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认为，凡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一套心理学为基础。孔子的学说主要是伦理学。如果不能把孔子的心理学先找出来，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
《人心与人生》是梁先生自认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讲的就是他建树起来的孔子的心理学。
人类心理的发展史
梁先生笃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提出的这套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论点是：他认为人心在人类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物种的进化，人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在《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中，相当详细的论述了人类心理进化的机制。
首先，人类心理的进化，是一个从身到心的过程。人心的发展皆见于身，身心发展相应不离。
心的活动主要在大脑神经。其演化途径，可以从人脑“三合一”的结构看出：最底层的是爬虫类的脑干，然后是原始哺乳动物的边缘系统，最后加上灵长类与人类复杂的的新皮质层。这个新皮质层，使人类能够运用语言、进行抽象逻辑思考。
更重要的是，新皮质层的出现，让人类脱离了本能的羁绊。动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基于本能，可以说是不由自主的，只能够作出被本能规定了的刻板反应。而人类却有了选择的自由，可以做出创造性的回应：
(动物) ：剌激 > 反应
(人类) ：剌激 > 选择的自由 > 回应
取得了这基本的自由之后，随着身心的进化，人类逐步争取到越来越多的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
从本能到理智而理性
换言之，人类逐渐发展出了理智与理性。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类有了动物没有的理智和理性。
动物依赖本能生活，人类则从本能的生活中获得解放，凭借理智创造工具以改善生活。梁先生相信，人类的理智越发展，越远离本能，就越趋向生命的本真境地，即“理性”之域。
梁先生对“理性”一词的定义，不同一般。他所说的“理性”与理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譬如我们计算数目，必求其正确。算错了会从新再算，就算感到烦厌，也不容自昧。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两者都是人类生命的显现，但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借助理智，人们认识到的是客观的物理；借助理性，人们认识到的是主观的情理与道德上的应当。如果说理智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技术与工具的进步促进生活，那么，理性的作用在于引导人超越了利益层次，而进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境地。理性高于理智，前者是体，后者是用。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心的演化是有一定的方向的：从本能到理智而理性；从功利到“无所为” - 一个服膺真善美，罗素称之为“无私的感情”（ impersonal feeling ）的精神境界。人心进化的过程即是理性( 生命本体)的逐步显现的过程。
什么是生命的本体？
梁先生说万物同源。如果我们从大爆炸（Big Bang ）理论的角度，可以这样看：大爆炸轰然一声，宇宙从无到有。然后宇宙开始演化，从物质演化出生命，后来更出现了心智。那在有以前的无，就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皆来自宇宙本体，所以兴都徒相信万物皆有神性；而佛教徒也相信万物皆有佛性。
梁先生一生不离佛教，他的看法其实和谢林（ Schelling ）、黑格尔 （ Hegel ）、奥罗宾多（ Aurobindo ）等东西方演化理论家相当接近，将演化视为创造中的神性/佛性 ( Spirit – in – action ) 或形成中的神/佛( God in the making )。所以他预测，演化的最终结果是，历史上真实不虚的宗教（佛教）将会复兴。他说，到了最后，“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的自行消化以去。此在印度人谓之还灭，佛家谓之成佛。”也就是说，人类将得到终极的自由。
“道德之真”
梁先生还预言，世间在抵达“真宗教”的时代之前，必须先经过“真道德”的阶段。庸俗的道德是那些限于一时一地的礼俗规范。儒家的道德则是直指性命的真道德。他坚信，儒家或类似儒家的道德将会复兴。
儒家的道德，从个人的角度看，是“践形”。从群体的角度看，是“尽伦”。
孟子说 “形色，天性也。唯圣人乃可践形。”形色是指身体。人身（包括人脑）原为人心（生命）开豁出路道来，人在生活中能实践此生命本性，便是真道德。如果盲目追随社会礼俗，缺乏独立自主：如古人说“乡愿，德之贼也。”就不是真道德。所以王船山说，“俗便是恶”。
能够做到“践形尽性”才算是真正得（德）道之人。生命本性即是“道”，其本质是自觉向上，以身从心。
“尽伦”亦即务尽伦理情谊。他说。“伦理就是人对人的情理。其理如何？即彼此互相照顾是已。”
