贝鲁特(Beirut,黎巴嫩的首都)成了阿拉伯世界恐怖活动的首都。”
同是非洲国家，成人识字率只有20.7%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遭遇，也是一样。当1995年进驻的南非雇佣军撒退后，这个被某些人称道的模范民主，很快的就堕入军人混战的无政府状态。
民不聊生，民主不宜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疲弱，失业率高、骚乱频生，民主制度同样不宜。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意大利：当时两国皆通货高度膨胀、失业率高居不下、民心思变，结果其民主制度相继被希特拉与墨索里尼拆除。
如果比较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突尼斯的经验，更可以看出民主制度恶化弱势国家的现象。这两国的失业率都超过25%。阿尔及利亚在1992年，第一次民主选举失败后，立刻引爆了社会动乱。突尼斯没有民主，社会却一路来相对安定。
库尔德斯坦(Kurdistan )与阿富汗这两个结构脆弱的部落社会，于九十年代，在美国的鼓励下，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萨达姆填补了库尔德斯坦的权力真空，而阿富汗则落入部落暴君的手中。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机制被民主制度弱化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在非洲民主实验失败的国家除上述的几外，还有马里（Mali）和刚果-巴热萨（Congo-Brazza）。
就算在第三世界中民主制度最成功的拉丁美洲，其纪录也同样令人丧气。
自1959年以来就有民选政府的委内瑞拉，社会动乱不息、政变不断，盗贼猖獗；精英们把大部分储蓄投资国外；其信用风险排在苏联与墨西科之后。民主哥伦比亚更是一个血流不止的国家；许多中产阶级莫不争先恐后想办法离国。原装的民主国家阿根廷，亦乏善可陈。
最悲惨的一个例子是非洲的卢旺达（Rwanda）。这里，西方鼓吹的议会制度，是造成了几十万吐特斯族人 (Tutsis)遭受胡图族 (Hutu)军人屠杀的因素之一。
1992年，在西方政府的压力下，卢旺达政权建立了多党制度，并转型为联合政府。那些新的政党遂成了有军事组织族群恶棍的门面，而新的联合政府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政治纷争，则导致了1994年的灭族大灾难。邪恶的政客当然难逃其咎，可是他们的种种操作之所以能得逞，却是得助于西方进口的，完全忽视该国政治社会现实的议会制度。
中产阶级才是民主基石
乌干达近年经济蒸蒸日上，自1986年执政至今的总统穆塞韦尼，曾经写道：“我不相信多党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今日的非洲，更切切不可实行。如果在乌干达建立多党制度，任何一个想胜出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分化94%的选民（农民），那就麻烦了：部落、族群、宗教、区域各种议题都会成被政客炒作煽动，社会将永无宁日。”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一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强大的中产阶级，西方启蒙传统、巩固的经济基建、健全的公民机制、普遍而高度的教育水平、低人口成长率等等。
卡普兰相信，当这些条件逐渐齐备时，其中产阶级自然会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力，于焉促成民主制度。欧洲史显示，新兴庞大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长期稳定君主政制的产物。
没有稳定的社会就没有繁荣的经济，没有繁荣的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历史的吊诡是，君主与贵族精英造就了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羽翼长成后，却反过来拆君主的台脚。
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似乎也印证了卡普兰的说法。台湾的现代化经济基础，是专执时代的国民党政权建设的。而后来与国民党争权的，正是它所造就的中产阶级。
卡普兰认为，强制一些第三世界立即采取民主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好像拿一把手枪压在第三世界民众的脑门上说：我要你们立刻改变行为，变得好像和经历过西方启蒙时代、识字率达95%、没有血腥的族群与区域冲突的欧洲人一样。
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人类自由。所以一个专制政权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些急于在中东强行民主制度的人，切切不可忘记的。
今日中东一些较繁荣稳定的国家，往往是由一些传统悠久的王族统治：如摩洛哥、约旦、以及诸海湾酋长国。他们虽然不是完美的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取代他们的执政者一定会是同样的稳定开明，那就太一厢情愿了。
那些在1979年看到伊朗国王被推翻而大声喝采的人，今天还能高兴得起来吗？除了这些沙地阿拉伯王族外，谁能掌控这些连地理国界都不很清楚的国家呢？
卡普兰严厉警告：叙利亚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内都有互相仇恨的区域族群，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南斯拉夫那种悲惨的局面。那些希望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有意拉倒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自由派，同样的不知死活。
他主张，美国不应主动参与推翻中东地区现有政权的任何行动。如果能够任由这些国家的专制政体有机的演化，甚或自行消融，流的血就会少一些。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早报言论 2007年1月22日
这是美国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 ）在去年3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不可强加民主于人》(We Can't Force Democracy)评论里的一句话。
眼看着伊拉克这个烂摊子，越来越血腥的趋势，他有感而发。
暴虐的萨达姆政权，作恶多端，当然应该被铲除。不过卡普兰认为，布什总统动手的时机，却是错误的。对大部分的伊拉克的民众以及其邻国来说，萨达姆虽然残酷专制，不过，他的政权却能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比起今日那近于内战、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局面，确实是好得多。担心民主能否继续存在
卡普兰尤其不赞成美国把民主制度这“仙丹灵药”，强塞进他国的喉咙的做法。
他认为：“布什总统以为，美国的民主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急切可行。这固然有道理。不过，不可以忘记的是，美国的制度是继承自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传统。而这有将近230年经验的主要挑战，不是从零开始建立政治秩序，而是如何限制历史悠久的君主权势。
“对我们来说，社会秩序不是问题，我们并不担心国家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可是，世界许多国家所面对的现实，与我们的却刚好相反，他们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治荒原上，创建合法有效的社会体制。”
换句话说，对许多国家而言，社会的秩序与安定，远比自由、民主权利有优先性，也重要得多。深受克林顿总统欣赏的卡普兰，提出这样的论调已有相当时日。早在1997年，他发表了哄动一时的《民主是过眼云烟吗？》(Was Democracy Just A Moment?) 。 文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美国），正朝向一种新的威权主义转型。 卡普兰并不反对民主制度。他发出这样的“危言”，是基于对二十世纪国际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入的观察。同时，他的警告，也是出于一种对民主制度能否继持存在的焦虑。
他是一个国际通讯记者。三十年来，所驻的国家多达80余个，在枪林弹雨中报道了近年来在中东、东欧、非洲等地区的动乱，常被美国著名大学、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等机构请去发表演说，或举办培训课程。
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实验，往往以动乱收场。卡普兰认为，这是因为民主制度会暴露并恶化国家社会现存的弱点。他从而诊断，对于一些先天不足，体质虚弱的国家，如果强服民主制度这剂补药，常会导致健康的全面崩溃。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智识水平低落，却要强行推行民主制度，可说是自找麻烦。
这样失败的例子实在多了。人民的识字率只有27%（妇女仅12%）的北非国家苏丹，就是一个。 卡普兰回忆道：“1985年4月，我身在苏丹一群情绪激昂的群众当中。他们刚推翻了一个军事政权。新成立的政府在次年举行自由而公正的大选。可是，这新兴的民主社会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苏丹后殖民时代最残暴的军事政权上台：他们虐掠民众，迫害妇女，把非回教徒活活饿死，绑架儿童以索取200元赎金，而喀土穆( Khartoum，苏丹的首都)立刻取代了贝鲁特(Beirut,黎巴嫩的首都)成了阿拉伯世界恐怖活动的首都。”
同是非洲国家，成人识字率只有20.7%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遭遇，也是一样。当1995年进驻的南非雇佣军撒退后，这个被某些人称道的模范民主，很快的就堕入军人混战的无政府状态。
民不聊生，民主不宜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疲弱，失业率高、骚乱频生，民主制度同样不宜。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意大利：当时两国皆通货高度膨胀、失业率高居不下、民心思变，结果其民主制度相继被希特拉与墨索里尼拆除。
如果比较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突尼斯的经验，更可以看出民主制度恶化弱势国家的现象。这两国的失业率都超过25%。阿尔及利亚在1992年，第一次民主选举失败后，立刻引爆了社会动乱。突尼斯没有民主，社会却一路来相对安定。
库尔德斯坦(Kurdistan )与阿富汗这两个结构脆弱的部落社会，于九十年代，在美国的鼓励下，建立民主制度的企图，均以失败告终：萨达姆填补了库尔德斯坦的权力真空，而阿富汗则落入部落暴君的手中。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机制被民主制度弱化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在非洲民主实验失败的国家除上述的几外，还有马里（Mali）和刚果-巴热萨（Congo-Brazza）。
就算在第三世界中民主制度最成功的拉丁美洲，其纪录也同样令人丧气。
自1959年以来就有民选政府的委内瑞拉，社会动乱不息、政变不断，盗贼猖獗；精英们把大部分储蓄投资国外；其信用风险排在苏联与墨西科之后。民主哥伦比亚更是一个血流不止的国家；许多中产阶级莫不争先恐后想办法离国。原装的民主国家阿根廷，亦乏善可陈。
最悲惨的一个例子是非洲的卢旺达（Rwanda）。这里，西方鼓吹的议会制度，是造成了几十万吐特斯族人 (Tutsis)遭受胡图族 (Hutu)军人屠杀的因素之一。
1992年，在西方政府的压力下，卢旺达政权建立了多党制度，并转型为联合政府。那些新的政党遂成了有军事组织族群恶棍的门面，而新的联合政府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政治纷争，则导致了1994年的灭族大灾难。邪恶的政客当然难逃其咎，可是他们的种种操作之所以能得逞，却是得助于西方进口的，完全忽视该国政治社会现实的议会制度。
中产阶级才是民主基石
乌干达近年经济蒸蒸日上，自1986年执政至今的总统穆塞韦尼，曾经写道：“我不相信多党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今日的非洲，更切切不可实行。如果在乌干达建立多党制度，任何一个想胜出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分化94%的选民（农民），那就麻烦了：部落、族群、宗教、区域各种议题都会成被政客炒作煽动，社会将永无宁日。”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一定的历史与社会条件：强大的中产阶级，西方启蒙传统、巩固的经济基建、健全的公民机制、普遍而高度的教育水平、低人口成长率等等。
卡普兰相信，当这些条件逐渐齐备时，其中产阶级自然会要求更大的政治权力，于焉促成民主制度。欧洲史显示，新兴庞大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长期稳定君主政制的产物。
没有稳定的社会就没有繁荣的经济，没有繁荣的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历史的吊诡是，君主与贵族精英造就了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羽翼长成后，却反过来拆君主的台脚。
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似乎也印证了卡普兰的说法。台湾的现代化经济基础，是专执时代的国民党政权建设的。而后来与国民党争权的，正是它所造就的中产阶级。
卡普兰认为，强制一些第三世界立即采取民主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好像拿一把手枪压在第三世界民众的脑门上说：我要你们立刻改变行为，变得好像和经历过西方启蒙时代、识字率达95%、没有血腥的族群与区域冲突的欧洲人一样。
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人类自由。所以一个专制政权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些急于在中东强行民主制度的人，切切不可忘记的。
今日中东一些较繁荣稳定的国家，往往是由一些传统悠久的王族统治：如摩洛哥、约旦、以及诸海湾酋长国。他们虽然不是完美的统治者，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取代他们的执政者一定会是同样的稳定开明，那就太一厢情愿了。
那些在1979年看到伊朗国王被推翻而大声喝采的人，今天还能高兴得起来吗？除了这些沙地阿拉伯王族外，谁能掌控这些连地理国界都不很清楚的国家呢？
卡普兰严厉警告：叙利亚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内都有互相仇恨的区域族群，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南斯拉夫那种悲惨的局面。那些希望推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有意拉倒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自由派，同样的不知死活。
他主张，美国不应主动参与推翻中东地区现有政权的任何行动。如果能够任由这些国家的专制政体有机的演化，甚或自行消融，流的血就会少一些。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早报言论 2007年1月22日
玫瑰的名字
美国一位哲学家说，谈到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时，自由主义者（如民主党）总爱归咎于客观因素，而保守主义者（如共和党）则倾向于归咎主观因素。
如果一个人贫困潦倒，自由主义者会把矛头指向社会，认定他是被制度所剥削，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保守主义者则大多会认为，这个人不够努力、没有志气、咎由自取。于是，自由主义者会建议社会干预，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制度使其更为公平、追求人人平等。而保守主义者会主张重整道德价值，加强个人的责任感，鼓励良好的工作态度，奖励成就，回报贡献等等。 当然，这两种看法都各有道理。
而今日美国政界一大趋势是：大家都在努力，企图摸索出一条结合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精华的“第三条路”。
“行得通的社会主义”
这令人联想到新加坡社会体制的定位同题。以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新加坡这混合式的社会体制宛如一头“四不像”的怪兽，让学者们伤透脑筋，无以名之。于是众说纷纭：有些外国学者称之为“务实的资本主义”，而前副总理吴庆瑞却说，我国实行的是“行得通的社会主义”。
根据《海峡时报》的高级评论员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的观察，如果只听官方的言论，则我国奉行的至高信条，显然是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精神：要求国人以清教徒式的自力更生准则自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人自求多福。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国家开支的分配以及一些国家政策，则我国的模式，在实质上近于欧洲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却远远超过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的现实是：
