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快乐是谁的职责？

        民众的快乐与幸福，是全民对话关键的议题之一。

　　上个月，《海峡时报》评论员朱艾达（Zuraidah Ibrahim）发表了一篇题为“提供快乐是谁的职责？”（Whose job is it to provide happiness？）的评论，相当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原以为在华社圈子里，会引起一些回响，不过直到今天，不论在华文报章或网络上，似乎都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讨论。现在在这里开个头，谈谈个人的看法，希望抛砖引玉，引出有识者的论见。

　　国民幸福的责任所在，是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不可回避的、必须宣示的一个预设立场。

　　当代思想家肯·威尔伯（Ken Welber）认为，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分野就在这里。他说，谈到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时，左派总爱归咎于外在客观因素，而右派则倾向于归咎内在主观因素。如果一个人贫困潦倒，左派会把矛头指向社会，认定他是被制度所剥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右派则大多会认为，这个人不够努力、没有志气、咎由自取。于是，左派会建议社会干预，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制度，使之更为公平、追求人人平等；右派则会主张重整道德价值、加强个人的责任感、鼓励良好的工作态度、奖励成就、确保合理回报等等。

　　如果按照威尔伯的区分法，释迦牟尼肯定是个右派。他说因果论，认为个人今世的境遇，都是往世业果报应。就算受到恶人的欺凌谤谗，也是个人的业报。要脱离痛苦追求快乐，全凭自己努力，做好事种善因，修心成佛。

　　其实，东西方许多哲人，都认为追求快乐主要靠自己。例如，亚里士多德相信，幸福来自美德的践行。孔孟也同样认为，快乐主要是个人修养的结果，主张反求诸己。有修养的人，就算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自得其乐。最好的例子是那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的颜回。现代许多关心人类心灵的思想家，也认为要有美满的人生，就必须善于生活。而生活这门艺术，就和文艺绘画音乐舞蹈一样，必须付出一定心力，去学习与探索，才能完善掌握。

　　谈到政府与民众快乐的关系时，往往令人想起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前言中宣称：“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每个人不可让渡的天赋权利”。不过要注意的是，杰斐逊也没有让政府负起“提供”民众快乐的责任的意思，重点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政府不可阻扰人民对幸福的追求。至于幸福是什么，则没有共同的定义。所以，在美国，个人自由的空间很大，各种千奇百怪的行为，只要不触犯法律或损害他人的权利，都能以追求幸福的名义，得以公开进行。

　　快乐或幸福的主观性质，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涉入这个私人范畴的原因。他们认为，如何定义“快乐”或“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不容当权者侵犯。既然对快乐的定义没有共识，当然谈不上由政府“提供”了。所以，有些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的责任主要在建立一个让民众可以安居乐业的环境，确保经济的繁荣，机会平等。至于人民要追求怎样的幸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有些人却指出，近年来由于“快乐科学”研究的发展，快乐的定义与测量也越来越科学客观。似乎指向一个能够达到共识的方向。不过，持久深沉的幸福感，毕竟是与个人价值切切相关的。而个人价值这个领域，则是自由主义者眼中不容侵犯的空间。例如，近年来，科学家已经能够通过脑波的测量，得知一个人快乐的程度。最近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研究人员宣称，他们找到了自有科学测量以来，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一个法国分子生物学家李卡德（Matthieu Ricard）。研究人员发现，他具有惊人的幸福感和积极情绪倾向。他获得高度幸福感的秘诀是禅修。

禅修可以促进幸福感

　　根据十多年研究众多禅修者的结果，研究人员已经相当肯定，禅修可以重塑人脑。通过禅修训练，确实可以增进人的幸福感。可是，虽然有科学证据，试问有哪几个世俗民主政府，为了增进国民幸福感，敢在学校里开办禅修课程，或在公众领域公然提倡禅修？

　　可见，如果要讲民主自由，当权者越俎代庖为个人的幸福/快乐来个官方的定义，是不易为现代民众所接受的。如此看来，既然连快乐幸福是什么都莫衷一是，更不用说应由谁“提供”了。这样说，难道政府的职责，只能够如右派自由主义者的看法那样，仅专注于维护大环境自由公正的秩序吗？

　　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府的种种政策措施，种种环境设计，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生。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对国民幸福的责任，是无可推托的。问题在于，国民幸福是一个多面向复杂的概念，有其具体与抽象的层次。看似明显，却不易定义。传统上很多国家都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当成衡量国民幸福。不过，近年来，国民财富成就的局限越来越明显。人们发觉，较有钱的国家，其国民不一定相对更幸福。所以，把GDP主义搬下神坛，建立幸福指数的呼声，此起彼伏。

　　于是，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人类发展指数，不仅考虑到人均GDP，也考虑到教育指标以及健康指标，幸福信息的涵盖面更广。这些指数的特点是易于量化与测量，包括了：出生时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综合入学率以及人均收入。

　　自此，学界对幸福指标的分析，越来越细腻。除了教育与健康外，还包括了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等等。这些指数，简单的可以分为两类：即客观指数与主观指数。客观指数（如上述的人类发展指数），一般比较具体，易于观察与量化。主观指数则比较抽象含糊，主要依靠被调查者主观报告内在的感受。这方面的数据，容易受到文化差异与个人价值与认识的干扰，准确性与普遍性往往受到质疑。

　　相信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政界虽也认识到，把GDP当做衡量国家总体福利唯一尺度是不够的，不过他们并没有采用不丹王国的“国民幸福指数”，而是计划用一个名为“美国状况”综合性的指标系统，来取代GDP系统，以评价“美国的进步”。这个系统非常多元，最终将记录大约300项指标，涵盖犯罪率、能源、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环境、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等领域。这些指标大都属于比较易于观察与量化客观指标。

　　我在这里兜了一个圈子谈客观指数与主观指数的问题，主要是想指出，一般上，上面说的客观指数，正好是那些政府有直接影响力的项目，这也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至于，在把这一切都搞好之后，最终会不会转化为民众个人主观的幸福感，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要看个人的修为与选择了。

　　物质的充裕，在超过了某个程度之后，对个人幸福感，往往就会出现递减效应。最佳的例子，是那些生在豪门，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天到晚喊闷，精神无所寄托的纨绔子弟。一些比较有灵性的，如古代的释迦牟尼者，甚至会选择从这养尊处优的环境出走，勇敢地探索人生的真义。

        近来听到许多人申诉社会竞争剧烈，从而影响个人幸福感。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如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尽可采菊东篱下，选择较简朴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是个人“怕不怕输”和“放不放得下”的问题。总不能要求地球放慢运转，来迁就个人。

联合早报 言论版 2012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