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几乎是目不转睛的注视着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而西方人士却似乎自顾不暇, 只在有空时偶尔转头看看东方一眼, 所以，对东方事物的认识往往流于表面, 不甚了了。
英国学者, 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执行主任马克 莱昂纳德 (Mark Leonard ) , 在2003年到中国去, 打算了解一下中国思想界的状况. 他本想打个转就走, 原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几个执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藏身于党的秘密研究室或者顶尖大学的校园, 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一群知识份子, 智囊人物以及社会活动家, 他们就国家的未来展开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他说，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国际事务思想上的蓬勃发展与创新。
接着, 他花了三年时间，走访数十名中国知识份子。今年3月，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 中国这些辩论所形成的世界观，最终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新右 对 新左
中国思想界的“新右”学者是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中的核心力量，他们认为必须把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把国有企业私营化，萎缩政府规模，仅剩下保护私有财产的功能。他们相信只有当一个新的, 在政治上活跃的 “有产阶级”出现后， 中国才有自由。
但在今日，他们这些由西方进口的观点已受到质疑和反对。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民众对改革的代价越来越不能忍受，下岗工人群起抗议，非法拆屋以及工资拖欠等问题引起了公愤，造成社会不安。
“新右”的市场万能观点也受到了“新左”的挑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中，市场与国家、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都被提出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应该继续在精英手中集聚，还是应该建立所有公民都能受益的发展模式他们想要发展的,
“新左”要一个比较温和的市场制度，备有能减轻社会不公平的安全网，还要能保护环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
北京似乎微妙的向“新左”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计划增加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改善农村卫生与教育条件，并制定减少能源消耗的目标。
这个个五年计划可说是新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模版。对“新右”来说，它保持了继续试验的想法，采用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新左”来说，它关怀了不公平现象和环境保护，探寻能够把竞争与合作连系起来的新体制。
全球化与民主化
中国“全球化”的模式也是独创一格的，并且高度有效。
很多中等或低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伊朗、埃及、安哥拉、赞比亚、卡萨克斯坦、俄国、印度、越南、巴西、委内瑞拉都派员到中国城市学习。中国知识分子如张维迎和胡鞍钢等人常被邀请讲授经验。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
全球化原是市场经济的全面胜利，而中国则显示了国家资本制度是最大的得益者。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也在摸索“民主化”的新方向。
俞可平告诉莱昂纳德，就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仓促激进的民主改革同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
中国思想家一般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政治危机：投票率下降、政治领袖的公信力如同旧车商、政党党员日益减少、民粹手段盛行。多党选举制度虽然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许多从政者已开始采用新措施以补其不足。而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家认为，应该只在边缘使用选举，决策时则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有如一间菜单固定但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顾客不能选择菜色。中国模式则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中央似乎愿意放手让地方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试验。成功的案例，如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纷纷被其他城市仿效。
一党制在中国能维持多久, 没有人可以断言。不过，这个政权已经发展出越来越成熟有效的技巧，以延续其生存，同时防止民众不满情绪的滋生。
在有关全球化的辩论中，中国已经证明，集权政权是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将来，很有可能，其商议集权的模式，也同样的可以证明，一党制国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民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 ）。如果中国公众咨议模式的试验成功的话，那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就能确信，通过这种模式，一党制国家是可以在这个全球化以及大众通信的时代，生存下去的。
自由国际主义者 对 中国新保守派
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场正在进行中辩论的对手，是 “自由国际主义者” 对抗莱昂纳德所谓的
“中国新保守派” (neocons)。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国际办法的辩论。
目前自由国际主义者处于上风。他们当中包括缔造“中国和平崛起”一词的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尊重国际体系的传统规则，避免冲突，并说服他人中国并不是威胁。郑必坚认为中国需要利用华盛顿的不得人心，投射它自己的“软实力”。他希望北京通过推广基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梦”（来帮助穷人），来回应关于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并尊重主权和国际法（来捍卫国家独立）。尽管这个术语已经被弃用，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今定义了胡锦涛的外交政策，向全世界投递中国的友谊，向所有接受者提供援助，并通过软化北京在达尔福尔、伊朗和朝鲜等棘手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来缓解与西方的紧张.