一、过去10年，我国常年的社会发展开支（主要是住屋、保健、教育）占40到45%。而经济发展开支（包括大型基建工程如地铁等）仅占12到20%。
二、有资助低收入国人的庞大的特别转移——填补教育储蓄户头、保健储蓄户头、保健基金、特别户头，以及为水电、组屋杂费和租金等提供回扣；捐款建立社区关怀基金。此外，还有一次过的花红，如就业奖励花红、新新加坡股票、经济重组股票以及增长配套等等。
三、政府还拨出巨额的款项增进全民的资产，如组屋的增值计划等。
四、过去47年，国家确实从社会的一个阶层，转移巨额支出到另一阶层。根据2004年的财政预算，90%的国人，只要不拥有汽车，那他们所获得的国家援助远超其所付的税金。底层的20%家庭，一般不拥有汽车，获得的援助超过其所缴付的税额达1万3000元。而最高层的20%家庭，如果拥有汽车并雇用女佣，则其所缴付的税额超过国家给于的利益多达4万2000元。
深谙开国元勋想法的严崇涛曾断然说，他们根本就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可是，近年来的官方言论，为什么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却讳莫如深呢？
口头上鞭挞福利主义
原因很多，首先，虽然政府大幅度的参与经济活动，新加坡的经济，向来却是由市场来驱动。我国的政府联系企业，都以利润挂帅，是典型的商业机构。
二来，有鉴于“福利国家”鸦片对民众的吸引力，政府为了要替全民免疫，预防上瘾，所以在口头上，不得不对福利主义大加鞭挞。
那么，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体制该如何定位呢？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我国已经先于西方，走上了“第三条”的康庄大道？
一些对东方思想有认识的人，或者会指出：“这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正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我国政府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民主与极权，权利与责任等这一对又一对的两极之间，活用了中庸之道——决策时“允执其中”，力求“无过无不及”，不忘“和而不同”，又善于“通权达变”。
“第三条路”也好，中庸之道也好，体制的名称倒不是最重要的。笔者认为，讨论我国政治时，有两个因素不能不考虑：
面对国际竞争力的挑战
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这是我们的宿命。不过，小国自有小国的生存之道。要谨记的是：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要世界适应我们。有些泱泱大国可以闭起国门，进行各式各样的社会制度实验，经过五六十年，痛定思痛，改弦易辙之后，虽然满身伤痕，却能迅速复元。如果我国被迫关上国门，受得了吗？
国际竞争力这个问题，最容易说明我们的决策局限。如果全世界都在降低公司税以吸引外资，我们能够不跟着做吗？我们有执着于意识形态的余地吗？
二、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力。我国建国历史既浅短，族群文化和宗教都是多元化，潜伏着的各式各样的“断层线”(fault lines)。激活之后，每一条都可以致命。分化社会的议题，不论是真实的矛盾（如族群权利），还是观念情绪问题（如精英议题），都不能不小心处理。
我国体制将来会如何演变，实在很难逆料，不过，有一条底线倒是相当清楚的：我们不能允许社会分化，一定要确保国家团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对瞬息万变、波涛汹涌的国际大环境，奋力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名称固然重要，脚踏实地，把握现实，却是生存之道。
联合早报 言论 2006年12月28日
如果一个人贫困潦倒，自由主义者会把矛头指向社会，认定他是被制度所剥削，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保守主义者则大多会认为，这个人不够努力、没有志气、咎由自取。于是，自由主义者会建议社会干预，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制度使其更为公平、追求人人平等。而保守主义者会主张重整道德价值，加强个人的责任感，鼓励良好的工作态度，奖励成就，回报贡献等等。 当然，这两种看法都各有道理。
而今日美国政界一大趋势是：大家都在努力，企图摸索出一条结合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精华的“第三条路”。
“行得通的社会主义”
这令人联想到新加坡社会体制的定位同题。以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新加坡这混合式的社会体制宛如一头“四不像”的怪兽，让学者们伤透脑筋，无以名之。于是众说纷纭：有些外国学者称之为“务实的资本主义”，而前副总理吴庆瑞却说，我国实行的是“行得通的社会主义”。
根据《海峡时报》的高级评论员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的观察，如果只听官方的言论，则我国奉行的至高信条，显然是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精神：要求国人以清教徒式的自力更生准则自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人自求多福。但是，如果仔细审视国家开支的分配以及一些国家政策，则我国的模式，在实质上近于欧洲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却远远超过美国式的资本主义。
新加坡的现实是：
一、过去10年，我国常年的社会发展开支（主要是住屋、保健、教育）占40到45%。而经济发展开支（包括大型基建工程如地铁等）仅占12到20%。
二、有资助低收入国人的庞大的特别转移——填补教育储蓄户头、保健储蓄户头、保健基金、特别户头，以及为水电、组屋杂费和租金等提供回扣；捐款建立社区关怀基金。此外，还有一次过的花红，如就业奖励花红、新新加坡股票、经济重组股票以及增长配套等等。
三、政府还拨出巨额的款项增进全民的资产，如组屋的增值计划等。
四、过去47年，国家确实从社会的一个阶层，转移巨额支出到另一阶层。根据2004年的财政预算，90%的国人，只要不拥有汽车，那他们所获得的国家援助远超其所付的税金。底层的20%家庭，一般不拥有汽车，获得的援助超过其所缴付的税额达1万3000元。而最高层的20%家庭，如果拥有汽车并雇用女佣，则其所缴付的税额超过国家给于的利益多达4万2000元。
深谙开国元勋想法的严崇涛曾断然说，他们根本就是务实的社会主义者。可是，近年来的官方言论，为什么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却讳莫如深呢？
口头上鞭挞福利主义
原因很多，首先，虽然政府大幅度的参与经济活动，新加坡的经济，向来却是由市场来驱动。我国的政府联系企业，都以利润挂帅，是典型的商业机构。
二来，有鉴于“福利国家”鸦片对民众的吸引力，政府为了要替全民免疫，预防上瘾，所以在口头上，不得不对福利主义大加鞭挞。
那么，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体制该如何定位呢？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我国已经先于西方，走上了“第三条”的康庄大道？
一些对东方思想有认识的人，或者会指出：“这不是什么新玩意儿，正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我国政府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民主与极权，权利与责任等这一对又一对的两极之间，活用了中庸之道——决策时“允执其中”，力求“无过无不及”，不忘“和而不同”，又善于“通权达变”。
“第三条路”也好，中庸之道也好，体制的名称倒不是最重要的。笔者认为，讨论我国政治时，有两个因素不能不考虑：
面对国际竞争力的挑战
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国，这是我们的宿命。不过，小国自有小国的生存之道。要谨记的是：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要世界适应我们。有些泱泱大国可以闭起国门，进行各式各样的社会制度实验，经过五六十年，痛定思痛，改弦易辙之后，虽然满身伤痕，却能迅速复元。如果我国被迫关上国门，受得了吗？
国际竞争力这个问题，最容易说明我们的决策局限。如果全世界都在降低公司税以吸引外资，我们能够不跟着做吗？我们有执着于意识形态的余地吗？
二、国家的认同与凝聚力。我国建国历史既浅短，族群文化和宗教都是多元化，潜伏着的各式各样的“断层线”(fault lines)。激活之后，每一条都可以致命。分化社会的议题，不论是真实的矛盾（如族群权利），还是观念情绪问题（如精英议题），都不能不小心处理。
我国体制将来会如何演变，实在很难逆料，不过，有一条底线倒是相当清楚的：我们不能允许社会分化，一定要确保国家团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对瞬息万变、波涛汹涌的国际大环境，奋力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名称固然重要，脚踏实地，把握现实，却是生存之道。
联合早报 言论 2006年12月28日
有怎样的信徒，就有怎样的宗教
“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
这是十多年前，高声庆贺自已幸亏不是新加坡人的龙应台，把我国上上下下一网打尽的豪语。今日旧话重提，当然不是想趁现在台湾政坛五颜六色，陈水扁窘态必露之时，回敬一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总统。”我只是想套用龙女士的这句名言，讨论一下“有怎样的信徒，就有怎样的宗教”的看法。
凡宗教乃至於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其诠释空间。而个人对其信仰最深沈、最本质性的诠释，是决定于他的人格结构的。 不同的人对同一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诠释，可以有很大的差异。 而宗教不同的人，如果人格结构相似，却可能有相同的宗教精神态度。
邻居的老祖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终於“领洗”了！邻居一家十分欣慰，多年的耐心劝说，每星期不惮其烦、连哄带骗的拉她去听道理，终於奏效。不料，祖母“重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竟兴高采烈的宣布，她中彩票了！中奖的“真字”是她向上帝祈求得来的。我怀疑，她信了大半辈子的“大伯公”，在她心目中，只是改了个名字罢了。
独裁的上帝或人文的上帝
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说：“在不同的宗教中，会有相同的宗教态度，而在同一的宗教里，却会有不同的宗教态度。譬如说，释迦、以赛亚、基督、苏格拉底或斯宾诺沙的教训中有相同的宗教态度，因为他们所表现的最深层的精神，同样是人对爱、真理、与公义的追求。而基督教的喀尔文体系却与独裁政治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强调的精神是，一味顺从、缺乏爱，和不尊重个人。”（心理分析与宗教 弗洛姆）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格不成熟的信徒，由于心灵空虚，对自已毫无信心、自觉无能无助，所以需要义无反顾的屈服於某种有力的权威，以取得人生的意义与目的，以逃避自己的傍徨无助。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像一些极权领袖（希特勒）与其子民的关系。他对上帝崇拜、顺从、敬畏的理由，不在神的德性、爱或公义，而是因为上帝有控制力，有无限的力量。他以完全顺从作为交换，取得安全感与力量。
一个充满爱心、人格成熟的信徒。他会以耶苏为典范，发展慈爱，以达到“爱邻如己”的境界，体验物物之休戚相关。他认清现实，一方面觉醒到自己的极限，另一方面觉醒自己的潜力。他知道宗教的目标是要发挥上帝给人的力量，而不是强调人的无助与无能。人的美德，是实现上帝给人的理性智慧所发展出来理想，而不是盲目的顺从。他的信仰是建立在思想与感情的体验上，不在咐和那些有声威的倡议者。同一宗教，体验全异。（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笔者在这里只援引基督教的例子，因为就算不小心说了什么冒犯的话，被追杀的可能性比较小。请谅解。）
你信的是哪一个层次的神？
“整合心理学”相信，人格的发展过程是有阶段性的。基本上，是人对自我中心的克服。这就好像分子克服原子的自我中心，细胞克服分子的自我中心，生物体克服细胞的自我中心。一步一步，追求更深广的整体。人格发展，简单的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我中心”、“族群中心”与“世界中心”。信徒对宗教的体验的内涵，端视其人格发展处於那一个层次。所以，整合心理学家对信徒的提问是：“你信的是哪一个层次的神？” （肯恩。威尔伯 Ken Wilber）
一，“自我中心”
在初期，婴儿是与物质合一的；他分不出姆指与毛毯的不同。慢慢的，他开始认识到，咬姆指会痛，咬毛毯不会痛。换言之，他开始从“物质中心”转换到“生物中心”：“物质我”和物质世界已经分化。但“情感我”和情感世界还没有分化：自已感觉到什么，就认为世界也感觉到什么。整个世界和他一齐笑一齐哭。
这种自恋倾向随著“概念我”的显现，进一步松动或消失。这时的我是一种概念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依然无法扮演他人的角色，几乎全神贯注于自身，而不太能了解体会他人的感受。一个人人格的发展如果滞留在这个层次，那他的世界观也只能停留在一种“魔幻”的阶段。对宗教的真实体验，也只能是极度自我中心的“万物有灵论”：比如打雷是因为老天爷生我的气；家人生病是因为我忘记去拜神烧香；酷热的天气突然转凉是因为我刚刚施舍了乞丐；暴雨成灾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当。
二，“族群中心”
随着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开始显现时，这种自我中心观点便会彻底转换，成为以社会族群为中心。这个阶段的关键之处，并不在於我如何调适自己的冲动，而是我如何调适自己的角色，适应团体、同侪，乃至於更广阔的国家、人民。这是从“自我中心”倾向发展出来的重大转化。
不过要注意的是，照顾或关怀他人的心虽然已经扩及团体，但却仅止於此！如果你是我们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属於我们这个部落、神话、意识形态，你就和我们一样“得救”。如果你属於另一种文化、团体、神话，信仰另一种神，你就该遭到天谴。其教义里或有“不可杀人”的条规，但那只限於自己人，异教徒是可以杀的。
三，“世界中心”“族群中心”
再进一步，就是“世界中心”。宇宙不再以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我们这个宗教为中心。神爱世人，一视同仁。各种宗教里，都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信徒。回教苏菲派诗人卢米（Rumi），其诗作中所显露的与万物一体的意境，仿佛是出自禅师之口。
残废的人格
以上谈到的各种人格阶段，或高或低，都还算正常，基本指向生命。最可怕的一种人格，是指向死亡与破坏，一种退化性人格。一般人都喜欢看到欢乐，他们却憎恨欢乐，还刻意制造痛苦，兼具虐待与被虐待的倾向。那些把小猫小狗凌虐致死以取乐的无良之徒，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暴力行为的动机，归根究底，必竟是指向生命，服务生命的：譬如自卫性的暴力。就算暴怒、情绪失控，或报复行为，都有理可寻。而这类人格残废的人，却纯粹为了破坏而破坏，为了屠杀而屠杀。吊诡的是，他们最终、最深沉的追求是自己的灭亡。
身为德国犹太人的弗洛姆，经历了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浩劫之后，潜心研究这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动机。后来写成了“人类破坏性的解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建构了人类核心邪恶的理论。他分析了历史上几个著名人物如希特勒、史达林的虐待与恋尸倾向，深刻的描绘了他们追求死亡与破坏的残废人格的本质。
具有这种人格的信徒，今日在报章上、电视的屏幕上，天天制造新闻。他们高喊死亡万岁的口号，费尽心机搞破坏，借着宗教的名义滥杀无辜，还以烈士自居，妄想在天堂订位。罪在宗教吗？
笔者撰写这篇文稿的目的，仅希望提供一个观点，以理解今日的一些宗教现象。这里要申明的是：笔者不是无神论者，不否定超自然力量对人世干预的可能性。同时，宗教教义与其信徒人格的辩证关系， 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这是十多年前，高声庆贺自已幸亏不是新加坡人的龙应台，把我国上上下下一网打尽的豪语。今日旧话重提，当然不是想趁现在台湾政坛五颜六色，陈水扁窘态必露之时，回敬一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总统。”我只是想套用龙女士的这句名言，讨论一下“有怎样的信徒，就有怎样的宗教”的看法。
凡宗教乃至於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其诠释空间。而个人对其信仰最深沈、最本质性的诠释，是决定于他的人格结构的。 不同的人对同一宗教或意识形态的诠释，可以有很大的差异。 而宗教不同的人，如果人格结构相似，却可能有相同的宗教精神态度。
