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 与友人谈行动党政府

相信你听过20/80的说法。

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时，要有轻重缓急的概念：要一下子清理全部的问题，顾此失彼，难有成效。所以必须选其关键者而攻之；把最关键的20% 处理好，其余80% 也会跟着迎刃而解。

被马来西亚趕出来之初，邻居们都幸灾乐祸的等着我们社会经济崩溃。英囯人自顾不暇，悔约提前撤退军事基地，一下子让我国喪失20% 收入。既无天然资源，又无兴业资本（当时国库空虚，钱都被前任政府花得七七八八）可说是走投无路。

唯一生存的希望，是跳出包围圈，与先进世界资本接轨。当时行动党政府只专注于一个目标，那就是搞好经济。第一任财政部长，吴庆瑞说：“我们的经济必须成长，不可被其他目标分心。而经济成长的首要条件，是政治安定。”

所以在对付扰乱社会秩序的破坏分子，不论是私会党、共产党、或親共的工会领袖，是不容手软的。要吸引那些顾后瞻前小心翼翼的外国资金，社会必须安定。

相信你也同意，如果没有当年强硬的政治手段，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人均收入居世界第四，比昔日宗主国英国更威）。而很多拘泥意识形态的新兴国家，今日还在面对基本的民生问题，如住屋，医药徤保，治安，教育等等，在我国这些问题大致上都随着经济的繁荣而解决了。行有余力，随着人民素质的提昇，现在可以进一步开放社会。

上面说的是历史，怎样看待今日的行动党政府呢？

首先，要了解行动党政府一贯小心谨慎的做事方式。新加坡是个幅员特小，种族宗教文化复杂，潜在结构性的断层线特多的城市国家。地雷到处都是，随时会引爆。而新加坡不像中囯，印度，印尼或马来西亚等大国，这里那里出了问题，国家基础不易动揺。我们一犯错，很容易的就玩完了。

所以政府对社会的开放，向来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譬如电影检查制度，因为顾及华社的反黄意识，基督教、回教徒以及各类卫道人士的反对，尺度的放松，以龟速进行。直到最近才准R片放映。

政治的开放，也是一样。

你说行动党政府违反游戏规则，那是谁的规则？是西方国家的规则。

他们的规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吗？比如说，为了避免金钱政治，防止政客受资本家勾串，如美囯的 lobbying，台湾的黑金政治，新加坡对政党接受工商界的政治献金严加监督。这是与西方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定没有道理吗？难道我们不可以自设游戏规则吗？

你说行动党政府“专制”，这个问题一位IMF 资深官员， Dr Henri Ghesquiere（1978 – 2005 曾为26个国家提供谘询服务）曾讨论过。他说新加坡不同于专制国家的地方有三处：

1. 新加坡法制建全，人人（包括政治领袖），无一不在法律之下。在国际独立研究机构法治透明的排名榜上，新加坡经年高居前几名。

2. 新加坡虽然一党独大，但并非没有定期的，自由、干净的选举。政府是民选的，我们並非没有民主，只是与西方有所不同而已。（关于民主的实践，可参考我2006的一篇言论“质疑民主”。）

3. MNCs 其实也是制约我国政府的一股势力。

你企图等同行动党和法西斯纳粹的说法，相信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赞成。讨论政治最忌不顾现实的纸上作业，文字的意义视其现实语境而定，现实是有目共睹的。行动党 = 法西斯，哈！可以问问美囯前囯务卿基辛格，英国前保守党总理鉄娘子，他们都是老李的 fans。

我个人觉得，用 “家长式权威”来形容行动党政府比较恰当。

权威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 power 上的剥削式权威。动机是自私的。

另一种是建立在能力（智识）上的权威，如教师、教練，动机是利他的：幫助学生获得更高的能力。父母的权威也属这类，动机是帮助孩子。

经济学家在归纳行动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时，认为最显著的特色，是其長远的打算 （Long term vision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异常庞大与日俱增的国家储蓄。开国元老们还特地立法不准现屆政府动用儲备金。有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批评道，“把这一代人赚来的钱，留给后代用，是不公平的！”哈！

第一任外交部长，拉惹日南说过，“我们的每一项政策，都要想到将来。”

像这样处处为后代子孫着想的家长式权威，不好吗？

札记 – 与友人谈政治

每当你咬牙切齿的骂李光耀或行动党时，说实话，我打从心里觉得讶异。

陈家洛之所以不杀乾隆皇，理由是他是个好皇帝，是个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让人民安居乐业的好皇帝。我们这一代人，对政府的期待，与陈帮主相差不远。

曾为英殖民地子民，经历过林有福时代的那一辈人，都深知一个无能贪污政府所能造成的灾害，当时失业率几达20%，住屋问题严重（我小时就是住在一间由牛棚改建的板屋里），社会治安糟透，私会党横行（英政府拿他们没办法，才创立了公安法令让政府可以不经过审判而监禁暴徒），罢工暴乱不断，公共设施不良（我住的地方没有电力供应，几十户人共用一个自来水喉），公共医疗设备不足，生病时只能抓草药看无牌中医牌。。。