中国新知识分子
吴大地（2008-04-18） 联合早报 言论
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 )说，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国际事务思想上的蓬勃发展与创新。
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中国的思想界正在就国家的未来展开着激烈争论. 这些论辩所形成的观点，最终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新右”对“新左”
“新右”学者是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中的核心力量，他们认为必须把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把国有企业私营化，萎缩政府规模，仅剩下保护私有财产的功能。他们相信，只有当一个新的，在政治上活跃的“有产阶级”出现后，中国才有自由。
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民众对改革的代价越来越不能忍受，下岗工人群起抗议，非法拆屋以及工资拖欠等问题引起了公愤，造成社会不安。
“新右”的市场万能观点也受到了“新左”的挑战。在这场论战中，市场与国家、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都被提出讨论。
“新左”要一个比较温和的市场制度，备有能减轻社会不公平的安全网，还要能保护环境。他们想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
北京似乎微妙的向“新左”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计划增加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改善农村卫生与教育条件，并制定减少能源消耗的目标。
“全球化”模式与民主化的方向
中国“全球化”的模式也是独创一格的，并且高度有效。很多中等或低收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
全球化原是市场经济的全面胜利，而中国则显示了国家资本制度是最大的得益者。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也在摸索“民主化”的新方向。
俞可平告诉莱昂纳德，就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仓促激进的民主改革同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
中国思想家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政治危机：投票率下降、政治领袖没公信力、政党党员日益减少、民粹手段盛行。多党选举制虽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许多从政者已开始采用新措施来弥补其不足。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家认为，应该只在边缘使用选举，决策时则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
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有如一间菜单固定但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顾客不能选择菜色。而中国模式则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中央似乎愿意放手让地方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试验。成功的案例，如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纷纷被其他城市仿效。
一党制在中国能维持多久，没有人可以断言。不过，这个政权已经发展出越来越熟练有效的技巧，以延续其生存，同时防止民众不满情绪的滋生。
在有关全球化的辩论中，中国已经证明，集权政权是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将来，集权商议的模式或也可以证明，一党制国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 ）。
“自由国际主义者” 对“中国新保守派”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国际外交方针的辩论。
目前自由国际主义者处于上风。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尊重国际体系的传统规则，避免冲突，并说服他人中国并不是威胁。缔造“中国和平崛起”一词的郑必坚认为，中国需要利用华盛顿的不得人心，投射它自己的“软实力”。他希望北京通过推广基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梦”（来帮助穷人），来回应关于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并尊重主权和国际法（来捍卫国家独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今定义了胡锦涛的外交政策。
新保守派代表着毛泽东时期挑战西方霸权政策的新观念。当中包括了学者阎学通以及海军少将杨毅。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不那么侧重于安抚华盛顿，而应该更加关心北京自己的重点事务。当中包括抵制海外民主推销和人道干涉，以保护中国及其盟国不受外来干预。
新保守派采纳了多边主义，并把这个概念转变成实力投射的工具，在加强中国独立性的同时，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其安排将排除中国的大对手美国。
他们努力说服外交部，区域一体化将给中国带来各种各样的实际利益。而北京似乎慢慢让步；它现在支持仿照欧盟的“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中国将扮演核心角色，犹如欧洲的法国或德国，而日本将是局外角色，犹如欧盟背景下的英国。
开放以来，中国遵循的变革模式是先来小规模的，然后再扩展。例如，在国内，它首先在经济特区引入自由市场，数年后扩大到全国。预计在国际领域的情况也类似。
北京已经开始迈出建立新体系的婴儿小步，在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创立工作中充当先锋。这些组织以中国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而不是以西方的为基础，代表了北京可能在未来加以扩大的楔入口。
中国缔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道路，以国家高度控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为特色。非洲、中东、中亚和拉美等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求遵循这条道路。
中国越是富裕越是强大，“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就越大，而且它对冷战后主导国际事务的自由民主范例就会构成更加真实的威胁。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英国学者, 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执行主任马克 莱昂纳德 (Mark Leonard ) , 在2003年到中国去, 打算了解一下中国思想界的状况. 他本想打个转就走, 原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几个执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藏身于党的秘密研究室或者顶尖大学的校园, 没想到他却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一群知识份子, 智囊人物以及社会活动家, 他们就国家的未来展开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他说，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国际事务思想上的蓬勃发展与创新。
接着, 他花了三年时间，走访数十名中国知识份子。今年3月，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 中国这些辩论所形成的世界观，最终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新右 对 新左
中国思想界的“新右”学者是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中的核心力量，他们认为必须把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把国有企业私营化，萎缩政府规模，仅剩下保护私有财产的功能。他们相信只有当一个新的, 在政治上活跃的 “有产阶级”出现后， 中国才有自由。
