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人来说，这种技能通常被称作元认知或者关于思维的思维，它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自身的弱点。（奥德修斯让人把自己绑在船桅上就是在运用一些元认知的技巧：他知道自己难以抗拒女妖歌声的诱惑，所以他事先就主动排除了屈服于诱惑的可能。）米歇尔从各种研究得到的大量数据中发现，那些能够准确理解自我克制原理的孩子可以更成功地延迟获得满足。“有趣的是，四岁大的孩子就开始明白思维的规则了。那些不能延迟获得满足感的孩子通常把思维的规则搞反了。他们以为抵抗棉花糖诱惑最好的办法是盯着它，是密切关注目标。其实这个想法很糟糕。你一旦这么想，你会等不及我离开屋子就按铃。” 米歇尔说。
在米歇尔看来，意志力的观点也有助于解释棉花糖实验为何可以成功预测被试未来的行为。米歇尔说道：“如果你能克制自己的热望，那你就会为SAT考试好好复习功课，而不是去看电视，你就会为退休后的生活存更多的钱。这就不仅仅是棉花糖那点事儿了。”
米歇尔和他的同事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甚至在十九个月大的被试身上都出现了这些差别。通过观察刚会走路的幼儿跟母亲分开时的反应，他们发现有的孩子立刻开始哭闹或者死死抓住门，而另一些孩子则会通过玩玩具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从而克服紧张。当这批孩子长到五岁大的时候科学家们再把他们作为棉花糖实验的被试，他们发现那些容易哭闹的孩子更难抵抗所面对的诱惑。
克制能力在早期就能够表现出来，这提示它有一定的遗传基础，这也是人格特质由先天决定的一个例子。不过米歇尔反对如此轻易就下结论。“要区分先天和后天的影响就跟要区分人格和环境条件一样困难。”他说，“两种影响是密切关联的。”比如，当米歇尔让布郎克斯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做“延迟满足实验”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延迟的能力要低于平均水平，至少跟来自帕洛阿图区的孩子比起来是这样。“如果你在贫困中长大，你很少有推迟满足欲望的机会。” 米歇尔说，“如果你不经常实践这种克制能力，你就不清楚如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就难以学会一套克制欲望的策略，而这些好的策略也就不会成为你的习惯。”换句话说，就像学习如何使用电脑一样，人们通过试错的方式来学习如何思维。
不过米歇尔发现了一条捷径。他和同事教给孩子们一套简单的思维技巧—例如把糖果当成一幅画，画周围有一个想象的画框—这使得他们自我克制的能力大为提高。那些一分钟都不愿意多等的孩子现在可以耐心等上十五分钟了。“我所做的只是给了他们一点点如何使用思维的提示，” 米歇尔说道，“一旦你认识到意志力其实就是学会如何控制注意力和思想，那么你就可以增强它。”
马克·伯曼（Marc Berman）是个研究生，他瘦高个儿，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当他谈到自己的研究时流露出的热情极富感染力，就好像一个新生第一次上哲学课一般。伯曼在约翰·乔戴德（John Jonides）的实验室工作。约翰·乔戴德是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位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他在最初的Bing课题里面负责脑部扫描的实验。伯曼知道检测成年人的自我克制能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说：“我们不能给他们棉花糖。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的是一项延迟满足感的长期研究。如果他们一眼看出你的目的是要测试他们的延迟能力，那他们就会努力附和你的实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碰棉花糖的。”
这意味着乔戴德的实验团队不得不找出一种间接的检测意志力的方法。一个小孩子推迟吃棉花糖的行为依赖于他排除吃棉花糖这种想法的能力，基于这个前提，他们选定了一系列任务来检测被试控制工作记忆内容的能力（工作记忆是我们随时可以意识到的数量相对有限的信息）。乔戴德认为这就是自我控制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兑现”的：作为一种引导我们注意力焦点的能力，防止我们的决定被错误的想法所左右。
去年夏天，科学家选取了五十五名被试，克制能力强的和克制能力弱的各占一半，然后发给他们每个人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存储了检测工作记忆的实验程序。其中的两个实验相当有意思。第一个是叫做“压抑任务”的直接练习。给被试显示四个随机词汇，两个蓝色两个红色，并要求被试看完这些词汇后尽力把蓝色的词汇忘掉而努力记住红色的。然后科学家给出一系列的“探针词汇”，并询问被试这些词是否是先前要求他们记住的那些。虽然这个实验跟延迟满足看似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实它们检测的基本机制是一样的。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发现那些克制能力强的人在做压抑任务时也完成得比较出色，他们不会把该忘记的词当作该记住的词。
第二个实验叫做“反应/不反应任务”，在这个任务中一组表情会在被试面前闪现。一开始要求被试每当看到一个笑脸的时候就按下空格键，这并不费劲，因为笑脸会自动触发所谓的“亲近行为”。然而几分钟以后则要求被试在看到愁眉苦脸的时候才按空格键，这时被试就需要克服本能的冲动了。结果显示那些克制能力强的人在看到笑脸时更能抵抗按键的冲动。
