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天没看到你的回复，现在把一些 loosed ends 整理一下。同时希望比较详细的回答你提出的一些具体的问体。如果你没有兴趣继续讨论也不要紧。我的主要目的是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
其实大部份问题我已经回答了，这以前，为了避免讨论流於枝节，所以只作概念式的回应，没有个别针对。
我在这一次的讨论中有意维持大图景（Big Picture），因为我觉得整个问题的中心，是一个“比例性”（a sense of proportion）的问题。
一个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搞好民生，提升衣食住行、安全舒适的环境等。这一方面，行动党政府无疑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行有余力，於是开始开放社会，如电影娱乐的尺度，道德规范（容忍同性恋），言论自由的空间，政治空间等，莫不都在尽量减少社会凝聚力的考量下，逐步放宽。
可是，一些在行动党政府造就的优渥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竟视政府如不共戴天之仇家，动不动破口大骂政治领导，完全失真的把我国说成像朝鲜那样的专制政府，并煞有其事的（因为缺乏背景知识）翻算他们生出以前四五十年的政治旧帳。
行动党人当然不是没有过失，但这些年轻人的剧烈反应，于情于理，可说是out of proportion，大失比例。
所以我一直努力在做的，是把这些申诉/求放置在大图景里，以彰示其比例性。现在我会对你提出的一些议题，作比较详尽的讨论。
善意的权威
你说：“最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家长，那选民就是孩子。请问，作为一个选民，你要永远的拒绝长大，永远的听话，永远的做孩子吗？ 是什么天赋权威，让这些人被自封为你我永远的家长？我们作为个人，都要离开家庭自己去创造人生，为什么来到了国家的管理和未来，就要永远的拒绝承担责任，永远的把自己放在“孩子”的定位？”
善意的权威是以能力为基础的。今天你是老师，明天你的学生如果在某方面的学识与能力上超越了你，成了专业权威，那时他就可以当你老师了。所以在定义上，善意权威不是永恒不变的。
一个民选政府，假如其见识仅如一般民众，那就没有前途了。那些被选出来当政府的，必须是最有能力，能人所不能，最有远见的，见人所不见。才能领导群众，走向繁荣。
当年行动党领导人，不论眼光与魄力，皆远远超越许多当代新兴国家领袖（例如欢迎那些被亚非国家视为剝削者的MNCs），更不必说是一般民众。近年来许多社阵的老将，都承认他们当时的幼稚。政府如果不负起教育提昇民众的责任，那才叫失责。
渐进式的开放，就是希冀尽量在不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让民众习惯於理性辩论，减少浮燥的情绪。不受非理性情绪的影响，明智的行使其公民的权利。这是政治教育。
试想一下，我国民众约有五分之一是回教徒，如果无限度的开放言论空间，让极端回教份子，有机可乘，煽动教徒情绪，这将会造成多少无谓的破坏？到时，可能会演变到无法收拾的局面，因为其他宗教，如兴都教、基督教必然会起而反击，演变成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宗教纷争。
我国民众在政治上成熟了吗？只要看看网络上那些非理性的叫嚣，就可见一斑。
几乎是 obsessive 的，永远在为未来操心的行动党，在辛苦建国之后，难道不怕有将来有一天囯家会被一群贪婪无能的未来当政者败坏吗？他们不了解权力若不被制约，迟早会腐败的道理吗？行动党为了保护儲备金，所立的自缚手脚的法律保护墙等等杞人忧天的做法，是为了什么呢？
我国的政治开放，不是在进行中吗？集选区议员的减少，单选区的增加，官委议员数目的增加，言论尺度的放松，这种种说明了什么？
其实年轻一代如果希望开放的速度更快，那他们在公众领域的言行，就必须更负责任，更明智。而不是有如台湾的政客那样，耽于愚民式的情绪操弄，以非理性的叫嚣来刺激民众与自己。
今天到此为止，下一回合会讨论你另一个问题：
“如果1959年的林有福政府把今天行动党用来对付反对党的手段全用上，行动党还有机会上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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