邻居的老祖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终於“领洗”了！邻居一家十分欣慰，多年的耐心劝说，每星期不惮其烦、连哄带骗的拉她去听道理，终於奏效。不料，祖母“重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竟兴高采烈的宣布，她中彩票了！中奖的“真字”是她向上帝祈求得来的。我怀疑，她信了大半辈子的“大伯公”，在她心目中，只是改了个名字罢了。
独裁的上帝或人文的上帝
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说：“在不同的宗教中，会有相同的宗教态度，而在同一的宗教里，却会有不同的宗教态度。譬如说，释迦、以赛亚、基督、苏格拉底或斯宾诺沙的教训中有相同的宗教态度，因为他们所表现的最深层的精神，同样是人对爱、真理、与公义的追求。而基督教的喀尔文体系却与独裁政治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强调的精神是，一味顺从、缺乏爱，和不尊重个人。”（心理分析与宗教 弗洛姆）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格不成熟的信徒，由于心灵空虚，对自已毫无信心、自觉无能无助，所以需要义无反顾的屈服於某种有力的权威，以取得人生的意义与目的，以逃避自己的傍徨无助。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就像一些极权领袖（希特勒）与其子民的关系。他对上帝崇拜、顺从、敬畏的理由，不在神的德性、爱或公义，而是因为上帝有控制力，有无限的力量。他以完全顺从作为交换，取得安全感与力量。
一个充满爱心、人格成熟的信徒。他会以耶苏为典范，发展慈爱，以达到“爱邻如己”的境界，体验物物之休戚相关。他认清现实，一方面觉醒到自己的极限，另一方面觉醒自己的潜力。他知道宗教的目标是要发挥上帝给人的力量，而不是强调人的无助与无能。人的美德，是实现上帝给人的理性智慧所发展出来理想，而不是盲目的顺从。他的信仰是建立在思想与感情的体验上，不在咐和那些有声威的倡议者。同一宗教，体验全异。（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笔者在这里只援引基督教的例子，因为就算不小心说了什么冒犯的话，被追杀的可能性比较小。请谅解。）
你信的是哪一个层次的神？
“整合心理学”相信，人格的发展过程是有阶段性的。基本上，是人对自我中心的克服。这就好像分子克服原子的自我中心，细胞克服分子的自我中心，生物体克服细胞的自我中心。一步一步，追求更深广的整体。人格发展，简单的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我中心”、“族群中心”与“世界中心”。信徒对宗教的体验的内涵，端视其人格发展处於那一个层次。所以，整合心理学家对信徒的提问是：“你信的是哪一个层次的神？” （肯恩。威尔伯 Ken Wilber）
一，“自我中心”
在初期，婴儿是与物质合一的；他分不出姆指与毛毯的不同。慢慢的，他开始认识到，咬姆指会痛，咬毛毯不会痛。换言之，他开始从“物质中心”转换到“生物中心”：“物质我”和物质世界已经分化。但“情感我”和情感世界还没有分化：自已感觉到什么，就认为世界也感觉到什么。整个世界和他一齐笑一齐哭。
这种自恋倾向随著“概念我”的显现，进一步松动或消失。这时的我是一种概念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依然无法扮演他人的角色，几乎全神贯注于自身，而不太能了解体会他人的感受。一个人人格的发展如果滞留在这个层次，那他的世界观也只能停留在一种“魔幻”的阶段。对宗教的真实体验，也只能是极度自我中心的“万物有灵论”：比如打雷是因为老天爷生我的气；家人生病是因为我忘记去拜神烧香；酷热的天气突然转凉是因为我刚刚施舍了乞丐；暴雨成灾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当。
二，“族群中心”
随着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开始显现时，这种自我中心观点便会彻底转换，成为以社会族群为中心。这个阶段的关键之处，并不在於我如何调适自己的冲动，而是我如何调适自己的角色，适应团体、同侪，乃至於更广阔的国家、人民。这是从“自我中心”倾向发展出来的重大转化。
不过要注意的是，照顾或关怀他人的心虽然已经扩及团体，但却仅止於此！如果你是我们这个团体的一份子，属於我们这个部落、神话、意识形态，你就和我们一样“得救”。如果你属於另一种文化、团体、神话，信仰另一种神，你就该遭到天谴。其教义里或有“不可杀人”的条规，但那只限於自己人，异教徒是可以杀的。
三，“世界中心”“族群中心”
再进一步，就是“世界中心”。宇宙不再以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意识形态、我们这个宗教为中心。神爱世人，一视同仁。各种宗教里，都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信徒。回教苏菲派诗人卢米（Rumi），其诗作中所显露的与万物一体的意境，仿佛是出自禅师之口。
残废的人格
以上谈到的各种人格阶段，或高或低，都还算正常，基本指向生命。最可怕的一种人格，是指向死亡与破坏，一种退化性人格。一般人都喜欢看到欢乐，他们却憎恨欢乐，还刻意制造痛苦，兼具虐待与被虐待的倾向。那些把小猫小狗凌虐致死以取乐的无良之徒，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暴力行为的动机，归根究底，必竟是指向生命，服务生命的：譬如自卫性的暴力。就算暴怒、情绪失控，或报复行为，都有理可寻。而这类人格残废的人，却纯粹为了破坏而破坏，为了屠杀而屠杀。吊诡的是，他们最终、最深沉的追求是自己的灭亡。
身为德国犹太人的弗洛姆，经历了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浩劫之后，潜心研究这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动机。后来写成了“人类破坏性的解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建构了人类核心邪恶的理论。他分析了历史上几个著名人物如希特勒、史达林的虐待与恋尸倾向，深刻的描绘了他们追求死亡与破坏的残废人格的本质。
具有这种人格的信徒，今日在报章上、电视的屏幕上，天天制造新闻。他们高喊死亡万岁的口号，费尽心机搞破坏，借着宗教的名义滥杀无辜，还以烈士自居，妄想在天堂订位。罪在宗教吗？
笔者撰写这篇文稿的目的，仅希望提供一个观点，以理解今日的一些宗教现象。这里要申明的是：笔者不是无神论者，不否定超自然力量对人世干预的可能性。同时，宗教教义与其信徒人格的辩证关系， 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黄淑敏博客事件
黄淑敏博客事件，到今日已有公论，可说是麈埃落定。
不过，这场热烈喧闹的公众议论里，笔者觉得，其中有一个相关概念 - “公众领域”，还没被充份认识。
报章上常有投函，不满一些年轻恋人在公众场合作即兴表演：在地铁车厢里、自动扶梯上，拥抱接吻、摸身摸世，旁若无人，有碍观瞻。爱情当然无罪，不过这类活动，在私人空间进行似乎比较恰当。
笔者认为，黄淑敏的一个不当之处，就是在公众的场合使用私人语言。她那种无厘头极尽侮辱能事的戏谑口吻，笔者非常熟悉。大学时代，死党每次见到我时，总用类似语言打招呼：“你这个五尺不到的侏儒，请在我这个正常人前面消失！”（笔者的正确高度是五尺一寸半！）“你这个三寸不够的武大郎，还不回家看住你的藩金莲。”如此这般来往几介回合之后，比较正常的交流才会开始。
这类辛辣放肆、戏谑多于恶意的语言，似乎还流行于学生的次文化。
黄淑敏道歉时说：“我真的没想到，我的博客会有这么多读者！”看来，她没有意识到她正面对着群众发言。所以肆意嘻笑怒骂，不太讲究礼貌。
根据调查报告，网上几百万个博客，九十多巴仙以上只有一个读者 - 那就是作者自己。很多人的博客都只是友辈之间聊天吹牛的小天地。十八岁的黄小姐，因为对博客公众领域的属性认识不清，掀起轩然大波，伤害了别人和自已，诚属不幸。分辨实体的私人与公共空间，还算容易。思想文化的公众领域，则常常令人迷误。当年有一位作家，在报章上发表了－阕不合规格的宋词。经人指出后，另一作家替他辩护，说这就像个人在冲凉房唱歌，就算荒腔走调，也无伤大雅。这位作家年纪不轻，还会把报章这历史悠久的，正式堂皇的文化公众领域，误认为私人浴室，遑论博客这方兴未艾的虚拟空间。
经过事件以后，希望国人对自己在公众领域里的言行，更具责任感。
公众领域里有不同的范畴。在娱乐的范畴里，周星驰那种无厘头的表演，令人激赏。而黄淑敏用无厘头的语言批评Derek Wee，虽然批评的内容不无道理，却令人反感，觉得她态度恶劣，不尊重别人。可见谈论的内容决定了其范畴的性质，讨论严肃的话题时，应采用相对严肃的态度。而国家政治应该属于严肃的议题吧！
那些自认为有权利公然戏谑政治领袖的国人，或且应该想想这个问题。
联合早报 交流 2/12/2006
不过，这场热烈喧闹的公众议论里，笔者觉得，其中有一个相关概念 - “公众领域”，还没被充份认识。
报章上常有投函，不满一些年轻恋人在公众场合作即兴表演：在地铁车厢里、自动扶梯上，拥抱接吻、摸身摸世，旁若无人，有碍观瞻。爱情当然无罪，不过这类活动，在私人空间进行似乎比较恰当。
笔者认为，黄淑敏的一个不当之处，就是在公众的场合使用私人语言。她那种无厘头极尽侮辱能事的戏谑口吻，笔者非常熟悉。大学时代，死党每次见到我时，总用类似语言打招呼：“你这个五尺不到的侏儒，请在我这个正常人前面消失！”（笔者的正确高度是五尺一寸半！）“你这个三寸不够的武大郎，还不回家看住你的藩金莲。”如此这般来往几介回合之后，比较正常的交流才会开始。
这类辛辣放肆、戏谑多于恶意的语言，似乎还流行于学生的次文化。
黄淑敏道歉时说：“我真的没想到，我的博客会有这么多读者！”看来，她没有意识到她正面对着群众发言。所以肆意嘻笑怒骂，不太讲究礼貌。
根据调查报告，网上几百万个博客，九十多巴仙以上只有一个读者 - 那就是作者自己。很多人的博客都只是友辈之间聊天吹牛的小天地。十八岁的黄小姐，因为对博客公众领域的属性认识不清，掀起轩然大波，伤害了别人和自已，诚属不幸。分辨实体的私人与公共空间，还算容易。思想文化的公众领域，则常常令人迷误。当年有一位作家，在报章上发表了－阕不合规格的宋词。经人指出后，另一作家替他辩护，说这就像个人在冲凉房唱歌，就算荒腔走调，也无伤大雅。这位作家年纪不轻，还会把报章这历史悠久的，正式堂皇的文化公众领域，误认为私人浴室，遑论博客这方兴未艾的虚拟空间。
经过事件以后，希望国人对自己在公众领域里的言行，更具责任感。
公众领域里有不同的范畴。在娱乐的范畴里，周星驰那种无厘头的表演，令人激赏。而黄淑敏用无厘头的语言批评Derek Wee，虽然批评的内容不无道理，却令人反感，觉得她态度恶劣，不尊重别人。可见谈论的内容决定了其范畴的性质，讨论严肃的话题时，应采用相对严肃的态度。而国家政治应该属于严肃的议题吧！
那些自认为有权利公然戏谑政治领袖的国人，或且应该想想这个问题。
联合早报 交流 2/12/2006
札记 06/10/11 肯 威伯尔 万法简史
- 读了KEN WILBER的万法简史。
- 希望他的讲法是正确的：他认为万物乃太一演化的结果，而太一乃意识也。而人如果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来身份- 太一，而且能安住其中，就是得道了。
- 看来，ken 可说是融合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究竟学问。他对心理学，西方哲学，现代性，后现代性，理性主义，存在主义，浪漫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环保理论乃至佛学，兴都教与巫师境界等学说都作了简洁有力的概括与评价。
- 对像我这种好奇心没有边界，能力却非常有限的人，遇到他真是大幸！他似乎替我把半世漫游，东张西望，费尽力气，搜集到的各式各样、琐琐碎碎、似懂非懂的知识，作了一个总结与清楚的解说，使我不至于半途而废，无功而终。阿弥陀佛！功德无量！
- 他为“法界”作了一幅“全象限全阶序”的地图，简单明白的标示了法界里面各种事物境界的位置。让寻道者有所依持。打算翻译他一些较通俗短篇的文字，介绍给有缘人。
札记 理解公共领域 - 肖滨
一、公共领域的历史缘起: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公共领城并非自古就存在。事实上，即使在欧洲中世纪，与私人领域明确分离而独立运作的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也未出现。不过，既然是一种历史现象，公共领域的形成就必有其历史之缘起:如果说，古代希腊人对“公”与“私”两个领域的初步划分， 对后来公与私两个领域的分离以及公共领域的产生其有规范性的文化意义，那么，随着欧洲封建社会后期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分化与终结，逐渐脱离封建君主控制的公共权力（体现为官僚制度、公共财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军队）与私人自律的领域之间形成的双峰对峙的格局则为公共领域最终浮出水面奠定了初步的历史基础.
.二、公共领域的历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社会前提来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是市民阶级与公共权力的对立。随着市民阶级逐步愈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他们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主体（公众）。就社会定位而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块中间地带:一方面，它不仅与公共权力相对立，而且是针对公共权力的批判空间:另一方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不同于私人领城，它虽然立足于不受公共权力管辖的私人领域，它却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在内部结构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文学公共领城和政治公共领域两大部分:前者的机制体现是咖啡馆、沙龙和文学艺术的俱乐部等，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是公共舆论的萌芽之地;后者则是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直接较量的话动空间.在运作机制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采取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和公开讨论的方式。在功能体现上，形成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公共舆论并最终转换为意识形态，则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挥其功能的要害所在。
三、公共领城的内在紧张:在理想模式与现实转型之间作为历史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其内在的紧张:就理想类型而言，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以私人自律领域与有限的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截然划分为前提，它是公共性的载体、公共理性精神的摇篮。但在现实的运作中，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型，不仅公私领域的二分结构趋于解体，而且公共领域本身己经被各种利益团体所侵占，特别是作为其运作工具的大众媒体受到公共权力和市场势力的双重宰制，公共领域实际已成为被利益集团操纵的空间，伪公共性替代了真正的社会共识。化解这种内在的紧张有赖于理想模式与现实格局之间的双向调适。
四、 公共领城的公共性对一种历史现象的理论解释作为对种历史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公共领域“概念既有基本的指称对象和学理涵义.也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导向。就前者而言， “公共领城”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城与公共权力领城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目在形成公共舆论、 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其的批判空间。从后者来看，“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
五、从文明社会看公共(众)领城如果把一个社会区分为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共)领域四个运作空间，那么，丶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就取决于这四个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问的公众(共)领域，如何方可通过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体现其公共理性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公共权力和市场力坛对它的宰制与操纵，从而保持其相对的独立与自治，这是决定公共 (众)领域之命运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除此之外，在公共(众)领域内部，为文学艺术的公共领域(诸如美术馆、学术沙龙之类)留下相对独立的空间，也是公共领域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这同样有赖于对公共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对市场势力清醒而有力的抵制。
总而言之，社会的文明和公共领域的前景，取决于社会诸多领域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大体平衡.