但在今日，他们这些由西方进口的观点已受到质疑和反对。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民众对改革的代价越来越不能忍受，下岗工人群起抗议，非法拆屋以及工资拖欠等问题引起了公愤，造成社会不安。
“新右”的市场万能观点也受到了“新左”的挑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中，市场与国家、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都被提出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是应该继续在精英手中集聚，还是应该建立所有公民都能受益的发展模式他们想要发展的,
“新左”要一个比较温和的市场制度，备有能减轻社会不公平的安全网，还要能保护环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
北京似乎微妙的向“新左”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计划增加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改善农村卫生与教育条件，并制定减少能源消耗的目标。
这个个五年计划可说是新的中国模式的一个模版。对“新右”来说，它保持了继续试验的想法，采用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新左”来说，它关怀了不公平现象和环境保护，探寻能够把竞争与合作连系起来的新体制。
全球化与民主化
中国“全球化”的模式也是独创一格的，并且高度有效。
很多中等或低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伊朗、埃及、安哥拉、赞比亚、卡萨克斯坦、俄国、印度、越南、巴西、委内瑞拉都派员到中国城市学习。中国知识分子如张维迎和胡鞍钢等人常被邀请讲授经验。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
全球化原是市场经济的全面胜利，而中国则显示了国家资本制度是最大的得益者。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也在摸索“民主化”的新方向。
俞可平告诉莱昂纳德，就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仓促激进的民主改革同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
中国思想家一般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政治危机：投票率下降、政治领袖的公信力如同旧车商、政党党员日益减少、民粹手段盛行。多党选举制度虽然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许多从政者已开始采用新措施以补其不足。而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家认为，应该只在边缘使用选举，决策时则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有如一间菜单固定但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顾客不能选择菜色。中国模式则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中央似乎愿意放手让地方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试验。成功的案例，如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纷纷被其他城市仿效。
一党制在中国能维持多久, 没有人可以断言。不过，这个政权已经发展出越来越成熟有效的技巧，以延续其生存，同时防止民众不满情绪的滋生。
在有关全球化的辩论中，中国已经证明，集权政权是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将来，很有可能，其商议集权的模式，也同样的可以证明，一党制国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民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 ）。如果中国公众咨议模式的试验成功的话，那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就能确信，通过这种模式，一党制国家是可以在这个全球化以及大众通信的时代，生存下去的。
自由国际主义者 对 中国新保守派
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场正在进行中辩论的对手，是 “自由国际主义者” 对抗莱昂纳德所谓的
“中国新保守派” (neocons)。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国际办法的辩论。
目前自由国际主义者处于上风。他们当中包括缔造“中国和平崛起”一词的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尊重国际体系的传统规则，避免冲突，并说服他人中国并不是威胁。郑必坚认为中国需要利用华盛顿的不得人心，投射它自己的“软实力”。他希望北京通过推广基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梦”（来帮助穷人），来回应关于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并尊重主权和国际法（来捍卫国家独立）。尽管这个术语已经被弃用，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今定义了胡锦涛的外交政策，向全世界投递中国的友谊，向所有接受者提供援助，并通过软化北京在达尔福尔、伊朗和朝鲜等棘手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来缓解与西方的紧张.
新保守派代表着毛泽东时期挑战西方霸权政策的新观念。当中包括和国家安全部关系密切的学者阎学通，以及作为中国军方最具才华思想家之一的海军少将杨毅。新保守派认为中国应该不那么侧重于安抚华盛顿，而应该更加关心北京自己的重点事务。当中包括抵制海外的民主推销和人道干涉，以保护中国及其盟国不受外来干预。
新保守派采纳了多边主义。阎学通等学者把这个概念转变成实力投射的工具，在加强中国独立性的同时，帮助它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其安排将排除中国的大对手美国。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阎学通就努力的地向传统上对国际机构持怀疑态度的中国外交部推销这一概念，认为区域一体化将给中国带来各种各样的实际利益。而北京也慢慢让步；例如它现在支持仿照欧盟的“东亚共同体”的概念。阎学通认为这样的共同体将是促进中国实力并排斥日本的有效手段，因为作为美国最强大亚洲盟友的日本可能不愿意参与这样的项目。在新的计划中，中国将扮演核心角色，犹如欧洲的法国或德国，而日本将是局外角色，犹如欧盟背景下的英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闯劲的新保守派可能成为主导。在近代史上，中国遵循的变革模式是先来小规模的，然后再扩展。例如，在国内，它首先在经济特区引入自由市场，数年后扩大到全国。预计在国际领域的情况也类似。北京已经开始迈出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新体系的婴儿小步，在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创立工作中充当先锋。这些组织以中国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而不是以西方的为基础，代表了北京可能在未来加以扩大的楔入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闯劲的新保守派可能成为主导。在近代史上，中国遵循的变革模式是先来小规模的，然后再扩展。例如，在国内，它首先在经济特区引入自由市场，数年后扩大到全国。预计在国际领域的情况也类似。北京已经开始迈出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新体系的婴儿小步，在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创立工作中充当先锋。这些组织以中国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而不是以西方的为基础，代表了北京可能在未来加以扩大的楔入口。
中国自身摆脱西方思想的同时，也缔造了一条新的道路，以国家高度控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为特色。非洲、中东、中亚和拉美等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求遵循这条道路。中国越是富裕越是强大，“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就越大，而且它对冷战后主导国际事务的自由民主范例就会构成更加真实的威胁.