梁先生还说，“善本于通，恶本于局”。那是因为演化的方向是通向宇宙生命本体的。“局于一身固然是自私，然若其范围虽大于此身，如局于一家一国者，仍然是自私。往往有人把较大范围的自私也看成是道德，那是错误的。
”人心的进化与社会发展的交互影响
人类不能离开群体而生存，是群居的动物。人心实资籍于社会交往以发展起来的，同时，人的社会亦即建筑于人心之上，并且随着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而人心亦将自有其发展史。简言之，人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虽然是社会在先，却是交互影响的。
梁先生接受马克思社会发展史分五阶段之说。他还认为，道德的适用与否，必须配合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例如，孔孟论调太高，只能用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主义社会。以往儒家在中国之所以会变质为吃人的礼教，就是因为其经济科技能力，尚未能支持一个物质资源充沛，人人不愁衣食的社会。只有发展到“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阶段，民众才会脱离功利、个人本位，转而以伦理为本位，尽量发挥人的潜能，追求和谐互爱的群体境界。
整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是今日学界的趋势
梁先生认为他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沟通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确实如此。达尔文，马克思和佛陀的影响，在书中尤其显著。
不过，在梁先生没有看到的西方，继后现代主义之后，一股整合西方学术与东方智慧传承的新潮流亦已在学术界兴起。威伯尔 （Ken Wilber）的整合理论，堪称代表。他与梁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宇宙的演化有一定的方向。不同的是，他比梁先生幸运得多。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掌握的研究资源，都优越丰富得多。加上科技发达，通过互联网，古今中外各种资料，顺手拿来，方便得很。所以，他所建构的系统，比起“人心与人生”，远为庞大严谨。
梁先生自从在1953年得罪了毛泽东之后，就被冷落在一个角落，三十多年无人敢闻问。在文革时期，他多年搜集的参考资料，遭受严重毁坏。在这极端恶劣又封闭的环境里，他尚能写出《人心与人生》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儒学著作，用现代知识创造性的诠释了孔孟学说，为新儒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思之令人既钦佩又心酸。
《人心与人生》是梁先生自认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讲的就是他建树起来的孔子的心理学。
人类心理的发展史
梁先生笃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提出的这套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论点是：他认为人心在人类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物种的进化，人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在《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中，相当详细的论述了人类心理进化的机制。
首先，人类心理的进化，是一个从身到心的过程。人心的发展皆见于身，身心发展相应不离。
心的活动主要在大脑神经。其演化途径，可以从人脑“三合一”的结构看出：最底层的是爬虫类的脑干，然后是原始哺乳动物的边缘系统，最后加上灵长类与人类复杂的的新皮质层。这个新皮质层，使人类能够运用语言、进行抽象逻辑思考。
更重要的是，新皮质层的出现，让人类脱离了本能的羁绊。动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基于本能，可以说是不由自主的，只能够作出被本能规定了的刻板反应。而人类却有了选择的自由，可以做出创造性的回应：
(动物) ：剌激 > 反应
(人类) ：剌激 > 选择的自由 > 回应
取得了这基本的自由之后，随着身心的进化，人类逐步争取到越来越多的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
从本能到理智而理性
换言之，人类逐渐发展出了理智与理性。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类有了动物没有的理智和理性。
动物依赖本能生活，人类则从本能的生活中获得解放，凭借理智创造工具以改善生活。梁先生相信，人类的理智越发展，越远离本能，就越趋向生命的本真境地，即“理性”之域。