感想：
在公共领域甫形成初期，参与其间的发言者，并不是什么普罗大众，而是代表当时社会的前卫力量，有能力与腐朽的封建势力抗衡对话的，充满活力，有抱负有担当的资产阶级精英。所以，这些对话有足够的动力形成社会舆论，最终转化为意识形态，变成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一种政治力量。
反观今日，在公众领域营营扰扰的，不是那些背后有政治或经济利益动机的活动份子，就是那些好出风头的浅薄学舌者，更多见的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跟着起哄的闹事份子。把他们当真，实在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愚昧行为。
汉娜 阿伦特认为，人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的自我显示既是精英的，又不是精英的。她看到，即使充分民主的政治空间也不能避免精英倾向，因为总有一些公民比别的公民更有参与的勇气和能力。但是，阿伦特强调，这种民主政治精英的基础却"只能是对平等者的信任，"由此它又不是精英的。初看上去，阿伦特这种民主政治精英观与雅斯培只有少数人才特别具备交际意识和能力的想法有相通之处，但她在政治公共领域问题上的立场却要民主化和多元化得多。
阿伦特对存在主义的重新记忆，其核心是扬弃海德格尔的绝对自我论，并同时开拓雅斯培(Karl Jaspers)的主体间交际学说。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把人的自我当作绝对独一无二的、不能用概述性语言描述的存在，其危险是从人的本质中排除了作为人类的共同之处。海德格尔把真正的自我看成是应疏远尘世("他们"的世界)的孤独存在，成为阿伦特所批评的那种"绝对自我主”。阿伦特批评道："如果人的概念不包括把人看作是与他人处于同一世界，那么这些原子化了的自我所机械结合的基质便与人的概念格格不入。"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评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她在直接批判极权主义时反复强调的就是极权统治将人原子化为孤独而相互隔离的"群众"。阿伦特批判极权统治将"群众"结合为一种与人的概念格格不入的、无灵魂的、千人一面的"人民"。极权统治封杀了一切自由的公共空间，使得沦为"群众"的人们只能通过"党"和"领袖"才能感觉到相互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将人彻底个体化、原子化，所起的正是为极权统治开脱罪责的作用。
阿伦特强调，雅斯培的存在主义和海德格尔的有根本的区别。在雅斯培那里，"交际"而非"原子化自我"成为存在主义的中心命题。阿伦特解释道："在雅斯培看来，交际是哲学参与的极佳形式，同时也是(人们)共同从事的哲学(活动)。"在交际中，人与人象是在苏格拉底对话中那样以"迎取新思想的方式"(maientic method)平等地相互诉求，其价值不在于获取不变的、终极性的结果，而在于激活表露自由的存在。阿伦特指出，哲学家没有不同于旁人的存在。因此，在雅斯培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可以用来构建普遍人际交流的模式。这种人际交流模式建立的是与自由主义权利论完全不同的自由观。因此，极权虽然可以剥夺和压制人们的权利自由(liberties)，但它却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存在自由(freedom)。
阿伦特写道："在雅斯培那里，存在不是一种在的形式，而是一种人类自由的形式。"存在不是指人就是这样，或只能是这样，而是指人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自由指的是"有潜在自发力的人拒绝把他自己仅仅看成是一种结果，而且，自由的人只有在通过交际与别人的自由发生联系时，才算是实现了他的存在。"阿伦特把自由者的人际相互意识确定为现代政治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她明确指出："存在的本质决定了它从不是孤立的。只有在交际中，只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才有存在。"
阿伦特对雅斯培存在主义交际说进行了理论开拓，将它发展为一种关于自由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理念。从雅斯培的存在主义交际论到阿伦特的政治公共领域论，有两个方面的具体发展。第一，阿伦特特别强调政治对于自我实现的绝对必要性。第二，她将存在主义的"交际"观念通过"公共领域"观念来充分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两个方面的转折使得阿伦特所表述的存在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存在主义。
尽管雅斯培将自我存在和自由的体验从海德格尔的唯我主义和自我主义中解脱出来，但他还远未能将人的存在与公共政治联系起来。在二次世界大战前，雅斯培怀疑介入政治是否能帮助人洞察自己的存在。他写道;政治交往……不可避免地背负着虚伪的罪孽，……(因此，)在政治中不应谈人的本质。"他甚至认为，当政治主导人际关系时，政治"蔽障存在，使之消失"。尽管如此，雅斯培并没有完全排除政治，他甚至认为政治不是不可以将人带向真正的自由和自我："如果人能至少在公共生活中参与行动和知识，那么政治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尊严。唯有如此，人才能接触到一切存在所依赖的那种权力。"因此，那些负责任的，有存在意识者的参与意向便十分重要。一方面，他们是否积极参与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品质的风信标，公共生活越健康，这样的人才越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他们的参与则有助于提高公共话语和行为的层次和品质。
阿伦特很欣赏雅斯培关于政治更新的想法，但她同时更强调，政治从本质上说就应当具有显现自我的作用。阿伦特常常把政治自由等同为自由本身。她认为，应当把一个人是"什么"和是"谁"区分开来，我是什么(工作、职务)不等于我是谁。前者指的是一种客在的、经验的在，后者指的则是那个必须由言论和行为才能显示的自我;前者重在现实如此，后者重在制创更新。只有我是谁能标志我的自由，因为它是由我的选择和制创力在不断塑造的。
选择和制创的两个根本因素，言论和行为，都必须在公共舞台上显示，因此从根本上说都是政治性的："在行为和言论中，人们显示出他们是谁，积极地显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本我，以此出现在人类世界之中。
" (徐 贲 <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 )
.二、公共领域的历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社会前提来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是市民阶级与公共权力的对立。随着市民阶级逐步愈识到自己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他们成了对公共权力进行讨论(批判)的主体（公众）。就社会定位而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块中间地带:一方面，它不仅与公共权力相对立，而且是针对公共权力的批判空间:另一方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不同于私人领城，它虽然立足于不受公共权力管辖的私人领域，它却跨越个人和家庭的藩篱，致力于公共事务。在内部结构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包括文学公共领城和政治公共领域两大部分:前者的机制体现是咖啡馆、沙龙和文学艺术的俱乐部等，它是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是公共舆论的萌芽之地;后者则是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直接较量的话动空间.在运作机制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采取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和公开讨论的方式。在功能体现上，形成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公共舆论并最终转换为意识形态，则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挥其功能的要害所在。
三、公共领城的内在紧张:在理想模式与现实转型之间作为历史形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其内在的紧张:就理想类型而言，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以私人自律领域与有限的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截然划分为前提，它是公共性的载体、公共理性精神的摇篮。但在现实的运作中，随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型，不仅公私领域的二分结构趋于解体，而且公共领域本身己经被各种利益团体所侵占，特别是作为其运作工具的大众媒体受到公共权力和市场势力的双重宰制，公共领域实际已成为被利益集团操纵的空间，伪公共性替代了真正的社会共识。化解这种内在的紧张有赖于理想模式与现实格局之间的双向调适。
四、 公共领城的公共性对一种历史现象的理论解释作为对种历史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公共领域“概念既有基本的指称对象和学理涵义.也有明确的价值规范导向。就前者而言， “公共领城”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城与公共权力领城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目在形成公共舆论、 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其的批判空间。从后者来看，“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其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其基石。
五、从文明社会看公共(众)领城如果把一个社会区分为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共)领域四个运作空间，那么，丶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就取决于这四个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问的公众(共)领域，如何方可通过自我规范、自我约束，体现其公共理性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如何避免公共权力和市场力坛对它的宰制与操纵，从而保持其相对的独立与自治，这是决定公共 (众)领域之命运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除此之外，在公共(众)领域内部，为文学艺术的公共领域(诸如美术馆、学术沙龙之类)留下相对独立的空间，也是公共领域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这同样有赖于对公共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对市场势力清醒而有力的抵制。
总而言之，社会的文明和公共领域的前景，取决于社会诸多领域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大体平衡.
感想：
在公共领域甫形成初期，参与其间的发言者，并不是什么普罗大众，而是代表当时社会的前卫力量，有能力与腐朽的封建势力抗衡对话的，充满活力，有抱负有担当的资产阶级精英。所以，这些对话有足够的动力形成社会舆论，最终转化为意识形态，变成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一种政治力量。
反观今日，在公众领域营营扰扰的，不是那些背后有政治或经济利益动机的活动份子，就是那些好出风头的浅薄学舌者，更多见的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跟着起哄的闹事份子。把他们当真，实在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愚昧行为。
汉娜 阿伦特认为，人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的自我显示既是精英的，又不是精英的。她看到，即使充分民主的政治空间也不能避免精英倾向，因为总有一些公民比别的公民更有参与的勇气和能力。但是，阿伦特强调，这种民主政治精英的基础却"只能是对平等者的信任，"由此它又不是精英的。初看上去，阿伦特这种民主政治精英观与雅斯培只有少数人才特别具备交际意识和能力的想法有相通之处，但她在政治公共领域问题上的立场却要民主化和多元化得多。
阿伦特对存在主义的重新记忆，其核心是扬弃海德格尔的绝对自我论，并同时开拓雅斯培(Karl Jaspers)的主体间交际学说。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把人的自我当作绝对独一无二的、不能用概述性语言描述的存在，其危险是从人的本质中排除了作为人类的共同之处。海德格尔把真正的自我看成是应疏远尘世("他们"的世界)的孤独存在，成为阿伦特所批评的那种"绝对自我主”。阿伦特批评道："如果人的概念不包括把人看作是与他人处于同一世界，那么这些原子化了的自我所机械结合的基质便与人的概念格格不入。"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评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她在直接批判极权主义时反复强调的就是极权统治将人原子化为孤独而相互隔离的"群众"。阿伦特批判极权统治将"群众"结合为一种与人的概念格格不入的、无灵魂的、千人一面的"人民"。极权统治封杀了一切自由的公共空间，使得沦为"群众"的人们只能通过"党"和"领袖"才能感觉到相互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将人彻底个体化、原子化，所起的正是为极权统治开脱罪责的作用。
阿伦特强调，雅斯培的存在主义和海德格尔的有根本的区别。在雅斯培那里，"交际"而非"原子化自我"成为存在主义的中心命题。阿伦特解释道："在雅斯培看来，交际是哲学参与的极佳形式，同时也是(人们)共同从事的哲学(活动)。"在交际中，人与人象是在苏格拉底对话中那样以"迎取新思想的方式"(maientic method)平等地相互诉求，其价值不在于获取不变的、终极性的结果，而在于激活表露自由的存在。阿伦特指出，哲学家没有不同于旁人的存在。因此，在雅斯培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可以用来构建普遍人际交流的模式。这种人际交流模式建立的是与自由主义权利论完全不同的自由观。因此，极权虽然可以剥夺和压制人们的权利自由(liberties)，但它却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存在自由(freedom)。
阿伦特写道："在雅斯培那里，存在不是一种在的形式，而是一种人类自由的形式。"存在不是指人就是这样，或只能是这样，而是指人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自由指的是"有潜在自发力的人拒绝把他自己仅仅看成是一种结果，而且，自由的人只有在通过交际与别人的自由发生联系时，才算是实现了他的存在。"阿伦特把自由者的人际相互意识确定为现代政治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她明确指出："存在的本质决定了它从不是孤立的。只有在交际中，只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才有存在。"
阿伦特对雅斯培存在主义交际说进行了理论开拓，将它发展为一种关于自由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理念。从雅斯培的存在主义交际论到阿伦特的政治公共领域论，有两个方面的具体发展。第一，阿伦特特别强调政治对于自我实现的绝对必要性。第二，她将存在主义的"交际"观念通过"公共领域"观念来充分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两个方面的转折使得阿伦特所表述的存在主义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存在主义。
尽管雅斯培将自我存在和自由的体验从海德格尔的唯我主义和自我主义中解脱出来，但他还远未能将人的存在与公共政治联系起来。在二次世界大战前，雅斯培怀疑介入政治是否能帮助人洞察自己的存在。他写道;政治交往……不可避免地背负着虚伪的罪孽，……(因此，)在政治中不应谈人的本质。"他甚至认为，当政治主导人际关系时，政治"蔽障存在，使之消失"。尽管如此，雅斯培并没有完全排除政治，他甚至认为政治不是不可以将人带向真正的自由和自我："如果人能至少在公共生活中参与行动和知识，那么政治便具有一种特殊的尊严。唯有如此，人才能接触到一切存在所依赖的那种权力。"因此，那些负责任的，有存在意识者的参与意向便十分重要。一方面，他们是否积极参与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品质的风信标，公共生活越健康，这样的人才越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他们的参与则有助于提高公共话语和行为的层次和品质。
阿伦特很欣赏雅斯培关于政治更新的想法，但她同时更强调，政治从本质上说就应当具有显现自我的作用。阿伦特常常把政治自由等同为自由本身。她认为，应当把一个人是"什么"和是"谁"区分开来，我是什么(工作、职务)不等于我是谁。前者指的是一种客在的、经验的在，后者指的则是那个必须由言论和行为才能显示的自我;前者重在现实如此，后者重在制创更新。只有我是谁能标志我的自由，因为它是由我的选择和制创力在不断塑造的。
选择和制创的两个根本因素，言论和行为，都必须在公共舞台上显示，因此从根本上说都是政治性的："在行为和言论中，人们显示出他们是谁，积极地显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本我，以此出现在人类世界之中。
" (徐 贲 <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 )
璩美凤
看璩美风事件，感觉就像在读一部廉价的煽情小说。璩美凤被人陷害，惨得不像话。涉嫌的坏人坏得离谱：身为灵修导师又是交心朋友，竟然因为妒忌贪财，而挖空心思去打击璩美风。而且出手凶狠毒辣，招招直指要害，仿佛与她有不共载天之仇。恰巧又遇上财迷心窍的媒体，公然把别人生活最隐秘的部分，以最残酷的方式传播于天下！最出人意表的情节是，幕后主谋竟是个道貌岸然的社会公众人物，而他又是璩美风深爱过的人，思之叫人心惊胆寒·
璩美风受到的耻辱，实非一般女人所能承受。令人想起阮玲玉，不由地捏一把冷汗。我当时想，就算她不死，也只能够苟延残喘，要不就远走他乡，隐姓埋名过一生。
万万没想到，她不但不逃避，反而借丑闻带来的知名度，既出书又演出。还毫不犹豫地在电视上直接面对公众。
起初，我也有点受不了。后来想起了海明威的一句名言“活得快乐，就是最好的报复”，这才慢慢体会到璩美风复出的动机：有人要她身败名裂，她偏偏要乘这个机会名利双收；有人要她终身躲躲闪闪，见不得人，她偏偏要光采照人，成为明星。一介女流之辈，头脑如此清醒，性格这般坚韧，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当初，在台湾的新闻网站上，看到很多人用尽龉龊下流的语言痛骂璩美凤，着实有点惊讶：她明明是受害者，何以反遭围攻？当时的猜想是， 璩美风涉足政坛，政治仇敌、江湖恩怨在所难免。 加以统独省籍之争，使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所以，有人乘机践踏她，实不足为奇。
直到后来看到胡忠信的电视访谈，我才恍然大悟，她受众人辱骂，其实有更深刻的心理因素。
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来，华人世界长期忍受一种隐痛：旧有道德价值被撕裂的痛苦。 一方面，有人尽情享受性的欢娱，追逐金钱和物质；而在另一方面，有人痛心疾首（如胡忠信），不能理解那 些贪财好色的衣冠禽兽，何以毫无廉耻之心。最惨的是，在这两端之间，大部分人不知所从。所以， 很多人的道德是多重标准的。对他们来说，某些事情有时可以做，有时不可以做；做得到的时候可以做，做不到的时候不可以做，方便的时候可以做，不方便的时候不可以做；自己可以做，别人不可以做；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可以做，别人看到的时候不可以做。。。这样的人，在意识的层面上，不断企图说服自己是好人。不过，在心灵深处，他们就不那么肯定了。为了平衡心理，他们最容易把心里深藏的、自己最不敢面对的种种“罪恶感”投射到别 人身上。最常见的表现是“嫉恶如仇”。他们最热衷的事情是挖人隐私，吐人口水·以上分析，可以大致解释璩美风引起众怒的心理背最。
其实，璩美风那种“单身女郎，双人床”的生活方式，在当今的华人世界，并不罕见。很多影视艺人、“明星作家”以及风流的有钱人，对这方面的行为都不屑于隐瞒，还沾沾自喜，故意让公众知道。何以，唯独璩美凤引起公愤?
有人说她向来形象清纯，所以他们有受骗之 感；也有人说，因为她是公职人员，有责任树立 好榜样。
其实，有一个原因相当重要，却很少人说出口，那就是她在光碟录影里放浪无拘的床戏！这又是个观念问题！有人说，看了光碟之后，头天晚上吃的晚餐都吐出来；也有人说光碟蛮有教育性，他们夫妻家务事从此更加多姿多彩云云！
柏杨说， 理想的妻子应具备“三妇之件，曰：社会交际若贵妇，在家里干活若仆妇，闺房之内若荡妇。看来，璩小姐至少具备了两个条件，单身男士请留意咯!