中国新知识分子
吴大地（2008-04-18） 联合早报 言论
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 )说，很多人只看到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国际事务思想上的蓬勃发展与创新。
他在一篇题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中国的思想界正在就国家的未来展开着激烈争论. 这些论辩所形成的观点，最终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新右”对“新左”
“新右”学者是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中的核心力量，他们认为必须把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把国有企业私营化，萎缩政府规模，仅剩下保护私有财产的功能。他们相信，只有当一个新的，在政治上活跃的“有产阶级”出现后，中国才有自由。
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民众对改革的代价越来越不能忍受，下岗工人群起抗议，非法拆屋以及工资拖欠等问题引起了公愤，造成社会不安。
“新右”的市场万能观点也受到了“新左”的挑战。在这场论战中，市场与国家、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都被提出讨论。
“新左”要一个比较温和的市场制度，备有能减轻社会不公平的安全网，还要能保护环境。他们想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民主。
北京似乎微妙的向“新左”观点倾斜。2005年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和谐社会”蓝图，这是从1978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发展作为高于一切的国家目标。计划增加退休金、失业补助、医疗保险，改善农村卫生与教育条件，并制定减少能源消耗的目标。
“全球化”模式与民主化的方向
中国“全球化”的模式也是独创一格的，并且高度有效。很多中等或低收入国家都到中国取经。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20个国家有3000多个学习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区在建设。
全球化原是市场经济的全面胜利，而中国则显示了国家资本制度是最大的得益者。
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也在摸索“民主化”的新方向。
俞可平告诉莱昂纳德，就和经济的休克疗法一样，仓促激进的民主改革同样会导致失败。他提倡从草根开始的渐进从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通过在党内首先促进民主来推动民主。
中国思想家认为，所有发达民主目前都面临着政治危机：投票率下降、政治领袖没公信力、政党党员日益减少、民粹手段盛行。多党选举制虽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心，许多从政者已开始采用新措施来弥补其不足。中国新一代政治思想家认为，应该只在边缘使用选举，决策时则以公开咨询、专家研讨、社会调查为主。
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房宁打了个比方，西方模式民主有如一间菜单固定但食客可以选择不同的厨师的饭店，顾客不能选择菜色。而中国模式则是厨师固定，但菜色可以通过商讨来改变。
中央似乎愿意放手让地方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试验。成功的案例，如重庆的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纷纷被其他城市仿效。
一党制在中国能维持多久，没有人可以断言。不过，这个政权已经发展出越来越熟练有效的技巧，以延续其生存，同时防止民众不满情绪的滋生。
在有关全球化的辩论中，中国已经证明，集权政权是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将来，集权商议的模式或也可以证明，一党制国家能取得某种程度的大众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 ）。
“自由国际主义者” 对“中国新保守派”
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国际外交方针的辩论。
目前自由国际主义者处于上风。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尊重国际体系的传统规则，避免冲突，并说服他人中国并不是威胁。缔造“中国和平崛起”一词的郑必坚认为，中国需要利用华盛顿的不得人心，投射它自己的“软实力”。他希望北京通过推广基于经济发展的“中国梦”（来帮助穷人），来回应关于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并尊重主权和国际法（来捍卫国家独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今定义了胡锦涛的外交政策。
新保守派代表着毛泽东时期挑战西方霸权政策的新观念。当中包括了学者阎学通以及海军少将杨毅。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不那么侧重于安抚华盛顿，而应该更加关心北京自己的重点事务。当中包括抵制海外民主推销和人道干涉，以保护中国及其盟国不受外来干预。
新保守派采纳了多边主义，并把这个概念转变成实力投射的工具，在加强中国独立性的同时，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其安排将排除中国的大对手美国。
他们努力说服外交部，区域一体化将给中国带来各种各样的实际利益。而北京似乎慢慢让步；它现在支持仿照欧盟的“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中国将扮演核心角色，犹如欧洲的法国或德国，而日本将是局外角色，犹如欧盟背景下的英国。
开放以来，中国遵循的变革模式是先来小规模的，然后再扩展。例如，在国内，它首先在经济特区引入自由市场，数年后扩大到全国。预计在国际领域的情况也类似。
北京已经开始迈出建立新体系的婴儿小步，在东亚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的创立工作中充当先锋。这些组织以中国价值观和规范为基础，而不是以西方的为基础，代表了北京可能在未来加以扩大的楔入口。
中国缔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道路，以国家高度控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为特色。非洲、中东、中亚和拉美等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寻求遵循这条道路。
中国越是富裕越是强大，“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就越大，而且它对冷战后主导国际事务的自由民主范例就会构成更加真实的威胁。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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