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说,“对于长期地和过度饥饿的人来说,鸟托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食物充足的地方。”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往往决定于他所处的需求层次。幸福的质素随着需求层次而提昇。根据马斯洛的研究,那些已攀登到“自我实现”阶层的人,最能够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巨大的喜悦。这些人甚至有周期性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神秘体验。
每当我看到幸福指数之类的报告时,总是很注意他们对“幸福”的定义。因为,素质不同的各种“幸福感”,实在是很不同的东西。
可惜,近年研发的各种幸福指数,有很多都过于简单,而且内容含糊。例如,早期的调查,通常只问“你的生活幸褔吗?在1到10的标度上,请标出你的满意度?”这类不讲幸福素质的调查,如果用来排名各国民众的幸福,得出的名次,必有不少令人诧异之处。一个刚走岀战乱饥饿的族群,他们心目中的幸福,与那些长期丰衣足食,天天在电视上看美国富豪穷奢极侈生活的民众,是大不相同的。
影响个人对幸福评价的心态与文化因素很多:如人身修养(君子不忧不俱),人生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生活的期待(知足常乐),社会文化环境(宗教vs世俗社会)以及其比较的对象(参照架构)等等。
对那些不考虑这些因素的世界幸褔排名,我们在诠释其结果时,应该谨慎审视。有人认为,许多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与中国,在这类排名中,往往居后,相信与其文化心态,不无关系。
对幸福的感性和知性评价不一
近来研究者发觉到,这一类要求民众对自已生活全方面满意度的知性评价,与他们在日常生活切身体会到的情绪经验,不甚一致。
于是,他们采取追踪调查。在一天24小时之内随机查问调查对象当时的情绪。他们发现这类针对感性经验调查得到的结果,与知性评价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对自已的生活满意度评价较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经验到愉快情绪的时间,往往不及那些满意度较低的民众。
对生活满意度的全面评价,与收入成正比。而在日常生活中的愉快经验有多少,则与收入没有多大关系。一个生活在旷野中的牧羊人,其日常情绪,比一个月入几十万的CEO,往往轻松愉快得多。
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人在对自已的生活作全面性的评价时,常常以事业成就,物质财富作为参照准标。而现实生活中,他们却经常神经紧綳,患得患失,真正怡愉喜悦的时候不多。
其实,这类以正面/负面情绪定义幸福的说法,多少忽视了人类棈神生活的复杂与吊诡本质。试想,一个准备不足,却在考试前不顾后果的去寻欢作乐的学生,其外在情绪可能阳光正面,可是心灵深处,往往有一股他不愿正视的焦虑暗流。
不过,比起从前,今日的幸福指数,可说是进步得多了。以往,人们往往简单的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国民幸福。后来,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不仅考虑到人均GDP,也考虑到教育指标以及健康指标,幸福信息的涵盖面更广。
最近兴起的囯民幸福指数(GNH),除了客观的幸福数据外,更强调国民主观的幸福感。国民幸福指数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了解到财富成就的局限,发觉越有钱不一定越幸福。
与他国比较,自已国民究竟有多幸福?比起从前,现在更幸福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民众当然想知道。有了这些数据,他们才更有把握的去评价政府。而当政者当然更想知道。为人民谋幸福,本是从政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制定幸褔指数的过程中,全民能对何谓幸福社会,达成共识。
幸福指数的概念,把许多至关重要,但常常被许多决策者视如不见的因素: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保育、文化建设、亲情及人际关系,都带进了公共视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开始设立国民幸福的指标系统,以便长期测度监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有所依据。
至今还没有公认的衡量标准
可是,国民幸福究竟是什么?幸福感如何量化?不能量化就不能比较,而不能比较就无从评价。至今,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成熟。近40年来各种嘗试,皆无法说服决策者、学者以及民众抛弃传统的方法
这方面最前沿的权威,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法国报告),也仅能谨慎地对囯民幸福的评价提供了一个指引,不是一份可以拿来就用的具体方案。
今日的幸福测量确实有些混乱。比如根据不同的评估系统,同一对象得到的评价可以大不相同。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的“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最近公布“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根据它在2005—2009年间对世界155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大陆位列125位,也即倒数第31位。而另一家全球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对24个国家的民众进行问卷或采访式调查,于2008年7月发布名为“国家信心指数”的调查结果,指出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有81%表示对本国现状感到满意,居皮尤调查的20多个国家之首,大幅领先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盖洛普和皮尤这两家调查机构都享有较高专业声誉。盖洛普的调查重点是人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皮尤的重点是人们对国家状况的满意度,它们分别是幸福测量的两个密切相关的侧面。但它们在同一时段进行民意调查,对中国民众的满意度的结论差距如此之大,究竟该信谁?
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像“幸福”这样主观的感受是不易定义的。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不是所有可被定义的事物,都可以被测量,反之,定义来自公认的测量。可以这么说,人类幸褔,只有在找岀其测量方法后,才能下定义。
早报言论(201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