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灯下翻阅《圆切线》

朱学勤 2004年1月

　　我一度对李光耀持负面评价，是因为八十年代末朝野流传各种可惊可骇之论，长安五陵恶少纷出，鼓吹杀20万人，保20年平安之类，其中一论，即盛赞李氏在新加坡的强势手腕。当时恨屋及乌，内心自然反感这个新加坡资政。

　　2000年春，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决定赠送李光耀荣誉博士，舆情大哗，李昂然答曰：给我一个荣誉学衔，也不过是多收集一枚邮票。如此作答，校方无颜，学生有怒，反使我产生好感。

　　加冠赠冕那一天，我离他咫尺之遥，只听会场后方一浪接一浪传来抗议口号，甚至当其面，烧其人（拟人纸像），只见他视若无睹，从容答辞，声若洪钟，令我刮目相看。

　　此次实地探访，发现是我自己出错。新加坡模式并不能为威权所用，他反的是六十年代世界左倾化潮流，不姓“红”而姓“绿”，是颗咬不烂、嚼不动、吞不下的“小铜豆”。而在我们的精神食谱里，红肉太多，绿豆太少，以致满腹狼奶，视野歪斜。

　　李氏在位40年，是漫长了一些，但毕竟经历一次又一次定期民选；功厥甚伟，堪称“新加坡之父”，却是有其“口碑”无其“实迹”。身居闹市后街一普通院落，并无特殊警卫；走遍狮城，无一处有标语、口号、雕塑、铜像以宣扬对他本人的崇拜。

　　而另一种解释，说新加坡模式为儒家现代化之典范，恐怕也是文化决定论者的一厢情愿。李氏甫执政，即宣布英语而不是华语为国家通用语，以跳越南洋马来文化对华人华语的包围敌视，促使年轻一代尽快融入欧美主流文化，“定国语”如是，“亲英美”如彼，世间岂有如此儒家文化者？


有起码的政治文明


　　1997年东南亚及金融危机后，干脆声明并无“亚洲价值”一说，文化决定论从此失落，偃旗息鼓。

　　他的强势作派，原来是针对早期左翼暴动而来，有蒋氏父子之风，与蒋家亦有多年世交。上述可惊可骇之论倘流传于台港地区则罢，偏偏出现于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内地，牛头不对马嘴，只说明那些世家子病急乱投医，为寻虎狼之药而投错了门路。

　　李氏虽强势，却有起码的政治文明，或礼送对手出境留学，或安排就业使其回归社会，从不开杀戒，这岂是那些内心暴虐的长安恶少能够想像？

　　不得已，法办个别左翼顽固者，也是优容礼遇，无一词一语轻辱，甚至感言对方的道德勇气，提升了新加坡华人社群的政治品质。

　　李氏这些政治家风度，使我激赏，观感自然变化。但这毕竟是个人局外观，下车伊始，未必真切。当地人看法如何？尤其是天然有反叛激情的年青人又是怎么看的呢？

　　果然，去年7月21日晚我在狮城讲演完毕，就有年青人来敲门。他们大多是《联合早报》的年青记者，有很好的留学欧美经历。他们担心白天的会场为总编、社长主持，客人会被主流社会的既得利益蒙蔽，是来让我知晓新加坡还有不同政见。

　　我天性欣赏不同政见，当然是打开房门热情迎待。年青人坐下后，慷慨陈词，热情如火，而我因白天疲惫，神志恍惚，似乎看到文革时在穷乡僻壤插队，三十年前晃动在茅屋油灯下的那些激动身影。

　　但是今非昔比，这是新加坡现代社会的星级宾馆，分明是一尘不染；为首者伦敦归来，现任大学里的文学讲师，其他人也是衣冠楚楚，言语间有很多夹着英文的舶来术语。


欣赏她们中的佼佼者


　　这一晚我多半是听，而不是说。夜深送客，灯下翻阅他们送我的《圆切线》，一本自办发行的大开本青年政论，神志反而清醒起来。

　　他们大多是以留学国校园左派为思想资源，回来后从后现代审美观念出发，寻访已经消失的左翼人士及其街头政治，猛烈抨击新加坡六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

　　所谓“圆切线”，寓意主流社会为圆，而批判者则如圆上切线，相交而不融。我也出去过，不奇怪英美社会的多元趋势：主流价值偏右，校园文化偏左。我之所以没有接受后者，是因为早年在中国大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烙印太深，已经不可救药。

　　我以为这个世纪的连绵灾祸，并不是来自穷人的主义，恰恰来自西方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幸亏那个社会立足于分殊的利益，而不是分裂的观念，后者只能流传至东方，在别人的土地上兴风作浪。

　　我曾坦率反驳那些或崇高或伪善的西方教授：你们是“前革命”，故而“后现代”，我们是“后革命”，故而“前现代”，这是我们的差别所在；你们没有经历过自己呼唤的“革命”，故而才那么那么热烈地向往“革命”，热衷“后现代”；而我们恰好经历过你们向往的“革命”，故而拒绝你们的“后现代”。

　　你们的一“前”一“后”，是书斋里的观念链接；我们的一“前”一“后”，则来自一个东方大国千百万穷人的血泪铺垫。“后现代”的朋友们，请尊重我们的“后革命”体验。

　　面对那些喋喋不休的左翼教授，我可以当面呵斥：少来这一套！但是那天晚上实在不忍出口。我面对的不是那些饶舌文人，而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华裔子弟，单纯且善良，更何况早年的自己不也曾经这样？

　　我只是为年轻人庆幸，同在一个报社，当事者持社会主流价值，却能容纳这么多年轻部下有如此强烈的不同政见。

　　三个月后在上海，我与该报来访的一位主编茶叙，还知道更为意外的情况：李光耀知道“圆切线”，却不介意，相反还欣赏她们中的佼佼者。至此，我的忐忑之心落地：那个绿色的“小铜豆”倘不封闭，能吸收年青的“切线”，则新加坡幸甚，“圆切线”幸甚！

·作者是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