梁先生对“理性”一词的定义，不同一般。他所说的“理性”与理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譬如我们计算数目，必求其正确。算错了会从新再算，就算感到烦厌，也不容自昧。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两者都是人类生命的显现，但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借助理智，人们认识到的是客观的物理；借助理性，人们认识到的是主观的情理与道德上的应当。如果说理智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技术与工具的进步促进生活，那么，理性的作用在于引导人超越了利益层次，而进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境地。理性高于理智，前者是体，后者是用。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心的演化是有一定的方向的：从本能到理智而理性；从功利到“无所为” - 一个服膺真善美，罗素称之为“无私的感情”（ impersonal feeling ）的精神境界。人心进化的过程即是理性( 生命本体)的逐步显现的过程。
什么是生命的本体？
梁先生说万物同源。如果我们从大爆炸（Big Bang ）理论的角度，可以这样看：大爆炸轰然一声，宇宙从无到有。然后宇宙开始演化，从物质演化出生命，后来更出现了心智。那在有以前的无，就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皆来自宇宙本体，所以兴都徒相信万物皆有神性；而佛教徒也相信万物皆有佛性。
梁先生一生不离佛教，他的看法其实和谢林（ Schelling ）、黑格尔 （ Hegel ）、奥罗宾多（ Aurobindo ）等东西方演化理论家相当接近，将演化视为创造中的神性/佛性 ( Spirit – in – action ) 或形成中的神/佛( God in the making )。所以他预测，演化的最终结果是，历史上真实不虚的宗教（佛教）将会复兴。他说，到了最后，“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的自行消化以去。此在印度人谓之还灭，佛家谓之成佛。”也就是说，人类将得到终极的自由。
“道德之真”
梁先生还预言，世间在抵达“真宗教”的时代之前，必须先经过“真道德”的阶段。庸俗的道德是那些限于一时一地的礼俗规范。儒家的道德则是直指性命的真道德。他坚信，儒家或类似儒家的道德将会复兴。
儒家的道德，从个人的角度看，是“践形”。从群体的角度看，是“尽伦”。
孟子说 “形色，天性也。唯圣人乃可践形。”形色是指身体。人身（包括人脑）原为人心（生命）开豁出路道来，人在生活中能实践此生命本性，便是真道德。如果盲目追随社会礼俗，缺乏独立自主：如古人说“乡愿，德之贼也。”就不是真道德。所以王船山说，“俗便是恶”。
能够做到“践形尽性”才算是真正得（德）道之人。生命本性即是“道”，其本质是自觉向上，以身从心。
“尽伦”亦即务尽伦理情谊。他说。“伦理就是人对人的情理。其理如何？即彼此互相照顾是已。”
梁先生还说，“善本于通，恶本于局”。那是因为演化的方向是通向宇宙生命本体的。“局于一身固然是自私，然若其范围虽大于此身，如局于一家一国者，仍然是自私。往往有人把较大范围的自私也看成是道德，那是错误的。
”人心的进化与社会发展的交互影响
人类不能离开群体而生存，是群居的动物。人心实资籍于社会交往以发展起来的，同时，人的社会亦即建筑于人心之上，并且随着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而人心亦将自有其发展史。简言之，人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虽然是社会在先，却是交互影响的。
梁先生接受马克思社会发展史分五阶段之说。他还认为，道德的适用与否，必须配合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例如，孔孟论调太高，只能用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主义社会。以往儒家在中国之所以会变质为吃人的礼教，就是因为其经济科技能力，尚未能支持一个物质资源充沛，人人不愁衣食的社会。只有发展到“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阶段，民众才会脱离功利、个人本位，转而以伦理为本位，尽量发挥人的潜能，追求和谐互爱的群体境界。
整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是今日学界的趋势
梁先生认为他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沟通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确实如此。达尔文，马克思和佛陀的影响，在书中尤其显著。
不过，在梁先生没有看到的西方，继后现代主义之后，一股整合西方学术与东方智慧传承的新潮流亦已在学术界兴起。威伯尔 （Ken Wilber）的整合理论，堪称代表。他与梁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宇宙的演化有一定的方向。不同的是，他比梁先生幸运得多。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掌握的研究资源，都优越丰富得多。加上科技发达，通过互联网，古今中外各种资料，顺手拿来，方便得很。所以，他所建构的系统，比起“人心与人生”，远为庞大严谨。
梁先生自从在1953年得罪了毛泽东之后，就被冷落在一个角落，三十多年无人敢闻问。在文革时期，他多年搜集的参考资料，遭受严重毁坏。在这极端恶劣又封闭的环境里，他尚能写出《人心与人生》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儒学著作，用现代知识创造性的诠释了孔孟学说，为新儒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思之令人既钦佩又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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