日本丑闻最多的女歌星，应该是松田圣子。她结婚多次，与外国人搞婚外情，还被一个美国男人告上法庭，说她性骚扰。在36岁那年，离婚才一年多， 就跟一个才认识了一个多月、比她年轻很多的小子结婚。对别人的冷眼与揶揄，她一点都不在乎， 还召开记者会，宣布婚事。用华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新井，因此写了一篇文章大赞，说松田圣子对自己的欲望很诚实，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那天听到一个朋友骂璩美风是母狗，不禁失笑。美国著名女作家沃泽尔(Elizabeth Wurzer) 写过一本畅销书《母狗》，替那些敢于向社会挑战的“坏女人”平反。她说：“母狗”这个称呼是荣耀女人的桂冠！因为只有坚韧、勇敢、智慧、 积极、豪爽以及身经百战、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 才够资格被称为“母狗”，才能登入“母狗”的圣堂。
2002年3月10日 联合早报交流版
璩美风受到的耻辱，实非一般女人所能承受。令人想起阮玲玉，不由地捏一把冷汗。我当时想，就算她不死，也只能够苟延残喘，要不就远走他乡，隐姓埋名过一生。
万万没想到，她不但不逃避，反而借丑闻带来的知名度，既出书又演出。还毫不犹豫地在电视上直接面对公众。
起初，我也有点受不了。后来想起了海明威的一句名言“活得快乐，就是最好的报复”，这才慢慢体会到璩美风复出的动机：有人要她身败名裂，她偏偏要乘这个机会名利双收；有人要她终身躲躲闪闪，见不得人，她偏偏要光采照人，成为明星。一介女流之辈，头脑如此清醒，性格这般坚韧，实在令人刮目相看。
当初，在台湾的新闻网站上，看到很多人用尽龉龊下流的语言痛骂璩美凤，着实有点惊讶：她明明是受害者，何以反遭围攻？当时的猜想是， 璩美风涉足政坛，政治仇敌、江湖恩怨在所难免。 加以统独省籍之争，使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所以，有人乘机践踏她，实不足为奇。
直到后来看到胡忠信的电视访谈，我才恍然大悟，她受众人辱骂，其实有更深刻的心理因素。
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以来，华人世界长期忍受一种隐痛：旧有道德价值被撕裂的痛苦。 一方面，有人尽情享受性的欢娱，追逐金钱和物质；而在另一方面，有人痛心疾首（如胡忠信），不能理解那 些贪财好色的衣冠禽兽，何以毫无廉耻之心。最惨的是，在这两端之间，大部分人不知所从。所以， 很多人的道德是多重标准的。对他们来说，某些事情有时可以做，有时不可以做；做得到的时候可以做，做不到的时候不可以做，方便的时候可以做，不方便的时候不可以做；自己可以做，别人不可以做；别人看不到的时候可以做，别人看到的时候不可以做。。。这样的人，在意识的层面上，不断企图说服自己是好人。不过，在心灵深处，他们就不那么肯定了。为了平衡心理，他们最容易把心里深藏的、自己最不敢面对的种种“罪恶感”投射到别 人身上。最常见的表现是“嫉恶如仇”。他们最热衷的事情是挖人隐私，吐人口水·以上分析，可以大致解释璩美风引起众怒的心理背最。
其实，璩美风那种“单身女郎，双人床”的生活方式，在当今的华人世界，并不罕见。很多影视艺人、“明星作家”以及风流的有钱人，对这方面的行为都不屑于隐瞒，还沾沾自喜，故意让公众知道。何以，唯独璩美凤引起公愤?
有人说她向来形象清纯，所以他们有受骗之 感；也有人说，因为她是公职人员，有责任树立 好榜样。
其实，有一个原因相当重要，却很少人说出口，那就是她在光碟录影里放浪无拘的床戏！这又是个观念问题！有人说，看了光碟之后，头天晚上吃的晚餐都吐出来；也有人说光碟蛮有教育性，他们夫妻家务事从此更加多姿多彩云云！
柏杨说， 理想的妻子应具备“三妇之件，曰：社会交际若贵妇，在家里干活若仆妇，闺房之内若荡妇。看来，璩小姐至少具备了两个条件，单身男士请留意咯!
日本丑闻最多的女歌星，应该是松田圣子。她结婚多次，与外国人搞婚外情，还被一个美国男人告上法庭，说她性骚扰。在36岁那年，离婚才一年多， 就跟一个才认识了一个多月、比她年轻很多的小子结婚。对别人的冷眼与揶揄，她一点都不在乎， 还召开记者会，宣布婚事。用华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新井，因此写了一篇文章大赞，说松田圣子对自己的欲望很诚实，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那天听到一个朋友骂璩美风是母狗，不禁失笑。美国著名女作家沃泽尔(Elizabeth Wurzer) 写过一本畅销书《母狗》，替那些敢于向社会挑战的“坏女人”平反。她说：“母狗”这个称呼是荣耀女人的桂冠！因为只有坚韧、勇敢、智慧、 积极、豪爽以及身经百战、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 才够资格被称为“母狗”，才能登入“母狗”的圣堂。
2002年3月10日 联合早报交流版
国家的“气”
许多外国学者在总结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时，多着重在经济策略、政治体制、社会规范或领导人物的政治手段这些外在层面。笔者常觉得他们似乎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内在层面。
《海峡时报》的高级评论员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好像也有同感。10月21日，他在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把新加坡想象成一台机器是危险的》。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训练研究院前主任盖斯基埃（Dr Henry Ghesquiere）在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工程构建经济成长》（Singapore's Success: Engineering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讨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有过于机械化之嫌。
盖斯基埃似乎把新加坡看成一台制造经济成长的机器。而这台机器，是我国的政治领袖用多样不同构件，拼凑建成。“以族群和谐与社会公义作基座；用政治与社会安定来装裹；再把家庭价值、良好的工作精神、和谐的劳资关系等零件焊接牢固；再装上CPF（公积金）杠杆、EDB（经济发展局）铰链、SAF（武装部队）梁架，然后注入大量HDB（建屋发展局）滑润剂：一台生财机器便大功告成。”
贾纳达斯·蒂凡警告，一旦国人把新加坡看成仅是一台设计精良，只需不时稍加改进就能顺畅操作的机器，那新加坡可就要完蛋了。他说：“人制造机器，不是机器制造人。如果忘记了这点，这台精心建构的机器终将失灵。”
人民对领导层信任
看来，用一个有机的模式来描绘新加坡的经验，或者会比较恰当：在一个达尔文式的环境里，新加坡这个生命体不断为了求生存成长而奋斗演变，正视现实环境，不拘泥意识形态。 新加坡采取的一些策略，往往是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的，多少有一点摸着石子过河的味道，很多时候是没有前例可循的。既无蓝图规例，怎么可以说是工程构建呢？
这个生命体的想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涵指了东方人说的维系生命的“气”。我们相信，旺盛的生命，必然基于贯注其间一股“正气”。
新加坡成功，一个众所周知的因素，是人民对政治领导层的信任。这信任首先是建立在政府政绩的实际表现，还有就是对领导人物的高度的道德操守的尊敬。而这道德精神，就是建国以来，一直滋养着我国欣欣向荣的那股“正气”。
一个机构或国家，不论其组织多健全，资源多丰富，基建多现代化，一旦落在一些道德败坏的领导手里，不崩坏败落者几稀？道德精神是实实在在的，是维系国家社会健全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可是，由于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常被论者忽视。
在阅读开国元老们的传记与事迹时，不能不为他们的献身精神、勇气、诚信以及对政治理念坚持的刚毅所感动。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奥斯曼渥等等……无一不是硬铮铮的“好汉”。他们体现的道德情操，实在是我国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这些“乐龄人士”，在口沫横飞的议论国家大事时，总有同样的忧虑：这些维系国运的道德价值，在这个市场价值泛滥、道德相对主义横流的时代，会不会随时间的转移而消失无踪？曾经听过某位知名人士公然倡言，说贪婪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欲念能促进经济成长云云。价值如此颠倒，令人不能不担心。
要保证这些开国元勋精神的传承，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要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盖斯基埃的《新加坡的成功之道》一书，分析精辟，可说是非常精采，不过，看在国人眼里，却不是味道，觉得有其不足之处。
新加坡的故事将会被世人一写再写，我们要确保我们自己的版本不会被外人的声音所掩盖。而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是当年身历其境者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李资政的两本自传、经济发展局历任官员的回忆录《心耘》、严崇涛的文集，都让我们窥见了建国前后许多政治社会事件的真实情况。
学术性的著作固然重要，这些传记却更能让我们亲切的感觉到当代风云人物个性风度、音容笑貌。如韩瑞生的儒雅、拉惹勒南的幽默、巴克的潇洒……让他们体现的高尚情操更真实感人。希望看到国人能留下更多这一类的记录。
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挑选人材时，采取的严格遴选制度，相信是经过三代递换而政治领导层仍然能够保持高度道德水平的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道德价值能达成共识。希望国人扬弃明哲保身的心态，发挥高度公民意识，对坏事敢挺身谴责，遇到好事开口赞扬。
我国很多政治领袖，往往在退出政坛之后，就几乎销声匿迹，远离公众的视野。以他们的经验与见识，如果能在公共领域里多多发言，参与辩论，对共识铸造，会很有帮助。
维护这股看不见却关系重大的社会“正气”，是全民的责任。
2006-11-03 联合早报 言论版
《海峡时报》的高级评论员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好像也有同感。10月21日，他在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把新加坡想象成一台机器是危险的》。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区域训练研究院前主任盖斯基埃（Dr Henry Ghesquiere）在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工程构建经济成长》（Singapore's Success: Engineering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讨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有过于机械化之嫌。
盖斯基埃似乎把新加坡看成一台制造经济成长的机器。而这台机器，是我国的政治领袖用多样不同构件，拼凑建成。“以族群和谐与社会公义作基座；用政治与社会安定来装裹；再把家庭价值、良好的工作精神、和谐的劳资关系等零件焊接牢固；再装上CPF（公积金）杠杆、EDB（经济发展局）铰链、SAF（武装部队）梁架，然后注入大量HDB（建屋发展局）滑润剂：一台生财机器便大功告成。”
贾纳达斯·蒂凡警告，一旦国人把新加坡看成仅是一台设计精良，只需不时稍加改进就能顺畅操作的机器，那新加坡可就要完蛋了。他说：“人制造机器，不是机器制造人。如果忘记了这点，这台精心建构的机器终将失灵。”
人民对领导层信任
看来，用一个有机的模式来描绘新加坡的经验，或者会比较恰当：在一个达尔文式的环境里，新加坡这个生命体不断为了求生存成长而奋斗演变，正视现实环境，不拘泥意识形态。 新加坡采取的一些策略，往往是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的，多少有一点摸着石子过河的味道，很多时候是没有前例可循的。既无蓝图规例，怎么可以说是工程构建呢？
这个生命体的想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涵指了东方人说的维系生命的“气”。我们相信，旺盛的生命，必然基于贯注其间一股“正气”。
新加坡成功，一个众所周知的因素，是人民对政治领导层的信任。这信任首先是建立在政府政绩的实际表现，还有就是对领导人物的高度的道德操守的尊敬。而这道德精神，就是建国以来，一直滋养着我国欣欣向荣的那股“正气”。
一个机构或国家，不论其组织多健全，资源多丰富，基建多现代化，一旦落在一些道德败坏的领导手里，不崩坏败落者几稀？道德精神是实实在在的，是维系国家社会健全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可是，由于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常被论者忽视。
在阅读开国元老们的传记与事迹时，不能不为他们的献身精神、勇气、诚信以及对政治理念坚持的刚毅所感动。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林金山、奥斯曼渥等等……无一不是硬铮铮的“好汉”。他们体现的道德情操，实在是我国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这些“乐龄人士”，在口沫横飞的议论国家大事时，总有同样的忧虑：这些维系国运的道德价值，在这个市场价值泛滥、道德相对主义横流的时代，会不会随时间的转移而消失无踪？曾经听过某位知名人士公然倡言，说贪婪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欲念能促进经济成长云云。价值如此颠倒，令人不能不担心。
要保证这些开国元勋精神的传承，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要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盖斯基埃的《新加坡的成功之道》一书，分析精辟，可说是非常精采，不过，看在国人眼里，却不是味道，觉得有其不足之处。
新加坡的故事将会被世人一写再写，我们要确保我们自己的版本不会被外人的声音所掩盖。而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是当年身历其境者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李资政的两本自传、经济发展局历任官员的回忆录《心耘》、严崇涛的文集，都让我们窥见了建国前后许多政治社会事件的真实情况。
学术性的著作固然重要，这些传记却更能让我们亲切的感觉到当代风云人物个性风度、音容笑貌。如韩瑞生的儒雅、拉惹勒南的幽默、巴克的潇洒……让他们体现的高尚情操更真实感人。希望看到国人能留下更多这一类的记录。
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挑选人材时，采取的严格遴选制度，相信是经过三代递换而政治领导层仍然能够保持高度道德水平的原因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道德价值能达成共识。希望国人扬弃明哲保身的心态，发挥高度公民意识，对坏事敢挺身谴责，遇到好事开口赞扬。
我国很多政治领袖，往往在退出政坛之后，就几乎销声匿迹，远离公众的视野。以他们的经验与见识，如果能在公共领域里多多发言，参与辩论，对共识铸造，会很有帮助。
维护这股看不见却关系重大的社会“正气”，是全民的责任。
2006-11-03 联合早报 言论版
札记 06/10/22 新加坡经验的启示2
- 海峡时报的Janadas Devans在十月二十一日，发表了题为“把新加坡想象成一台机器是危险的”一篇文章。认为Dr Henry Ghesquiere在“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工程建构经济成长”一书中，讨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时，有过度机械化之嫌。他警告，一旦国人把新加坡看成是一台设计精良，只要不时改造就能顺畅操作的机器，那新加坡就完蛋了。 他说，人制造机器，不是机器制造人。如果忘记了这点，这台精心建构的机器终将失灵。
- 看来，他认为，用一个比较有机的模式来描绘新加坡的经验，会比较恰当：在一个达尔文式的环境里，新加坡这个生命体，不断的为了求生存而奋斗演变。随机应变，因势利导。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多少有一点摸着石子过河的味道，很多时候是没有前例可循的。既无蓝图规例，怎么可以说是工程建构呢？
- 他指出，许多有利于经济成长的非经济因素，常常是历史环境所塑造促成。例如，有助新加坡经济成长的两个重要条件：对良好国家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强调与多元种族政策的形成，都与人民行动党经历过的历史危机有关。
- 这两宗政治危机，分别是：（1）1961年行动党几乎惨败于极端左翼手中，以及（2）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 他分析：
当时的共产党员都以忠诚，勇敢与诚实见称，深得群众尊敬。行动党政府与之斗争，不能不致力确保政府的高度廉洁。同时，由于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行动党政府不得不尽快改善民生、并主持社会正义、现实机会均等，努力显示其优越的治国能力，让人民信服，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 在被逐出了马来西亚之后，为了维持社会安定，必得确保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共处。多元种族政策是唯一的选择。
札记 06/10/11 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 许多学者在总结新加坡奇迹的启示与教训时，似乎多集中在经济策略，政治体制，社会规制（Institution），或领导人物的政治手段这些外在层面。他们似乎遗漏了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即新加坡开国元老们所共同体现的内在道德境界与现实世界观。没有高超的道德操守与真实无华的人性认识的领导推动，纵有良好的体制系统，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 认识并总结这些智慧，有助于把握新加坡成功之道的秘密。同时，可作为新加坡未来领导的指南，与传承教育的宝贵资讯。
质疑民主
苏联东欧诸国的改革经验与中国的比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民主”：怀疑它究竟是不是如许多西方人士所说的那样，是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包治百病的“灵丹仙药”。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一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乐读者。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全面的讨论。
