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后期，留着长长棕色头发，四岁的卡罗琳·韦斯(Carolyn Weisz)被请进了斯坦福大学Bing幼儿园的一间“游戏室”。这房间跟一个大的储藏室差不多大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卡罗琳被要求在椅子上坐下，并从盘子里的棉花糖、曲奇和脆饼中挑选一种来享用。卡罗琳选了棉花糖。尽管她今年已经44岁了，但对于那些用玉米糖浆和明胶做出来的松松软软的食物，卡罗琳还是难抵诱惑。“我知道我不该喜欢它们，”她说。“但它们实在太美味了！”研究人员给了卡罗琳一个选择：她要么马上吃掉一颗棉花糖，或者如果她愿意在研究人员出去的几分钟时间里等一等，那么等研究人员回来后她就可以吃到两颗糖。研究人员说，如果卡罗琳在他外出期间按了桌子上的铃，他就会跑回来，卡罗琳就只能吃到一颗糖，另一颗要被没收。随后研究人员离开了房间。
尽管现在卡罗琳对于实验内容已没有了直接的记忆，科学家们也不愿透露有关被试的任何信息，但卡罗琳仍强烈怀疑她可以延迟获得满足。“我一直很擅长等待，”卡罗琳告诉我，“如果你给我一项挑战或任务，我会找到一种方法去完成，即使这意味着不能吃到我喜爱的食物。”她的母亲，凯伦·索提诺（Karen Sortino）更加肯定地说：“当卡罗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非常耐心。我肯定她会等待的。”但她的哥哥克雷格（Craig）却未能表现出足够的坚忍性，他也参加了这一实验。克雷格比卡罗琳年长一岁，仍然记得等待过程中的煎熬。“在某一时刻，我确实突然间感到只有自己一个人，”他回忆说。“于是我就开始吃掉了所有的糖果。”据克雷格所言，他还接受了小塑料玩具的相关测试—如果他等一等就可以得到两个玩具—不过他弄开了桌子，因为他知道那里有更多的玩具。“我拿走了所有我能得到的东西，”他说。“我把它们席卷一空。此后，我发现老师们劝我再也不要走进实验房间了。”
纵观这些进行了数年的实验，它们的确很折磨人，因为孩子们要挣扎力求忍耐得久一点以延迟获得满足。有些孩子用手蒙住眼睛或是转过身去不看盘子。另一些则踢桌子、拉辫子，有的孩子轻轻摩挲棉花糖，好象那是一个填饱了肚子的小动物一样。有一个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小男孩，仔细环顾房间以确定没有人可以看到他，然后拿起一块奥利奥饼干，小心地把它分成两半，舔完当中的白奶油，再把两片饼干放回盘子中，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大多数孩子象克雷格一样，他们尽力抵制诱惑，但平均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一些孩子索性马上就吃掉棉花糖，”负责这项实验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瓦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回忆说。“他们甚至不会去按铃。还有一些孩子会直勾勾地盯着棉花糖，30秒以后就按铃。”然而，大约30%的孩子会象卡罗琳那样。他们成功地延迟了获得满足的时间直到研究人员在约15分钟后回来。这些孩子在与诱惑作斗争的过程中，找到了抵制诱惑的方法。
实验的最初目的在于弄清是什么心理过程使得一些人延迟获得满足而另一些人索性放弃。在70年代初就Bing的研究发表了数篇论文后，米歇尔继续在其他领域进行了人格分析的研究。“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让孩子们不去吃棉花糖。”
但有时候，米歇尔会问他的三个女儿在Bing幼儿园里小朋友们的情况，她们都在Bing学习。“这纯粹是为了打发晚餐时间而进行的对话，”他说。“我问她们，‘珍尼怎么样？艾里克怎么样？她们在学校表现如何？’”米歇尔开始注意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学业表现与他们等待第二颗棉花糖的能力之间的联系。他要求他的女儿用0到5的尺度标准对她们的朋友们的学业情况进行评分。将这些评分与最初的数据进行比较后，他看到了相关性。“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结果，”他说。从1981年开始，米歇尔向所有可以联络到的653个参与棉花糖实验的被试的家长、老师和导师发放了调查问卷。这些被试当时还在读高中。他询问了所能想到的各种个性特征，从计划能力和预想能力到很好地处理问题并与同伴协作的能力。他还询问了他们的SAT成绩。