当我去年夏天第一次跟科学家们谈起这些实验的时候，他们起初很担心在两个群体之间很难发现什么差别。直到今年一月份他们才获得足够的数据进行分析（一点也不奇怪，要从克制能力低的人那里要回笔记本电脑也困难得多-_-!），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两组人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一个图表显示随着四岁时测试延迟满足的时间缩短，他们在成年后的测试任务中出错的次数显著增加。
科学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这种行为上的差异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是否也能探查到。虽然乔戴德和他的团队刚开始进行扫描工作，一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但他们对实验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对这些测试任务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因此我们知道该扫描哪些部位，也能够估计到将会发现什么结果。” 乔戴德说道。他一口气罗列出相关脑区的名称，这些部位是他们业已证明负责工作记忆训练的区域。这些脑区主要分布于额叶皮质—眼球后上方的大脑区域—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前扣带以及左右额下回。科学家早就发现这些区域跟自我控制有关，同时它们也是工作记忆发挥作用和引导注意力所必需的。在科学家看来这不是一个巧合。“我们有强烈的本能要得到棉花糖或按下空格键，” 乔戴德说“唯一能够抵制这种本能的方法就是回避这些事物，也就是说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把它叫做意志力，但它其实跟意志无关。”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正田裕一（Yuichi Shoda）曾经是米歇尔的研究生，他负责这个课题中有关行为学和基因组学方面的实验。他对那些“棉花糖实验”的受试者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随访。正田裕一了解他们的一切—从他们的成绩单和社交礼仪到他们应对挫折和压力的能力，他无所不知。从基因组学方面着手的研究能够取得多大进展还是个未知数。自从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许多研究都旨在寻找决定人格的遗传学基础，但是对于许多所谓与人格相关的基因目前还存有争议。“人类是相当复杂的生物” 正田说，“就算人格特质中最简单的方面也要通过许多基因共同起作用。”科学家们决定把精力集中在参与多巴胺信号通路的基因上,因为这种神经递质被认为跟动机和注意力有关。然而，哪怕造成延迟满足的基因间的确存在微小的差别—这是很有可能的—正田也不指望自己能够发现它，因为样本量实在太小了。
近些年来，研究者开始对当时的许多被试进行家访，其中也包括卡罗琳·韦斯，因为他们想更好地了解家庭环境如何参与塑造自我控制能力。“他们把我家厨房变成了实验室” 卡罗琳告诉我说，“他们支起个小帐篷，然后在那里用饼干给我的大女儿做延迟满足的测试。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希望自己女儿能够忍住。”
检测工作记忆的实验和脑部扫描得到的数据越来越多，米歇尔对进一步实验可能得到的结果也更加充满兴奋和期待。“我对于仅仅运用一台高档仪器进行脑部扫描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利用这些fMRI的数据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米歇尔正在申请一项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用于从注意力的控制和引导方面来研究像强迫症和注意力缺失这样一些精神疾患。米歇尔和他的团队希望找到和大量精神疾病都有关的神经环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条环路，那么有助于四岁小孩延迟满足的办法，也可以帮助成人对付他们的综合征。最让米歇尔激动的一个例子是，那些四岁时在“棉花糖实验”里失败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年后变成了克制能力很强的人。“这个人群是最令我感兴趣的” 米歇尔说，“他们从根本上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米歇尔还在准备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该项研究试图考察是否可以让几百名来自费城、西雅图和纽约的小学生学会自我控制的技巧。此前，他通过教授小孩子一些简单的“思维转换”技巧，比如把棉花糖想象成云彩，从而使他们在棉花糖实验中完成得更好，但是这些新技巧能否长期保持还不清楚。换句话说，这些技巧只是在实验中起作用呢，还是可以被孩子运用到生活中，比如决定是做作业还是看电视？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安杰拉·李·杜可华（Angela Lee Duckworth）负责这个课题。她是在高中做了几年数学教师以后开始对这个学科感兴趣的。“通常，那种经历令人相当沮丧”她说，“我渐渐相信给那些没有自制能力的小毛头上代数课简直就是徒劳。”因此，在杜可华三十二岁的时候，她决定做一个心理学家。她主要的一个研究课题是考察自制能力和平均积点之间的关系。通过调查一些八年级的学生是否愿意现在得到一块钱还是愿意等到下周拿两块钱，她发现延迟满足的能力比智商测试能更好地预测学生的在校表现。她说她的研究表明“智力虽然很重要，但自制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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