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也就是说，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却不会忏悔。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中国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中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我觉得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指的就是在灾民社会里，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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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也就是说，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却不会忏悔。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中国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中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我觉得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指的就是在灾民社会里，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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