当米歇尔开始分析这些结果时，他发现低延迟者，就是那些很快按铃的孩子，似乎更有可能出现行为上的问题，在学校和家都是如此。他们的SAT分数也较低。他们在压力较大的环境下手忙脚乱，通常不容易集中注意力，也很难维系友谊。那些能够等上15分钟的孩子在SAT的分数上平均，比那些只能等上30秒的孩子的SAT分数要高出210分。
卡罗琳·韦尔斯是高延迟者的典范。她进入斯坦福大学进行大学本科的学习，并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她是Puget Sound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与此同时，克雷格去了洛杉机，在娱乐行业做过“各种工作”，主要是制作工作。他近期还协助编写和拍摄电影。“当然，我希望我能够更加耐心一些，”克雷格说道，“回首从前，有很多时候如果我再耐心一点，我也许可以做出更好的职业选择。”
米歇尔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对这些被试进行随访直到他们快四十岁—加里弗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助理教授奥兹兰·艾杜（Ozlem Ayduk）发现低延迟性的成年人体重指数出奇的高，更可能染上吸毒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有赖于自我报告。“在人们愿意告诉你有关他们的情况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表现上常常存在一定的差距，”他解释说。因此，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米歇尔与他的合作小组在去年将最初Bing实验中的被试请到了斯坦福大学，用fMRI仪器进行为期几天的实验。卡罗琳说她会参与在夏季晚些时候进行的扫描实验；克雷格在几年前完成了一项调查研究，但还是不得不应邀去帕洛阿图（Palo Alto，斯坦福大学所在地）。科学家们期望确定导致人们延迟获得满足并控制情绪反应的大脑特定区域。他们也进行了多种基因测试，寻找影响等待第二颗棉花糖能力的遗传性个性特质。
如果米歇尔和他的团队成功的话，他们将找到负责自我控制的神经环路。几十年来，当要预见未来生活的成功与否时，心理学家们都将原始智力作为最重要的变量加以关注。米歇尔争辩说，智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控：即使最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做作业。“我们真正想要用棉花糖测量的不是意志力或是自控的能力，”米歇尔说。“而是比那更重要的东西。这一任务迫使孩子们去寻找一种趋于有利情景的方式。他们想要得到第二颗棉花糖，但怎样才能得到呢？我们不能控制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怎样去认识它。”
如果研究成功，米歇尔和他的团队就能勾勒出负责自我控制的神经回路。几十年来，心理学家都把眼光聚焦在智力上，把它当作预测被试日后成功的首要变量。而米歇尔认为，智力很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控制的支配：再聪明的孩子也得完成作业。米歇尔说：“棉花糖实验的目的并非测试意志力或自控力。其目标比那重要得多。这项任务迫使孩子们设法让环境为自己所用；他们想要第二颗糖果，可要怎么才能到手呢？世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我们对世界的想法是可以控制的。”
瓦尔特·米歇尔是一个纤瘦而又优雅的男人，头发总是剃得干干净净，脸上印着深深的皱纹。他讲话带着布鲁克林地区浓重的口音，而且他喜欢边说边用动作表现出来。所以当他在描述棉花糖任务的时候，他会模拟一个不耐烦的四岁小孩的肢体语言。“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一些小孩可以等待而另一些却不能，那么你必须像那些孩子那样去思考问题，”米歇尔说道。
米歇尔于1930年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是一位谦逊的成功商人，对咖啡和世界语情有独钟，他的母亲长期躺在病床上，额头上还敷着冰块，用以缓和她脆弱的神经。这个家庭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被接纳，但当纳粹在1938年把奥地利吞并后，米歇尔还记得在学校里米歇尔总是被希特勒式的青年嘲笑辱骂；父亲由于幼年时期患上的小儿麻痹症而步履蹒跚，只能被迫穿着睡衣一瘸一瘸地在街上行走。德国接管奥地利几周后，在烧毁犹太血统的证据时，瓦尔特找到了一张长久被遗忘的美国公民的资格证，那是几十年前他的外祖父取得的。这份证明拯救了整个家庭。
