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和一群摄影发烧友，组团到邻国拍照。
路过小镇，天气炎热，大家都挤进一间小杂货店买冰棒吃。
当时我站在店门口津津有味的吃冰棒。看着十几个新加坡人，鱼贯走到两个店面外，把冰棒包装纸丢进垃圾桶时，一个坐在店门口的老伯，不禁赞许的说，“他们新加坡人就是这么爱干净！”。店主频频点头，用闽南话回答：“嘿啊，嘿啊。”（是的，是的）。听到这样的称赞，我手中那根的冰棒顿时显得特别冰凉可口，愉快的滋味直到现在还记得。
类似经验，有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在土耳其，看到整巴士的新加坡旅客，在街边的咖啡摊喝完咖啡后，都不约而同把纸杯拿到十来米外路边的一个垃圾桶丢弃。一个站在旁边，拿着大扫把的清洁工人，满脸感激，不停的说，“Thank you, thank you.”.
从当年被人笑话的 “ Fine city”( 罚款城市) 到今天的举世知名的“ Fine city” （美好城市），走过这段历程的老新加坡人，回想起来，都不免感触良多。
今天的“食客自动归还碗盘运动”，可以说是当年“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丢垃圾”等等公众清洁运动的延续。从消极的“不作恶”（不弄脏环境），更上一层楼，鼓励民众积极主动的，为维持一个清洁美好的公共环境，尽点绵力。对食客来说，归还碗盘不过是举手之劳，要求不高。对个人来说，这不过是向前走了一小步，对整个社群文明，则是一个大进步。何乐而不为？
李宁国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议论 《模糊焦点 混淆视听--归还碗碟计划》（在早报刊载时标题改为《问题出在外包清洁工作》）。我的一位老友看到后，立刻打电话给我，他的第一句话是，“居然有人反对食客自动归还碗盘运动！”对他这种莫名惊讶的感觉，我完全理解。
李宁国说，他不支持归还碗碟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当局企图模糊焦点、混淆视听的动作。目的在于推卸小贩中心清洁问题的责任。他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外包清洁公司剥削清洁工友，压低薪金，不照顾员工福利。他并进一步指责政府，说他们似乎在默许、纵容这些中介公司。并要求政府立法提高清洁工友的福利与待遇。
在劳工短缺，国人对工作有更多选择的今天，提高清洁工友的待遇或者取消清洁外包，是否就能够解决小贩中心清洁问题，实在是不好说。
李宁国一口咬定“最佳最简单的是回归最原始的方法，由小贩管委会自己聘请清洁工人，成本不止肯定能降低，工人获得合理的薪酬，效率肯定会有所提升。”
真的是这么简单吗？只要由小贩管委会自己聘请清洁工人，就能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所有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太神了！这里希望李先生能把这神奇的商业管理的奥妙之处，详细说明。
外包政策在全球化之后大行其道，自有其经济与效率逻辑。现在，许多成功企业如果不搞外包，就几乎无法运作。任何策略的成败，都要视其复杂的外在环境与内在条件，简单归咎，于事无补。
依我看，对当局而言，外包或由小贩管委会自己请人，其实都无所谓。不过，就不知道小贩管委会愿不愿意接过这烫手山芋。
能够看到低薪工人的待遇有所改善，当然是件好事。不过，如果国人都能稍微自律，共同努力，维持一个清洁的公共环境，那也不同样是一件好事吗？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低技能工人的待遇不佳，是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在面对，各国政府都在设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和一个全民的清洁运动，有冲突吗？为什么在争取改善工人待遇的时候，就必须反对清洁运动？有必要把每一件事都政治化吗？
“食客自动归还碗盘运动”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好处，显而易见。更深一层，诚如早报编辑郭颖轩 指出的，这也是社会“心件”建设的一个项目。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谅与贴心的提醒。如果每个人都能顺手归还碗盘，这不但减轻了清洁工友的工作负担，同时也流露了对其他食客的体贴善意。待其连锁效应发酵之后，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温馨友爱，肯定有所助益。
李宁国反对“食客自动归还碗盘运动”的呼吁，在报章与网络上，都有支持者。
有一位网民说：“我也反对目前这项运动。我在今晚的家庭聚会上将这事提出来与兄弟姐妹们讨论，大家都对这项运动嗤之以鼻！我们甚至达成共识，全部家人到小贩中心或食阁用餐后，都将拍拍屁股就走，不将餐具捧去归还！当然，我们做大人的都将决定这样做的原由一五一十地向众小瓜们解释清楚，以避免小瓜们懵懵懂懂地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新加坡式的家庭道德教育！
早报 交流版201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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