1． 大众偶像 VS 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拉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终结者”阿诺，唇红喉深的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领袖。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2． 广场效应VS 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行。在情绪高涨，大家“爽”得不得了的时候，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称的“广场效应”。耶稣当年，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
今日的代议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3．局部、短期的利益 VS 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的时候，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当时大吃一惊，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牺牲了！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拒绝批准京都条约，把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4．激动人心的议题 VS 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辩论较量，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籍口，往往是在位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或群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1． 这类议题最容易为民众所掌握理解。“全球化的挑战”“经济重组”之类的问题，很多人似懂非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却似乎是不辩自明，看一眼就知道的。2． 这类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斤斤计较，非常务实。可是一到宏观层面，“群众人”的特点转为情绪化：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大家乐得表现的英勇豪迈。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3． 提出这类议题较省力，且容易取胜：既不必提供资料数据，也不必费时费力的去建构理论检验事实，只要有办法把“坏”的标签牢牢的贴在对方身上，或者让人相信自己比对方更“好”，就可以了。今日极端回教份子挑战温和派，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他们要人相信，他们才是真正根据可兰经信条生活的回教徒，而对方不是。有趣的是，释迦牟尼也曾遇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一位弟子提摩达多，觊觎佛陀僧团的领导地位，遂提出了所谓“五法”：五条极端严格的禁欲戒律。譬如要求比丘只能露天住宿，不得进入人家屋内；只能把钵生活，不可接受供养；只能穿粪扫衣等等。总之，他努力显示自己比佛陀更加佛陀，以期达到篡取僧团领导权的目的。一时他竟成功的分裂了僧团，带走了五百多个僧人。幸亏，最后他失败了（我的释尊观 池田大作著）。
以上所谈的种种民主的弊病，都是常见的问题。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不能避免。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选民的素质、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相互制约的种种政治基建有关。一般上，民主年龄愈幼嫩的社会，发病的机会愈高。
笔者是认同民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的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
以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析过。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普选区制度。这种种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
2006年7月26日 联合早报 言论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以政治开放为改革主导的苏联与东欧诸国，不但经济没有什么发展，还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国家分裂的局面。更要命的是，同时还引爆了几场没完没了后患无穷的族群冲突。
反观中国，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专心一志的发展经济，开放不过二三十年，结果成了继亚洲小龙奇迹之后，蓄势待飞的一条经济巨龙。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印度，老牌的民主大国。
于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民主”神圣地位，开始动摇。虽然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专制比民主好，但劝人不要迷信“民主神话”之类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实，对民主的质疑，自古就有。西方哲学的老祖宗柏拉图，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反民主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有很多种讲法，本文无法全盘收录。这里只提出几点比较有趣的，娱乐读者。并希望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刻全面的讨论。
1． 大众偶像 VS 高素质治国领导人
相信很少人会否认，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确保能够产生高素质、有治国能力的国家领导。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在这方面的功能，十分怀疑。他认为，民主选举实质上是“庸众选精英”。被“庸众”选上的，往往是一些深谙群众心理、善于花言巧语的“大众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希特拉当年就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近年如影星“终结者”阿诺，唇红喉深的意大利色情艳星“小白菜”，都是“目光雪亮”的民众选出来，非常有味道的政治领袖。古代希腊城邦，有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只有三几万人，大家熟口熟脸，对竞选人多少有点认识体验，无才无德者要博取支持，还不太容易。不像今日的候选人，完全可以依靠包装来赢得人心。
2． 广场效应VS 明智审慎
源于希腊城邦的古代民主，典型的形式是，群众在广场上以鼓掌或喝倒彩的方式表达支持或反对。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公众场合，人们常常表现出与日常不同的言行。在情绪高涨，大家“爽”得不得了的时候，群众作出的决定往往不是最明智合理的。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称的“广场效应”。耶稣当年，就是被鼓噪的群众送上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多次与民众商量释放无罪的耶稣。可是，当时狂热的人群，在法利赛祭师的聒噪鼓动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处死耶稣，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彼拉多怕民众闹事，只好顺从他们的意愿。“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要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路加福音）
今日的代议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大一样。不过，“广场效应”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精英、大众和媒体的三角之间，产生一种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了获得大众的欢呼而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了精英的煽动更为激烈；而媒体则提供了一个现代“广场”，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呐喊、欢呼或喝倒彩。许多种族或宗教的冲突都是“广场效应”的结果。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规模无限放大，迅速扩展。一旦形成国家社会整体性动乱氛围，那时无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会或政府，都得在舆论潮流和选票制约下，卷入“广场”，受大众裹挟。
3．局部、短期的利益 VS 共同、长期的利益
在台湾，国民党当政的时候，有养老金制度。年轻时交纳养老基金的人，在年老时才能得到养老金。选举时，民进党为了争取老年人选票，就许诺：尽管你们当年没有交钱，但是，如果你们选我，选上去之后，你们每月将能得到三千台币。国民党当时大吃一惊，每人三千台币，那不就导致财政赤字了？民进党却被选上了。后来的选举，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各政党都在纷纷抬价，你三千，我三千五：你三千五，我四千。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牺牲了！
这种现象，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也常看到。如美国经年的赤字预算，一些欧洲国家优渥的福利制度，莫不都是不顾将来的短视做法。一般民众，对宏观问题，不是没有能力把握，就是没有兴趣关注。常常只把目光放在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基于长远宏观的考量，作出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决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的。一般政客都没有这样的道德勇气。例如生态危机，大家都知道它的严重性，可是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如美国，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拒绝批准京都条约，把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4．激动人心的议题 VS 真正重要的议题
竞选期间，理应是各政党提出各自的治国方针，经济外交策略等重大议题，辩论较量，说服民众的时候。可是，在许多民主选举中，却看不到这类的讨论。最终左右选票的议题，往往是一些容易使民众情绪激动，道德标签议题。
权力的挑战者最爱在道德问题上做文章。古时篡谋王位者的籍口，往往是在位者“不仁不义”。今日政坛，抹黑执政者的口号很多，或专制独裁，或压制自由、或群带成风、或揽权自利等，这些道德议题常在竞选期间被大力炒作，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点：1． 这类议题最容易为民众所掌握理解。“全球化的挑战”“经济重组”之类的问题，很多人似懂非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可是，“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却似乎是不辩自明，看一眼就知道的。2． 这类议题最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斤斤计较，非常务实。可是一到宏观层面，“群众人”的特点转为情绪化：变成以道德诉求为主，把情绪发泄放在首位。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往往是道德控诉与呼吁，而不是理性声音。这也许是出于对日常卑琐状态的心理补偿。同时，宏观损失摊到自己的份额很小，大家乐得表现的英勇豪迈。所以很容易一哄而起。3． 提出这类议题较省力，且容易取胜：既不必提供资料数据，也不必费时费力的去建构理论检验事实，只要有办法把“坏”的标签牢牢的贴在对方身上，或者让人相信自己比对方更“好”，就可以了。今日极端回教份子挑战温和派，就是采取这种策略，他们要人相信，他们才是真正根据可兰经信条生活的回教徒，而对方不是。有趣的是，释迦牟尼也曾遇过同样的问题。他的一位弟子提摩达多，觊觎佛陀僧团的领导地位，遂提出了所谓“五法”：五条极端严格的禁欲戒律。譬如要求比丘只能露天住宿，不得进入人家屋内；只能把钵生活，不可接受供养；只能穿粪扫衣等等。总之，他努力显示自己比佛陀更加佛陀，以期达到篡取僧团领导权的目的。一时他竟成功的分裂了僧团，带走了五百多个僧人。幸亏，最后他失败了（我的释尊观 池田大作著）。
以上所谈的种种民主的弊病，都是常见的问题。凡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不能避免。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却与选民的素质、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相互制约的种种政治基建有关。一般上，民主年龄愈幼嫩的社会，发病的机会愈高。
笔者是认同民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人类可贵的文化成果。政权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合法性、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大众利益的保障、个人的杈利等等，都是民主制度带来的福祉。越爱护民主的人，就应该越正视民主制度的不够完善的地方，然后设法改进。
以上谈到的弊病，并不是新发现。很多问题，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己被人研究分析过。今天，各国的政治精英，莫不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与文化，吸收西方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致力完善西方民主的版本。所以，世界各国的民主模式是不尽相同的。
我国也正在打造自己的民主模式。譬如，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时，对全国的贤能人才作地毯式的扫瞄，发现有合适的就请去“喝茶”，多方劝说他们从政。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庸众推选精英”的偏差，变成了“精英甄选精英”。
又如，我国看到了政治竞选“营销化”的趋势。希望力挽狂澜，遂设立条例，规范行为，努力的打造一个严肃理智的竞选文化。还有，为了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女性在议会的代表席位，以及考验中选政党的治理能力，设计了普选区制度。这种种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使民主制度的运作更为完善。
2006年7月26日 联合早报 言论
政治代沟
李资政与年轻人对谈所显露的代沟，确实有点触目惊心。勾起儿时目睹的一幕：邻居举家六口，因为失业己久的父亲在电话局谋得了一份保安员的差事，喜极而泣。几个星期前，在海峡时报看到一张相片：几个学生球员在胜了一场球赛后，相拥而哭。
这两幕情景的对比，可以形象的说明那道代沟。我们那一代人最迫切的愿望，是一个人人有工作，大家能安居乐业的社会。年轻一代，在丰衣足食之余，对事物的看法，轻重缓急的衡量，与老一代大不相同：老一代全神贯注的为“生存”而奋斗，年轻一代却为“存在”的意义所困扰；老一代眼中的世界像是一座“森林”，在年轻人眼中则比较像一个“球场”。
先从“森林” 与“球场”说起。看过不请自来的日本军队、真刀真枪的马共以及挑起血腥暴动的种族主义分子，老一代知道，政治斗争的本质是你死我活的搏斗，绅士风度只是表象。其操作规律是“森林铁律”，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森林里，那些讲究给对手一个公平的战斗机会的“彬彬君子”，很快的就会变成食物。
经过多年的努力，今天新加坡公民得以享受一个相对安祥和平的政治环境。国内政治也逐渐由血淋淋的“斗争”进入规范的“竞争”时代。
而习于在有条有理法治环境中生活，每个周末追看英国足球联赛的年轻一代，这个世界，他们愈看就愈像一个球场。而这种看法还被延伸到政治范畴，他们以为政党政治就像是有很多不同球队的联赛。对球迷来说，最令人厌恶的是不公平的球赛。而最令人鄙视的，则是那些惯用粗鄙小动作的球员。对谈中，那几位年轻人一再提及“平坦的球场”的问题。甚至，直指我国的政治球场，有大幅度倾斜的现象。
可见“不公平”的政治竞争，是我国年轻一代，一块哽在心头的块垒。这也难怪他们！新加坡不是标榜为“机会均等”的社会吗？而学校也不是一直在灌输“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吗？
据笔者的观察，这种“义愤”的来源有以下几个：
一，许多往日政治“斗争”行为被年轻人以“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例如，监禁政治对手，被看成是不让对方球员出场。
二，处罚触犯“竞争”规则的政治对手，（如控告那些对政要作出没有根据的指责者），也被看成是乱发红黄卡。