全家移居去了布鲁克林，在那里米歇尔的父母开了家一元店。米歇尔进入纽约大学学习，跟着戴尔默·舒瓦兹(Delmore Schwartz)和艾伦·塔特（Allen Tate）学习诗歌，还与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一起参加了舞台艺术课程的学习。他还对精神分析学以及新兴的人格测验异常着迷，例如罗厦（Rorschach）人格测验。“那就好象一台心理X射线仪，”他说。“你可以通过向人们展示一幅图片来解释这个人。”尽管他被迫加入他叔叔的雨伞业从事商业活动，但他最终还是在俄亥俄州取得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但米歇尔注意到，学术上的理论应用起来却很局限，对于大多数人格科学的无用性，他感到很受打击。他不愿像那帮愚蠢的研究生一样，靠一套毫无意义的测试就作出诊断。1955年，米歇尔得到了一个去特立尼达研究Orisha教“神灵附体”典礼的机会。起初他计划运用罗厦测试的方法来揭示被“神灵附体”的人的无意识状态和行为之间的联系，但不久米歇尔便对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产生了兴趣。他住到了一个平均分布着东印第安人和非洲后裔的小岛上；他注意到这两个群体对对方都有着很深的陈见。“东印第安人会把非洲人描述成感情用事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总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从不为将来打算，”他说，“与此同时，非洲人会说东印第安人不懂得如何生活，会把钱塞进床垫里，从不享受生活。”
米歇尔从这两个群体中抽出了一些孩子并要求他们做出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可以立即获得一个巧克力条，或者如果他们愿意等待几天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大一些的巧克力条。米歇尔得到的调查结果显示，种族跟生活态度并无关系—另一些变量，例如孩子们是否与他们的父母同住，却被证明跟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但他们确实让米歇尔对延迟获得满足的问题发生了兴趣。为什么一些孩子可以等待而另一些却不能呢？是什么使得等待成为可能？不像那些泛泛的特质似乎做套人格测验就可以评估，自控能力虽然也可以被测量，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1958年，米歇尔成为了哈佛大学社会关系所的一名助理教授。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有关“人格评估”的研究性课程。米歇尔很快得出结论，现行的理论认为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人会表现出相应特质的行为，但现有的数据不支持这一假设。人格，至少按照当时的定义，根本不可能被可靠评估。几年后，他被和平部队（Peace Corps.）聘请为人格评估顾问。早年和平部队的志愿者曾惹了许多麻烦，很令人尴尬—某人邮寄了一张明信片，在上面写着表达对东道国卫生习惯厌恶的言语—所以肯尼迪政府希望用一种筛选方式来淘汰掉那些不适合从事外交事务的人。志愿者们要接受标准化的人格特质测试，米歇尔把测试结果与志愿者们在这一领域的表现情况作了比较。他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性；这一费时的测试什么也不能预见。就这一点来说，米歇尔意识到问题不在于测试本身—而在于它的前提。心理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独立于环境而存在的特质，但当人格与环境无法分离开来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与我们自古至今对人格问题的看法是背道而弛的，”他说道。
正当米歇尔开始分析他的领域所采用的种种方法时，哈佛大学心理系却闹得一片乌烟瘴气。1960年，人格心理学家提摩太·里瑞（Timothy Leary）帮助启动了哈佛迷幻药项目，该项目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自体实验。米歇尔还记得研究生们摆课桌的地方却摆上了床垫，以及瑞士汽巴精化公司寄来的大包裹。米歇尔并不反对嬉皮士，但他希望现代心理学是客观严谨的。所以在1962年，瓦尔特·米歇尔去了帕洛阿图，并在斯坦福大学工作。
