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你听过20/80的说法。
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时，要有轻重缓急的概念：要一下子清理全部的问题，顾此失彼，难有成效。所以必须选其关键者而攻之；把最关键的20% 处理好，其余80% 也会跟着迎刃而解。
被马来西亚趕出来之初，邻居们都幸灾乐祸的等着我们社会经济崩溃。英囯人自顾不暇，悔约提前撤退军事基地，一下子让我国喪失20% 收入。既无天然资源，又无兴业资本（当时国库空虚，钱都被前任政府花得七七八八）可说是走投无路。
唯一生存的希望，是跳出包围圈，与先进世界资本接轨。当时行动党政府只专注于一个目标，那就是搞好经济。第一任财政部长，吴庆瑞说：“我们的经济必须成长，不可被其他目标分心。而经济成长的首要条件，是政治安定。”
所以在对付扰乱社会秩序的破坏分子，不论是私会党、共产党、或親共的工会领袖，是不容手软的。要吸引那些顾后瞻前小心翼翼的外国资金，社会必须安定。
相信你也同意，如果没有当年强硬的政治手段，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人均收入居世界第四，比昔日宗主国英国更威）。而很多拘泥意识形态的新兴国家，今日还在面对基本的民生问题，如住屋，医药徤保，治安，教育等等，在我国这些问题大致上都随着经济的繁荣而解决了。行有余力，随着人民素质的提昇，现在可以进一步开放社会。
上面说的是历史，怎样看待今日的行动党政府呢？
首先，要了解行动党政府一贯小心谨慎的做事方式。新加坡是个幅员特小，种族宗教文化复杂，潜在结构性的断层线特多的城市国家。地雷到处都是，随时会引爆。而新加坡不像中囯，印度，印尼或马来西亚等大国，这里那里出了问题，国家基础不易动揺。我们一犯错，很容易的就玩完了。
所以政府对社会的开放，向来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譬如电影检查制度，因为顾及华社的反黄意识，基督教、回教徒以及各类卫道人士的反对，尺度的放松，以龟速进行。直到最近才准R片放映。
政治的开放，也是一样。
你说行动党政府违反游戏规则，那是谁的规则？是西方国家的规则。
他们的规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吗？比如说，为了避免金钱政治，防止政客受资本家勾串，如美囯的 lobbying，台湾的黑金政治，新加坡对政党接受工商界的政治献金严加监督。这是与西方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定没有道理吗？难道我们不可以自设游戏规则吗？
你说行动党政府“专制”，这个问题一位IMF 资深官员， Dr Henri Ghesquiere（1978 – 2005 曾为26个国家提供谘询服务）曾讨论过。他说新加坡不同于专制国家的地方有三处：
1. 新加坡法制建全，人人（包括政治领袖），无一不在法律之下。在国际独立研究机构法治透明的排名榜上，新加坡经年高居前几名。
2. 新加坡虽然一党独大，但并非没有定期的，自由、干净的选举。政府是民选的，我们並非没有民主，只是与西方有所不同而已。（关于民主的实践，可参考我2006的一篇言论“质疑民主”。）
3. MNCs 其实也是制约我国政府的一股势力。
你企图等同行动党和法西斯纳粹的说法，相信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赞成。讨论政治最忌不顾现实的纸上作业，文字的意义视其现实语境而定，现实是有目共睹的。行动党 = 法西斯，哈！可以问问美囯前囯务卿基辛格，英国前保守党总理鉄娘子，他们都是老李的 fans。
我个人觉得，用 “家长式权威”来形容行动党政府比较恰当。
权威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 power 上的剥削式权威。动机是自私的。
另一种是建立在能力（智识）上的权威，如教师、教練，动机是利他的：幫助学生获得更高的能力。父母的权威也属这类，动机是帮助孩子。
经济学家在归纳行动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时，认为最显著的特色，是其長远的打算 （Long term vision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异常庞大与日俱增的国家储蓄。开国元老们还特地立法不准现屆政府动用儲备金。有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批评道，“把这一代人赚来的钱，留给后代用，是不公平的！”哈！
第一任外交部长，拉惹日南说过，“我们的每一项政策，都要想到将来。”
像这样处处为后代子孫着想的家长式权威，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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