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记- 与友人谈物化

新加坡年轻人的问题，比较象欧美六七十年代所遭遇的精神危机。

心理学家佛洛姆（不是佛洛依德）认为，人在丰衣足食之后，一些沉旬在底层的生命难题就会浮现上来。

基本上就是面对自已。这些问题非常抽象，却十分真实，不可回避。如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取向/归宿等。

这些问题不是纯知性的，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体会。

最可怕的是一种麻木感。吴资政提过的橡皮人。尽管这些人用尽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如吃喝玩乐，名气声望，奢侈消费，品味生活，新鲜异性伴侣，最终还是十分空虚，心终究不能 “安“。

据佛洛姆的分析，那是人性物化的结果。在商业社会，一切都是交換价值为准。換言之，越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物以稀为贵，就越有价值。如果不能顺应潮流，受人欢迎，那不管你素质多好，在市场上，你一文不值。

所以，受到别人的欢迎/需要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在内心里早已把自已视为一个待沽的商品。不停的随着外界的要求与潮流而改变自已的形象甚至性格，以期犾取更高的商业价值。换言之就是物化了。一天到晚，揣摩市场的好恶，锐意迎合，与真我日益疏远，人味日薄，越来越像个东西/物，心灵麻木不仁，失去体会生命滋味的能力。

我读过一个单独住在喜马拉雅雪洞一位女尼的传记。在物质极端贫乏单调的环境，由于成熟的内在人格，她活得有滋有味，乐不思蜀，住了十多年。后来因为滞留而被遣返英倫。这有点像“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

近几十年来，一场“灵性革命”在西方正俏俏醖酿。首先，存在主义冶癒了民众“受害者心态”逃避责任的幼稚。接下来，提倡用 being 的生活方式来取代 having 生活方式的生活哲学，正日渐流行。其中一个徴象就是一些“性灵”资本家的出现。


新加坡娇生惯养的年轻一代，在优裕的物质环境中，不管怎样腾跳，总是无法感受生命的欢愉，出于受害者心态，把一切责任向外推，最后都是政府的错。

不好意思，我正在研究那些把几乎全部财产捐出去的资本家。读了丁潮 intriguing 的 comments ，遂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