三，年轻人也没有理解到，政党政治虽然是一种有规范的和平竞争，但并不等同于球赛。例如，双方球员的人数就不一样。世界各地的政党政治的参与者，无不尽力利用所有资源优势以及各式各样的战略优势。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创造性的运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例如选举日期，只要五年期限未满，执政者可随心所欲的挑选最适合他生辰八字的良辰吉日，反对党没有话说。参加竞选就要全力以赴，争取胜利。为了“公平的竞争”，而扶助对手或退让优势的“大侠”风度，是政治上的弱智行为。
四，笔者认为年轻人最有力的指责，是政府对本地主流媒体的全面控制。至于各媒体有没有基于“专业道德”，平等报导竞争各方的声音，那是有目共睹的，笔者不准备在此论断。
吾乃一介小民，不是政治的参与者，也没有什么内幕渠道。不过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政府那么在意，小心翼翼的处理媒体控制权的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在压制本地有诚意的反对声音，其考量框架是更大的国际视野。只要踏出新加坡这草木齐整的小小花园，就不难看到大国欺压小国、豺狼霸道、战争暴乱的“森林”景观。新加坡难道有天生的免疫基因吗？我认为在这个“环球化”的时代，由于国际因素涉介，国家的国内政治己不再单纯如昔。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己分不开。很多资源丰富的小国的国内政坛，简直变成了大国代理人的傀儡戏舞台。没有外国靠山的政党，根本无立足之地。例子多得是，看看中东诸国吧！
许多年轻人不能体会到，新加坡这个亮晶晶的小红点，是多么令人垂涎的一块肥肉。巨额的储备金，庞大的国家资金企业，世界级的社会经济建设，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在国际的影响力等等，都是很多国内国外利益集团觊觎的对象。别看这些野心家或西装革履，或道貌岸然，或满口自由民主，或高举宗教经典，为了达到目的，其“玩法”却龉龊残酷，无所不用其极。
我上面的讨论，旨在指出，今日新加坡独立自主的地位得来不易，要长久维持，就必须时时保持警惕，居安思危。把国内媒体控制在自已手中，是防范外人插手的方法之一。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看法不能太天真单纯。有云：“天下父母心”。我们这一群身为人父母的老一辈，对开国元老们对新加坡父母般的用心与情感，有铭心的体会。而许多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政策制度，却被年轻人认定是执政党阻拦反对党进入议会的安排。
譬如，有一石多乌功用的集选区制度（考验政党的治理能力、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妇女在议会的席位等）、长远防范种族分化的组屋政策，全被他们用这种角度去理解。
看到这种场面， “狗咬吕洞宾”的感觉，挥之不去。公平公正的政治选举，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确实是保证国家政治清明健康之道，值得追求响往。参加对谈的几位年轻人所表现的正义感，理想主义气质与敢说敢言的勇气，教人另眼相看。或许，更多开放坦诚的交流，会有助于建立更广泛的全民共识。
2006年5月10日 联合早报网 论坛
这两幕情景的对比，可以形象的说明那道代沟。我们那一代人最迫切的愿望，是一个人人有工作，大家能安居乐业的社会。年轻一代，在丰衣足食之余，对事物的看法，轻重缓急的衡量，与老一代大不相同：老一代全神贯注的为“生存”而奋斗，年轻一代却为“存在”的意义所困扰；老一代眼中的世界像是一座“森林”，在年轻人眼中则比较像一个“球场”。
先从“森林” 与“球场”说起。看过不请自来的日本军队、真刀真枪的马共以及挑起血腥暴动的种族主义分子，老一代知道，政治斗争的本质是你死我活的搏斗，绅士风度只是表象。其操作规律是“森林铁律”，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森林里，那些讲究给对手一个公平的战斗机会的“彬彬君子”，很快的就会变成食物。
经过多年的努力，今天新加坡公民得以享受一个相对安祥和平的政治环境。国内政治也逐渐由血淋淋的“斗争”进入规范的“竞争”时代。
而习于在有条有理法治环境中生活，每个周末追看英国足球联赛的年轻一代，这个世界，他们愈看就愈像一个球场。而这种看法还被延伸到政治范畴，他们以为政党政治就像是有很多不同球队的联赛。对球迷来说，最令人厌恶的是不公平的球赛。而最令人鄙视的，则是那些惯用粗鄙小动作的球员。对谈中，那几位年轻人一再提及“平坦的球场”的问题。甚至，直指我国的政治球场，有大幅度倾斜的现象。
可见“不公平”的政治竞争，是我国年轻一代，一块哽在心头的块垒。这也难怪他们！新加坡不是标榜为“机会均等”的社会吗？而学校也不是一直在灌输“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吗？
据笔者的观察，这种“义愤”的来源有以下几个：
一，许多往日政治“斗争”行为被年轻人以“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例如，监禁政治对手，被看成是不让对方球员出场。
二，处罚触犯“竞争”规则的政治对手，（如控告那些对政要作出没有根据的指责者），也被看成是乱发红黄卡。
三，年轻人也没有理解到，政党政治虽然是一种有规范的和平竞争，但并不等同于球赛。例如，双方球员的人数就不一样。世界各地的政党政治的参与者，无不尽力利用所有资源优势以及各式各样的战略优势。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创造性的运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例如选举日期，只要五年期限未满，执政者可随心所欲的挑选最适合他生辰八字的良辰吉日，反对党没有话说。参加竞选就要全力以赴，争取胜利。为了“公平的竞争”，而扶助对手或退让优势的“大侠”风度，是政治上的弱智行为。
四，笔者认为年轻人最有力的指责，是政府对本地主流媒体的全面控制。至于各媒体有没有基于“专业道德”，平等报导竞争各方的声音，那是有目共睹的，笔者不准备在此论断。
吾乃一介小民，不是政治的参与者，也没有什么内幕渠道。不过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政府那么在意，小心翼翼的处理媒体控制权的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在压制本地有诚意的反对声音，其考量框架是更大的国际视野。只要踏出新加坡这草木齐整的小小花园，就不难看到大国欺压小国、豺狼霸道、战争暴乱的“森林”景观。新加坡难道有天生的免疫基因吗？我认为在这个“环球化”的时代，由于国际因素涉介，国家的国内政治己不再单纯如昔。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己分不开。很多资源丰富的小国的国内政坛，简直变成了大国代理人的傀儡戏舞台。没有外国靠山的政党，根本无立足之地。例子多得是，看看中东诸国吧！
许多年轻人不能体会到，新加坡这个亮晶晶的小红点，是多么令人垂涎的一块肥肉。巨额的储备金，庞大的国家资金企业，世界级的社会经济建设，战略性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在国际的影响力等等，都是很多国内国外利益集团觊觎的对象。别看这些野心家或西装革履，或道貌岸然，或满口自由民主，或高举宗教经典，为了达到目的，其“玩法”却龉龊残酷，无所不用其极。
我上面的讨论，旨在指出，今日新加坡独立自主的地位得来不易，要长久维持，就必须时时保持警惕，居安思危。把国内媒体控制在自已手中，是防范外人插手的方法之一。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看法不能太天真单纯。有云：“天下父母心”。我们这一群身为人父母的老一辈，对开国元老们对新加坡父母般的用心与情感，有铭心的体会。而许多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政策制度，却被年轻人认定是执政党阻拦反对党进入议会的安排。
譬如，有一石多乌功用的集选区制度（考验政党的治理能力、确保少数族群以及妇女在议会的席位等）、长远防范种族分化的组屋政策，全被他们用这种角度去理解。
看到这种场面， “狗咬吕洞宾”的感觉，挥之不去。公平公正的政治选举，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确实是保证国家政治清明健康之道，值得追求响往。参加对谈的几位年轻人所表现的正义感，理想主义气质与敢说敢言的勇气，教人另眼相看。或许，更多开放坦诚的交流，会有助于建立更广泛的全民共识。
2006年5月10日 联合早报网 论坛
快乐，一门新科学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今日西方的“快乐学”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就是想知道，像孔子的学生颜回这类人物，生活快乐的秘密。
西方的有识之士，看得越来越清楚，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似乎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过去的五十年中，美国和英国，人均收入增加了何止两倍，可是社会的“幸福感”却没有跟着上升反而下降了。
难怪，终身不倦献身社会福利，今年七十二岁，德高望重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Richard Layard也改弦易辙，暂时放下经济学，着手研究“快乐学”。去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快乐：一门新科学的启迪》（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西方思想界精英，似乎已达至一项共识：增加人们的财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增进快乐与幸福。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可是，快乐这么一种既主观又难以定义的个人情绪，作为诗人讴歌的主题或哲学家沉思的对象还可以，怎能作科学研究呢？量化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快乐可以测量吗？答案恰恰是：由于近年大脑与神经科学的突破，科学家已经可以测量快乐了！
现在，如果有一个附庸风雅、惯于自欺欺人的人告诉你，他欣赏古典音乐，最爱的是Vivadi 的“四季”！要拆穿他不难。先让他听上半小时，然后扫描侦察他的大脑活动，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快乐得飘飘欲仙，还是闷得快要作呕！
今日，快乐学的研究者，已经设计出各式各样测量快乐的科学方法与工具。就算最有争议性的问卷调查法，经过各种验证，已证实“其可靠程度与经济学家用来测量经济成长的测量工具相差不远”( Professor Dien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
“快乐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己经站稳了脚跟。近年来己发表的有关科学论文，不少于三千余篇。一份快乐研究期刊应运而生。同时，一个全球性的快乐资料库亦告建成。近两年，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纷纷出笼，如《巧遇快乐》 Stumbling on Happiness (Daniel Gilbert,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Harvard University)，《快乐的秘密》The Secrets of Happiness (Richard Schoch,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culture, University of London )，《追寻快乐》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History from the Greek to the Present ( Professor Darrin McMahon,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 等等。快乐科学的奠基者包括了许多当今学界泰斗：如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Daniel Kahneman,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前沿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以及 Daniel Nettle 等。要说服他们，“快乐研究”的科学地位尚未成立，还不太容易。
这门新科学有什么发现？
科学家发现快乐似乎有很多神奇的效力。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快乐与人的寿命的长短、健康、身体的修复力，工作的表现有直接的关系。科学家对一百八十个修女作了追踪调查，发现快乐的修女比不快乐的修女长寿，差别有九年之多。这个调查很有说服力，因为修女在修道院里的生活环境，饮食，日常活动几乎是一样的。伦敦大学一个最新的研究指出：愉快的心情有助于把身体的内分泌，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有利心脏，循环系统，免疫系统的正常操作。这与《 脑内革命》的作者，日本医生春山茂雄的看法相似。他指出，脑内分泌的荷尔蒙与许多成人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有关系。所以力劝人应时时保持乐观积极，以确保荷尔蒙的良好分泌。
什么令我们快乐？
金钱确实有帮助。可是，一旦人们的基本需求全部满足，因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快乐效应，就会出现递减的现象。这是因为，物质满足与感官刺激的效果，往往是短暂的，容易习以为常。而且，富裕的优越感是相对的。当人们向上比较时，就很难沾沾自喜了。心理学家 Ed Diener 认为，打开快乐之门，没有单一的钥匙，而是几个关键的因素的组合。
首先，温馨的亲情与诚挚的友谊最重要。其次是，令你全神投注的事业或活动。还有就是：对人生意义的信念，譬如宗教信仰。
Seligman 教授相信，我们是可以把自己“训练”得更快乐的。他和同事们设计了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是“惜福日记“：在日记里记下大大小小，值得感恩惜福之事。根据研究，一星期做一次这个活动，就可提升对生活的满意感，效果可达六个星期之久。还有就是做“做好事”：到养老院帮忙，帮朋友的孩子补习，或代年老的粼居采购日用品等等。一星期做五件，就可以看到可测量出的快乐效果。
据试验的结果，效果最显著持久的是“个人强项能力的使用”：先通过心理测试找出你个人能力的强项，如好奇心，诚实，幽默感，或对美的鉴赏力等等。然后想出新的途径尽力发挥你的能力。这种种方法虽然效果强烈，但是不够持久。绝对谈不上是一劳永逸的。
Seligman 猜测，如果能长期不断的继续做这些练习，将乐观进取，惜福知足等思想态度，变成一种生活上的习惯，就会带来更持久的好处。
以上谈到的种种“正面心理学”的发现，似乎印证了东西方古代道德传统的智慧：优良的人格特徵、正确的思想态度，是快乐人生的基础。不过，古时圣贤的解决的方法，似乎更为彻底根本，他们着眼于从整个人格的培养。一个好人，一个“君子”，自然“坦坦荡荡，心安理得”。而“小人”就难逃终日“戚戚惴惴，患得患失”等负面情绪的纠缠。
联合早报 言论 2006年 9月11日 （早报刊登的版本，经编辑改动）
今日西方的“快乐学”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就是想知道，像孔子的学生颜回这类人物，生活快乐的秘密。
西方的有识之士，看得越来越清楚，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似乎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过去的五十年中，美国和英国，人均收入增加了何止两倍，可是社会的“幸福感”却没有跟着上升反而下降了。
难怪，终身不倦献身社会福利，今年七十二岁，德高望重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Richard Layard也改弦易辙，暂时放下经济学，着手研究“快乐学”。去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快乐：一门新科学的启迪》（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西方思想界精英，似乎已达至一项共识：增加人们的财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增进快乐与幸福。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可是，快乐这么一种既主观又难以定义的个人情绪，作为诗人讴歌的主题或哲学家沉思的对象还可以，怎能作科学研究呢？量化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快乐可以测量吗？答案恰恰是：由于近年大脑与神经科学的突破，科学家已经可以测量快乐了！
现在，如果有一个附庸风雅、惯于自欺欺人的人告诉你，他欣赏古典音乐，最爱的是Vivadi 的“四季”！要拆穿他不难。先让他听上半小时，然后扫描侦察他的大脑活动，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快乐得飘飘欲仙，还是闷得快要作呕！
今日，快乐学的研究者，已经设计出各式各样测量快乐的科学方法与工具。就算最有争议性的问卷调查法，经过各种验证，已证实“其可靠程度与经济学家用来测量经济成长的测量工具相差不远”( Professor Dien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
“快乐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科学，己经站稳了脚跟。近年来己发表的有关科学论文，不少于三千余篇。一份快乐研究期刊应运而生。同时，一个全球性的快乐资料库亦告建成。近两年，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纷纷出笼，如《巧遇快乐》 Stumbling on Happiness (Daniel Gilbert,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Harvard University)，《快乐的秘密》The Secrets of Happiness (Richard Schoch,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culture, University of London )，《追寻快乐》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History from the Greek to the Present ( Professor Darrin McMahon,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 等等。快乐科学的奠基者包括了许多当今学界泰斗：如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Daniel Kahneman,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前沿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以及 Daniel Nettle 等。要说服他们，“快乐研究”的科学地位尚未成立，还不太容易。
