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革的指导方针

    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中说，儒家思想，须要演化成一种能反映并针对现代社会组织形态的新“城市儒学思想”（Urban Confucianism）。

　　传统文化往往随着时代而递变演化。如佛教的“小乘”“大乘”，基督教的“旧教”“新教”。经“五四”冲刷过的今日新儒家，对至圣先师的教导，扬弃幅度不可说不大。至于于丹的“鸡汤儒学”之类，则走得更远。

　　社会文化精英是文化演化方向的主要推手。不过，在推动文化演进时，博弈者自各有各的考量。原教旨者，一心一意保留或还原教旨的原意，死死盯住原典的一字一句，亦步亦趋，不敢稍有逾越。改革派则主张提炼抽象精神原则，诠释引申。所以，往往有“挂羊头卖狗肉”，“食古不化”之类的相互指责。

　　对原教旨者，我没有话说。对那些有志于改革文化以促进社会经济进化的人，我则建议他们参考一下劳伦斯·哈瑞森（ Lawrence Harrison ）的说法。

　　哈瑞森认为，对社会经济的演进，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成败关键之一。在他眼中，各种文化传统，如果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是有好环之分的。好的文化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坏的文化则导致社会济经滞后。

　　这样的说法，对许多亚洲人而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在20世纪文化相对主义当道的欧美学术主流，则备受排斥。

　　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世界各种文化，不论现代或古老，各美其美，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所以，西方在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与经济的时候，往往着手于体制、政策、资金、基建、科技方面：如空降民主制度，修订法律，注入大量资金，建设基建以及引入科技。但是由于忽视了那决定社会行为的既有文化，他们的努力，往往被一些看来琐琐碎碎的，但是却有一定的模式，在各地一再出现，一系列相同的问题所阻挠破坏：如，不尊重法律、滥权、不合作、遇到问题时逃避被动、毫无公民意识、缺乏互信以及极端的自私自利等。以致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那些援助计划，十之八九以失败收场。

　　哈瑞森是过来人。从1962到1982年间，他任职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花了整整20年，在5个不同的拉美国家，积极振兴经济，改进社会。可惜的是，殚精竭虑之余，却毫无例外的，皆告无功而返。

　　痛定思痛，他最终领悟到，造成发展滞后的基本问题，深深根殖于的拉丁美洲人的头脑中——是一个更根本的文化问题。放眼世界，他看到了亚洲儒家社会成功的经济转型；东亚以及犹太移民，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同样善于经营；北欧国家的发展指数，总是领先全球。这些现象，在在指向一个事实，文化是族群成功的重要条件。没有良好文化价值，信仰及态度的支持垫底，徒有资金、体制、法律、政策与科技是不足够的。

哈瑞森是个有心人。在这个发现之后，他决定不再徒劳浪费精力，立即离开了美国国际发展署，花了将近30年时间，从事学术研究，确认文化因素与社会进化的关糸，并致力于探索文化改革之道。

　　从1982到1997，他完成了三本著作，报告了在世界各地，文化在社会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1997年，他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在哈佛，邀请了学术、大众传媒、政治以及发展专业的各界精英，召开了专题研讨会，讨论这个议题。然后在2002年跟进，召集了60多名国际俊杰，合力创订一套文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并把研究成果结集成书，其中以《为什文化重要》 ( Culture Matters ) 以及《政治如何改革文化以自救》 ( The Central Liberal Truth ) 影响最为深广。

　　这群研究者甄识了25项有利与不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文化因素——25项影响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信仰与态度。例如：

　　时间取向：前进的社群放眼未来；停滞的社群则耽于过去或沉溺于现在。

　　认同半径：在前进的社会里，认同与信任的范围扩及整个社会。在停滞的社会则仅限于家族亲人。所以裙带风与徇私问题严重。

　　节俭与财富：在前进的社会里，节俭促进投资同时保证财务安全；在一个大家都习惯一样穷的社群里，个人的财富是一个分化社会的威胁，在这种“零和”(Zero Sum)文化中，某人得益被看成是其他人的损失。

　　功绩主义：前进的社会里，晋升取决于功绩；在停滞社会，出身与社会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世俗主义：在先进社会，宗教对公共机制的影响不大。

　　命运观：先进社群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够影响运命；落后社群迷信宿命、巫术等，基本上听天由命。

    教育：在先进的社会里，教育是晋升的关键。在停滞的社会里，除非是特权阶层份子，教育无关重要。

　　在参照了今古各地文化改革的实例之后，研究者对以下几个关键领域，提出了文化变革的建议：育儿与教育、宗教改革、政府政策、发展援助机构、大学、媒体以及私营机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各地文化改革者，相信都有参考的价值。

早报言论（2010-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