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幸福指数

　　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说，“对于长期地和过度饥饿的人来说，鸟托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食物充足的地方。”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往往决定于他所处的需求层次。幸福的质素随着需求层次而提昇。根据马斯洛的研究，那些已攀登到“自我实现”阶层的人，最能够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巨大的喜悦。这些人甚至有周期性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神秘体验。

　　每当我看到幸福指数之类的报告时，总是很注意他们对“幸福”的定义。因为，素质不同的各种“幸福感”，实在是很不同的东西。

　　可惜，近年研发的各种幸福指数，有很多都过于简单，而且内容含糊。例如，早期的调查，通常只问“你的生活幸褔吗？在1到10的标度上，请标出你的满意度？”这类不讲幸福素质的调查，如果用来排名各国民众的幸福，得出的名次，必有不少令人诧异之处。一个刚走岀战乱饥饿的族群，他们心目中的幸福，与那些长期丰衣足食，天天在电视上看美国富豪穷奢极侈生活的民众，是大不相同的。

　　影响个人对幸福评价的心态与文化因素很多：如人身修养（君子不忧不俱），人生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生活的期待（知足常乐），社会文化环境（宗教vs世俗社会）以及其比较的对象（参照架构）等等。

　　对那些不考虑这些因素的世界幸褔排名，我们在诠释其结果时，应该谨慎审视。有人认为，许多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与中国，在这类排名中，往往居后，相信与其文化心态，不无关系。

对幸福的感性和知性评价不一

　　近来研究者发觉到，这一类要求民众对自已生活全方面满意度的知性评价，与他们在日常生活切身体会到的情绪经验，不甚一致。

于是，他们采取追踪调查。在一天24小时之内随机查问调查对象当时的情绪。他们发现这类针对感性经验调查得到的结果，与知性评价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对自已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较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验到愉快情绪的时间，往往不及那些满意度较低的民众。

　　对生活满意度的全面评价，与收入成正比。而在日常生活中的愉快经验有多少，则与收入没有多大关系。一个生活在旷野中的牧羊人，其日常情绪，比一个月入几十万的CEO，往往轻松愉快得多。

　　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人在对自已的生活作全面性的评价时，常常以事业成就，物质财富作为参照准标。而现实生活中，他们却经常神经紧綳，患得患失，真正怡愉喜悦的时候不多。

　　其实，这类以正面/负面情绪定义幸福的说法，多少忽视了人类棈神生活的复杂与吊诡本质。试想，一个准备不足，却在考试前不顾后果的去寻欢作乐的学生，其外在情绪可能阳光正面，可是心灵深处，往往有一股他不愿正视的焦虑暗流。

　　不过，比起从前，今日的幸福指数，可说是进步得多了。以往，人们往往简单的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国民幸福。后来，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不仅考虑到人均GDP，也考虑到教育指标以及健康指标，幸福信息的涵盖面更广。

　　最近兴起的囯民幸福指数（GNH），除了客观的幸福数据外，更强调国民主观的幸福感。国民幸福指数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了解到财富成就的局限，发觉越有钱不一定越幸福。

　　与他国比较，自已国民究竟有多幸福？比起从前，现在更幸福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民众当然想知道。有了这些数据，他们才更有把握的去评价政府。而当政者当然更想知道。为人民谋幸福，本是从政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制定幸褔指数的过程中，全民能对何谓幸福社会，达成共识。

　　幸福指数的概念，把许多至关重要，但常常被许多决策者视如不见的因素：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保育、文化建设、亲情及人际关系，都带进了公共视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开始设立国民幸福的指标系统，以便长期测度监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有所依据。

至今还没有公认的衡量标准

　　可是，国民幸福究竟是什么？幸福感如何量化？不能量化就不能比较，而不能比较就无从评价。至今，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成熟。近40年来各种嘗试，皆无法说服决策者、学者以及民众抛弃传统的方法

　这方面最前沿的权威，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法国报告），也仅能谨慎地对囯民幸福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指引，不是一份可以拿来就用的具体方案。

　　今日的幸福测量确实有些混乱。比如根据不同的评估系统，同一对象得到的评价可以大不相同。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的“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最近公布“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根据它在2005—2009年间对世界155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大陆位列125位，也即倒数第31位。而另一家全球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对24个国家的民众进行问卷或采访式调查，于2008年7月发布名为“国家信心指数”的调查结果，指出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有81%表示对本国现状感到满意，居皮尤调查的20多个国家之首，大幅领先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盖洛普和皮尤这两家调查机构都享有较高专业声誉。盖洛普的调查重点是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皮尤的重点是人们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它们分别是幸福测量的两个密切相关的侧面。但它们在同一时段进行民意调查，对中国民众的满意度的结论差距如此之大，究竟该信谁？

　　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像“幸福”这样主观的感受是不易定义的。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不是所有可被定义的事物，都可以被测量，反之，定义来自公认的测量。可以这么说，人类幸褔，只有在找岀其测量方法后，才能下定义。

早报言论（201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