这门新科学有什么发现？
科学家发现快乐似乎有很多神奇的效力。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快乐与人的寿命的长短、健康、身体的修复力，工作的表现有直接的关系。科学家对一百八十个修女作了追踪调查，发现快乐的修女比不快乐的修女长寿，差别有九年之多。这个调查很有说服力，因为修女在修道院里的生活环境，饮食，日常活动几乎是一样的。伦敦大学一个最新的研究指出：愉快的心情有助于把身体的内分泌，维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有利心脏，循环系统，免疫系统的正常操作。这与《 脑内革命》的作者，日本医生春山茂雄的看法相似。他指出，脑内分泌的荷尔蒙与许多成人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有关系。所以力劝人应时时保持乐观积极，以确保荷尔蒙的良好分泌。
什么令我们快乐？
金钱确实有帮助。可是，一旦人们的基本需求全部满足，因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快乐效应，就会出现递减的现象。这是因为，物质满足与感官刺激的效果，往往是短暂的，容易习以为常。而且，富裕的优越感是相对的。当人们向上比较时，就很难沾沾自喜了。心理学家 Ed Diener 认为，打开快乐之门，没有单一的钥匙，而是几个关键的因素的组合。
首先，温馨的亲情与诚挚的友谊最重要。其次是，令你全神投注的事业或活动。还有就是：对人生意义的信念，譬如宗教信仰。
Seligman 教授相信，我们是可以把自己“训练”得更快乐的。他和同事们设计了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是“惜福日记“：在日记里记下大大小小，值得感恩惜福之事。根据研究，一星期做一次这个活动，就可提升对生活的满意感，效果可达六个星期之久。还有就是做“做好事”：到养老院帮忙，帮朋友的孩子补习，或代年老的粼居采购日用品等等。一星期做五件，就可以看到可测量出的快乐效果。
据试验的结果，效果最显著持久的是“个人强项能力的使用”：先通过心理测试找出你个人能力的强项，如好奇心，诚实，幽默感，或对美的鉴赏力等等。然后想出新的途径尽力发挥你的能力。这种种方法虽然效果强烈，但是不够持久。绝对谈不上是一劳永逸的。
Seligman 猜测，如果能长期不断的继续做这些练习，将乐观进取，惜福知足等思想态度，变成一种生活上的习惯，就会带来更持久的好处。
以上谈到的种种“正面心理学”的发现，似乎印证了东西方古代道德传统的智慧：优良的人格特徵、正确的思想态度，是快乐人生的基础。不过，古时圣贤的解决的方法，似乎更为彻底根本，他们着眼于从整个人格的培养。一个好人，一个“君子”，自然“坦坦荡荡，心安理得”。而“小人”就难逃终日“戚戚惴惴，患得患失”等负面情绪的纠缠。
联合早报 言论 2006年 9月11日 （早报刊登的版本，经编辑改动）
误读“快乐星球指数”
近来，本地华文报章，刊载了多篇有关快乐指数的文章。几乎毫无例外的，作者们都把英国新经济基金的“快乐星球指数”，与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世界快乐指数地图”相提并论。这实在是误解了“快乐星球指数”。
正如TODAY的读者Frances Ong Hock Lin在七月二十一日 Reduce, Reuse, Rejoice文中指出，“快乐星球指数”所测量的并不是各国人民“快乐”的程度。这个指数的目的，在于比较各国将天然资源，转化为人民的生活幸福与寿命的“效率”。
比方说，假如你的汽车行驶每百公里耗油八公升，而我的汽车却要耗上十公升，那你的汽车的效率比我的高。如果只根据耗油效率的高低来制成“车主快乐指数”，你的排名肯定比我高。不过，假如把其他变数也包括在内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了。譬如，我会指出，我的汽车有冷气呀！你的没有，你怎么会比我“快乐”呢？
所以，在“快乐星球指数”排名榜上落在后头的国家，并不表示其人民“不快乐”。要正确了解这个指数，就必须检视构成这指数的三个基本成份：生活的满意程度( Life satisfaction)，平均寿命( Life expectancy )以及生态脚印 ( Ecological footprint)。生态脚印可理解为资源的消费，以及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简而言之，其公式是：（生活的满意程度 ×平均寿命）÷ 生态脚印 ＝ 快乐星球指数
新加坡的得分是：生活的满意程度6.9，平均寿命 78.7， 生态脚印 6.2。根据该报告的评价，前二者的成绩“良好”，唯生态脚印不及格。据估计，假如全世界的人的生活方式都和新加坡的居民一样，则需要多三四个地球的资源才足够推持。
虽然，新经济基金自认，这个指数制作所用的资料与方法，都有欠缺之处，未臻完善。不过，这个提醒却值得我们注意，大家似乎应该扪心检讨一下自已的消费习惯。为后代着想，不要过度使用天然资源。
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世界快乐指数地图”显示的，是各国人民的主现幸福感 ( Subjective well-being )。该地图的制作者认为，健康与幸福最有关系，其次是财富，还有就是教育。不过，其所用的资料也不是百份之百完整。例如，在其排名表内，新加坡在“教育成就”的一栏中，竟然没有分数。2006年8月20日 联合早报 言论
正如TODAY的读者Frances Ong Hock Lin在七月二十一日 Reduce, Reuse, Rejoice文中指出，“快乐星球指数”所测量的并不是各国人民“快乐”的程度。这个指数的目的，在于比较各国将天然资源，转化为人民的生活幸福与寿命的“效率”。
比方说，假如你的汽车行驶每百公里耗油八公升，而我的汽车却要耗上十公升，那你的汽车的效率比我的高。如果只根据耗油效率的高低来制成“车主快乐指数”，你的排名肯定比我高。不过，假如把其他变数也包括在内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了。譬如，我会指出，我的汽车有冷气呀！你的没有，你怎么会比我“快乐”呢？
所以，在“快乐星球指数”排名榜上落在后头的国家，并不表示其人民“不快乐”。要正确了解这个指数，就必须检视构成这指数的三个基本成份：生活的满意程度( Life satisfaction)，平均寿命( Life expectancy )以及生态脚印 ( Ecological footprint)。生态脚印可理解为资源的消费，以及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简而言之，其公式是：（生活的满意程度 ×平均寿命）÷ 生态脚印 ＝ 快乐星球指数
新加坡的得分是：生活的满意程度6.9，平均寿命 78.7， 生态脚印 6.2。根据该报告的评价，前二者的成绩“良好”，唯生态脚印不及格。据估计，假如全世界的人的生活方式都和新加坡的居民一样，则需要多三四个地球的资源才足够推持。
虽然，新经济基金自认，这个指数制作所用的资料与方法，都有欠缺之处，未臻完善。不过，这个提醒却值得我们注意，大家似乎应该扪心检讨一下自已的消费习惯。为后代着想，不要过度使用天然资源。
英国莱斯特大学的“世界快乐指数地图”显示的，是各国人民的主现幸福感 ( Subjective well-being )。该地图的制作者认为，健康与幸福最有关系，其次是财富，还有就是教育。不过，其所用的资料也不是百份之百完整。例如，在其排名表内，新加坡在“教育成就”的一栏中，竟然没有分数。2006年8月20日 联合早报 言论
打造我们自己的政治文化
李资政与十位年轻人对谈的许多课题中，我觉得其中有两点，是年轻人要特别重视的。可惜在对谈后，却没有听到什么反应，不知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所以特地在此唠叨一番。
1。政权的挑战者必须通过治理国家能力的考验：举选最糟糕的结果，就是选出一批只会哗众取宠，纸上谈兵而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哓哓之徒来组织政府。这样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看得多了。五十年代亚非新兴国家，涌现了很多这一类的领袖。苏卡诺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魅力非凡，善于发表煽动人心的演讲，一派民族英雄的姿态，一时广受民众拥戴。可是，取得政杈之后，却无能治理国家，结果国家经济崩溃，社会乌烟瘴气。在一些幅员较广阔的民主国家，一个新崛起的政党在取得了地方（一个州或郡）的治理权后，必须在下一轮竞选前，在选民睽睽目光下，交出治理的成绩单。可是，新加坡实在太小了，单选区议员的治理能力不易考验。集选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选民有机会观察这些政党的治理能力，以免上当。如果他们连一个集选区都管不好，怎能管理国家？
2。打造一个理智严肃的政治文化：选举政府，兹事体大。选民必须用清醒的理智，基于充份正确的资讯来做选择，尽量避免非理性的情绪干扰。沸沸扬扬的群众情绪，最易坏事。台湾的政治氛围是最佳的反面教材。深谙群众心理的政客们，利用过激的言论，制造怂人的事件，摆出戏剧性的姿态，尽力刺激人民同仇敌忾的浑劲儿。竞选手法极端商业化、情绪化、娱乐化、庸俗化、噱头化。竞选期间选民情绪高涨，“爽”得不得了。结果选出来的，很多是那些善于包装自己，行销手法堪称一流的投机政客。为了避免这类闹剧式竞选的弊病，确保人民能够作出理智的选择，新加坡政府有意识的努力打造一个不同于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选举文化：尽量提高论辩课题的层次，严格要求信实负责的言论资讯，不容许民众对政治领袖作无厘头式的戏谑，并对互联网之类具爆炸性威力的新公众传播工具使用的管制，步步为营，酌量放松。
每当我国政府采取一些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策做法时，总会招致一些外国人的指指点点以及一些高姿态的本地“先进人士”跟着摇头嗤笑。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要有自信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在嬉笑怒骂之后，尘埃落定之时，那些外国人回过头来采取模仿我国的做法，不是没有见过。
联合早报 交流版 2006年 4月27日
1。政权的挑战者必须通过治理国家能力的考验：举选最糟糕的结果，就是选出一批只会哗众取宠，纸上谈兵而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哓哓之徒来组织政府。这样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看得多了。五十年代亚非新兴国家，涌现了很多这一类的领袖。苏卡诺可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魅力非凡，善于发表煽动人心的演讲，一派民族英雄的姿态，一时广受民众拥戴。可是，取得政杈之后，却无能治理国家，结果国家经济崩溃，社会乌烟瘴气。在一些幅员较广阔的民主国家，一个新崛起的政党在取得了地方（一个州或郡）的治理权后，必须在下一轮竞选前，在选民睽睽目光下，交出治理的成绩单。可是，新加坡实在太小了，单选区议员的治理能力不易考验。集选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选民有机会观察这些政党的治理能力，以免上当。如果他们连一个集选区都管不好，怎能管理国家？
2。打造一个理智严肃的政治文化：选举政府，兹事体大。选民必须用清醒的理智，基于充份正确的资讯来做选择，尽量避免非理性的情绪干扰。沸沸扬扬的群众情绪，最易坏事。台湾的政治氛围是最佳的反面教材。深谙群众心理的政客们，利用过激的言论，制造怂人的事件，摆出戏剧性的姿态，尽力刺激人民同仇敌忾的浑劲儿。竞选手法极端商业化、情绪化、娱乐化、庸俗化、噱头化。竞选期间选民情绪高涨，“爽”得不得了。结果选出来的，很多是那些善于包装自己，行销手法堪称一流的投机政客。为了避免这类闹剧式竞选的弊病，确保人民能够作出理智的选择，新加坡政府有意识的努力打造一个不同于许多民主国家的政治选举文化：尽量提高论辩课题的层次，严格要求信实负责的言论资讯，不容许民众对政治领袖作无厘头式的戏谑，并对互联网之类具爆炸性威力的新公众传播工具使用的管制，步步为营，酌量放松。
每当我国政府采取一些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策做法时，总会招致一些外国人的指指点点以及一些高姿态的本地“先进人士”跟着摇头嗤笑。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要有自信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在嬉笑怒骂之后，尘埃落定之时，那些外国人回过头来采取模仿我国的做法，不是没有见过。
联合早报 交流版 2006年 4月27日
札记 07/01/18朋友的灼见
- 安说；由于上网风气日益普遍，网民日益众多，网民对网上的言论水准的要求会跟着提高。
- 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开始时大家一块起哄，越乱越好。久了就没有意思了。
信实的资讯，合理的议论迟早会收复失地。 - 问题是语文要浅显，表达方式要活泼生动。
札记 07/01/09想做的事
- 文字、音乐、图画、影象带给我太多乐趣了。以后有空的时候，要把这些令我快乐的东西综合成既可在电脑上浏览，又可以印出来的页面，自娱娱人。且称之“令人心碎的万花筒”。
- 英联足球队死硬支持者全面的投入，是一个令我困惑的现象。如果能理解他们的心理，或者可以解释很多人生现象。
- 如何确保我国政治领导的素质？
札记 06/11/02 黄淑敏博客事件
- 读报章上的报导与评论，印象是黄淑敏这小妞，傲然以精英自居。看了她的肇事博客后，才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黄小妞分明是以一种嘲讽的口气来自称精英。她最后那句脍炙人口的“拜托，从我这个不屑理你的精英面前滚开”，被许多人用来作为她自冠精英的证据。这完全忽略在这以前她的另外一句话 “你一定会把‘这十八岁的精英’这类的标签往我身上贴。”她的意思很清楚，这是一句怄气话：“好吧！既然你要称我为精英，我就自称精英，你能怎样？”
- 公共领域辩论，最忌不顾语境，断章取义。犯者不是暴露自己文化水平不足、智力低下，就是显示了自己没有君子风度，企图使用扭曲别人辞意的这种恶劣战术。如果以这次黄小妞事件看本地所谓公共领域的辩论水准，确实令人失望。满街泼妇，怎能期待真理会越辩越明！
- 很多本地人对“ 精英”这名词异样敏感。看来我们要与世界接轨，还原“精英”的普遍用法。称姚明为体育精英，贾戴蒙为学术精英，相信不论他们本人或旁人都不会有异议。况且，在新加坡，身为精英应该是很光荣的。这里谁都可以成为精英，不论门户出身，只要有本事就行。
札记 06/10/30 韩国的艺术
- 韩国人看来相当保守。这可以从他们的现代艺术看出。这次在汉城看到的一些作品，不论技巧或思想，都没有什么创意。更糟糕的是，部份艺术家似乎深受那些劣等现代派的影响，不着重基本功，只热中于故弄玄虚：没有当有、浅薄当深奥、姿态当内容。这如果不是幼稚愚昧，耽于自欺，就是有意欺世盗名，真正下流。看来必须去他们的艺术网站看看，以求证这些印象。
- 韩剧的流行或且与他们的保守有关。因为不论亚洲或西方，一般普罗大众是完全跟不上艺术精英的步伐的。艺术精英圈子所祟尚与相互标榜的，或精致或前卫的艺术，普罗大众只唯唯诺诺，其实是没有共鸣的。他们真正爱看的，是Bolliwood那类热闹、煽情、轻松、道德价值安全中庸、不挑战心灵与智力的娱乐品。
札记 06/10/23 韩国
- 感觉韩国社会互信度似乎比较高。
- 看到韩人在一起时常是有说有笑，兴高采烈的。
- 对外人很有善意。搭地铁时多次遇到主动帮助，并不厌其烦的把我们带到车站。这样的善举在新加坡是少见的。
- 记得有人说，南韩国人乐观知足，是因为有朝鲜悲惨的民生近距离的参照比较之故。
札记06/8/11
- 到东海岸的浪中岛住了四天。回来写了“快乐，一门新科学”，以及一篇短文“误读快乐星球指数”。答应自己要做的事都做了，心安理得。
- 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刊登。那窝“东西”真的是既低能又没有原则。想到就闷。接下来几天可以看看书，做点笔记。
- 燕子对她前夫的描述，令我吃惊。因为完全符合了佛洛姆所说的虐待狂的型象。她说他要统治她，要她完全依赖他，要她走投无路，只能靠他生存。不淮她工作，不淮她和外界有接触。不能说别人好，连别人的汽车也不可以称赞。不可以有与他不一样的个人意见。稍有点成就就狂妄得好像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行的人。喝了酒就打人。她跟他十年，还生了个女儿，今年八岁。现在离婚了。一无所有。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既自卑又没有安全感的人吧？
- 我还是做我永远的园丁吧！有太多事物是我不想知道的。
札记 06/7/14
- 原本以为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掌握dreamweaver8， 没想到只花了三天。昨天己制成一个四页的网站，图文并茂，又有超链接。自己非常满意。晚上停工，喝酒听音乐，爽极。
- 今天买到新华丛刊与社会科学丛刊，内容丰富充实。看来要选订其中一种。可以看的书实在太多太多了，真的是以有涯随无涯也。不像从前，现在华文书籍市场大，什么样的书都有人写，遍及各种领域兴趣。神州大地又急着与世界接轨。如饥如渴的恶补各种外国学识思想之余，对新趋势潮流非常敏感。有心人又特多，各类新著作与前沿思潮的翻译与评介比以前快得多。像我这类对什么都有兴趣的人，在感到十分幸福的同时，夹带着应接不暇的强烈焦虑。看来要订立一些含含糊糊的短期或长期目标，在分配时间精力的时候才有点依据。
- 订目标就要考虑个人的终极价值。这个问题我还没有结论。不过我倾于相信赛巴巴的话：“在上帝眼中，不快乐就是最大的罪过。”
- 身为弗洛姆的学生，我知道快乐与否与一个人的人格结构最有关系。以累积物质金钱为目标，或把一切当作商品，斤斤计较交换损益的人，他们的所谓“快乐”是短暂而肤浅的。以控制他人、追求被祟拜的位置或以虐待他人为乐的虐待狂，和那些逃避自己、甘为奴隶以取得依附地位的弱者，他们所谓的“快乐”是虚假的。更不论那些充满嫉妒怨恨的小人了。
- 但是，健康的人格是怎样的呢？本禅师不敢作孽，妄作言诠。读者若有遇过这样的人，自然知道。如果你没有见过，那真是太不幸了。寄封电邮给我，或可帮你。哈哈！孔子的学生颜回就有点像。
- 实际的操作方法是日常的“心情管理”。“心情管理”有两个方面：即“理智说服”与“生物化学”。。。。说来话长。
- 看来，可以把以上的看法整理发展成一篇文章“快乐管理”，与人分享保持心情愉快之道。此外，还可以写一篇“幸福社会”，讨论个人幸福的社会条件。同时响应陈冰的文章。
札记 06/7/12
- 这是一个给自己看的网页。目的在试试博客的滋味。也想学习发表帖子的程序。想不到这么容易！
- 这两天专心学 dreamweaver。 没有成绩！连定义网站都还没学会。花他一个月时间，应该没问题吧！向来对数码出版有兴趣，不去试试似乎不能跟自己交代。
- 不知为什么，非常喜欢法国队的光头队长。总觉得他是一条好汉。看到他受罪，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法国队里，这类的武林高手真多。功夫独到，知己知彼，态度诚恳，可爱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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