米歇尔身上有着某种深刻的矛盾性—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几十年来一直在批判人格测试的有效性—发明了棉花糖任务，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却产生了发人深省的预见性。然而米歇尔认为并不矛盾。“我一直相信，在一个人身上一定存在着某些一以贯之的东西是可被观察到的”他说道，“只是我们应该采用正确的方式。”米歇尔的一项经典研究记录了在某次夏令营中，儿童在各种情景下的攻击行为。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攻击性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但米歇尔发现孩子们的反应取决于相互之间作用的一些细节。在同一个小孩身上可能同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被他的同龄人嘲笑时，他会猛烈回击，但遇到长辈的惩罚时，他可能很快就会屈服。而另一个小孩则可能对老师的警告置之不理，却与他的同伴相交甚好。当使用米歇尔称作“如果—那么模式”的话，可以很好地对攻击性进行评估。如果某个孩子被同伴嘲笑的话，那么他将会带有攻击性。
对于这种“相互作用主义”的人格模型，米歇尔最喜欢用的比喻之一就是一辆小汽车正在制造刺耳的噪声。机械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总是先试着确定引起噪声的特定情景。当汽车在加速或者换挡，或者减速行驶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噪声？除非机械工能够确定汽车在什么场合下发出这种噪声，否则他根本不能找出汽车到底哪个零部件坏了。米歇尔希望心理学家们能象机械工那样去思考问题，观察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反应。最大的困难在于要设计出一种能够精确模拟出与预测行为相关情景的测试。为了找寻一种更有意义的人格测试，米歇尔在1968年重新审视了自己十来年前对特立尼达儿童采用的实验方法。他自己也已经有了三个女儿，那项实验似乎也更重要了。“小孩子完全是凭本能冲动行事，”米歇尔说。“他们开始不能等待任何东西—无论是他们想要的还是他们需要的。但是随后，由于我观察了我自己的孩子，我惊讶地发现，他们逐渐学会了怎样延迟以及怎样获得更多其他东西。”
在196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成立了Bing幼儿园。教室被设计成了实验室，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单面镜，那可以使研究人员很好地观察孩子们。学校的校长助理詹妮弗·温特（Jennifer Winters）在二月份的时候带领我参观了学校的大楼。Bing幼儿园现在仍然是一个研究中心—孩子们对观测他们的研究生很快就熟视无睹了—温特并不确定米歇尔的棉花糖任务是否可以在今天被重复。“近来我们在尝试做一个类似的实验，孩子们对可以在游戏室里吃东西感到非常兴奋”她说道,“但是现在诸如如过敏、偏食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已经不太用食物做实验了。”
米歇尔通过在餐桌上对他的女儿进行测试从而改进了他的实验方法。“当你在调查一个四岁孩子的意志力时，小小的事物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他说。“棉花糖应该有多大？用哪种曲奇饼干最好？”经过了几个月的耐心改进，米歇尔形成了一套难度接近于延迟获得满足的实验设计。在1968年春天，他在Bing进行了首次实验。“当我们一向孩子们解释实验条件时，一些孩子就想要放弃，我知道我们的实验设计应当做得更好一些，”他说，“孩子们知道这个实验会很难。”
那时，心理学家们认为，孩子们等待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有多么想得到棉花糖。但很显然每个孩子都渴望得到那额外的一颗糖。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自我克制呢？基于成百上千个小时的观察，米歇尔得出的结论是，关键性的技能是“注意力的策略性分配”。耐心的孩子不会一直围着棉花糖转—棉花糖是一种“热刺激”—他们通过蒙住眼睛、假装在桌子底下玩躲猫猫或者唱芝麻街的歌来分散注意力。他们的渴望并未受挫—它几乎被遗忘了。“如果你总是想着棉花糖，想着它多么美味可口，那么你就会马上吃掉它，”米歇尔说。“关键在于不要老去想它。
阿马蒂亚·森在中国知名，还在于他有着另一个传遍世界的称呼：“穷人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