自独立以来，我国 GDP 增加了二十几倍。IMF 称誉新加坡是自60年代到21世纪发展的最迅速的国家。人民住屋，医药，教育，交通通讯，治安，生活环境各方面均几达世界级水准。并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学习模仿的对象。（Dr Henri Ghesquiere 2007）

作为一个政府，行动党可说是没有失责。而一些深受其益的年轻人却几乎把他们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是我们这些老家伙所不能理解的。

作为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国，我们当时唯一的出路是吸引MNCs 到来投资。但是，如果政治不稳定，社会动乱，MNCs 绝对不会在这里设厂。政府用强硬手段，把私会党、共产党、滋事的左翼工会以及领袖统统抓起来，迅速的扭转了动乱的局面，为经济发展制造了条件。这种果断的做法，我其实是非常欣赏的。

让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当时的新加坡的左翼政治运动，与在马来亚森林里武装斗争的马共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当时政治性质，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不是有规范的“竞争”。觉得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就是不能区分这两者的不同。附上我在2006年写的一篇言论，里面较详细的讨论了“斗争”与“竞争”的概念。（政治代沟）

在搞定了经济之后，行动党政府经已逐步开放政治空间。事有轻重缓急，对吗？

你说政府取消大选。据我所知，新加坡从不逾期举行选举。你说的是那一年的事？

札记 - 与友人谈西化

大家好！

刚从土耳其回来。

旅途中难得上网。

不知道是不是当地网络管制严格，还是因为我不善操作，好几次都发不出电邮。加以旅店里的公用电脑数目有限，背后总是有人排队等着用，烦不胜烦，所以一直没有和各位通讯。

土耳其是欧亚交汇处，絲路终站，许多古文明都在这里留下基因。古迹多的不得了，全国简直像个露天博物院，思古幽情随时被牵动，心境不由自己煞有其事的变得深邃，个人的宠辱得失，遂显得委琐可笑。

各位对中国与新加坡西化问题的讨论相当澈透精采。当时读得非常仓促，而大部份的 email都被我删除了，下面根据粗略的印象，说点个人的意见。

阳阳问得好，什么是西化，如何定义？在对其定义取得共识前，难以讨论。

惠雯说西化是科学与民主（赛先生与德先生），自由与平等。学敏说“西化”就是“现代化”，并说现代化是文化思想的进化，传统到现代是进化的过程。这与卫道者的看法刚好相反，这些人认为西化并不是进化，而是堕落：遗失了崇高的传统道德、祖先与上苍的神圣价值，只知追求物质，放纵欲望，“退化”为禽嘼，。

谈西化问题有个明显的误区，那就是不区分外在与内在。外在即物质、体制以及起居时尚等，内在指精神、价值、文化以及心态等。

上海辣妺穿得比本地妺大胆，不等於她们比较西化。如果执法者与群众的心态与认知都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有了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不能保证法治有效.

所以内在西化，才是根本的西化。

对我来说，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从中衍生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

文艺复兴以前，世界的中心是上帝，人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尘世不过是通往天国的一个旅程，途中必须战战兢兢盯着上帝脸色行事，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

东方也同样漠视个人，孔子提出“君臣父子”， 要求人人扮演好社会分浱的角色。个人探索不被鼓励。

文艺复兴以来，人逐渐取得了中心地位，人开始为自已服务，不再单纯的只是上帝或国家的工具。这就是人文主义。

接下来的启蒙运动，更进一步的把科学（真），道德/宗教（善），艺术（美）三个领域分开。科学与艺术在避开了道德/宗教的干扰之后，得以蓬勃发展，而人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人对自已的理性越来越有自信，开始质疑传统道德与宗教，要用人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法律/道德）来取代传统道德与上帝的天条。在政治上要求国家与宗教分家。并起而剷除君权，由民选代表管理国家。

以人本主乂，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作标准来衡量，究竟谁比较西化？中国还是新加坡？

中国的情况我不了解，无从比较。不过，关于新加坡的西化，倒有些话想说。

“国家是为了个人而存在。”这是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可是如果个人主义趋于极端，个人自由失去节制，权利与义务失衡，国家社会就难以维持。

这是西方社会常见的不良现象。所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不能照单全收。个人与集体之间必须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平衡点。这也就是李显龙说的中庸之道。

还有，我在前面提过，如果群众的精神与文化质素未达水准，徒有先进制度不但没用，还会带来災难。欧美国家强加民主制度于非洲诸国的災难后果，就是最好的例子。苏联与东欧诸国对其“大爆炸”式的政经改革失败，亦已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新加坡当政者在西化过程中，步步为营，由紧到松的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