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可能因道德而失败吗？

在短短的50年内，新加坡从无到有，成就举世瞩目，有人称之为新加坡的奇迹。

我常觉得支撑在新加坡社会经济奇迹背后的，是一个道德奇迹。

纵观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的新兴国家，能够持续50年保持廉明公正，并在国际廉洁排行榜上不断上升的政府，几乎绝无仅有。

记得在50年前，一个外国人断言：“你们的廉政维持不了20年。因为没有强烈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的支持，是无法持久的。权力与金钱是天生的床伴。权力无从抵御金钱的诱惑，而金钱又亟需权力给予保护与方便，所以官商勾结，自古而然。财雄势大的企业集团以及各种利益团体，实在是太厉害了，他们不但会在每个晚上敲你们政治家的房门，他们还会在门外布设陷阱，随时等他们失足！”

这番话，太有说服力了，因为像这样的故事，人类有史以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上演中。

所以，当我读到邹文森那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的文章《新加坡可能失败吗？》，邀请大家思考可能导致新加坡失败的原因时，第一个浮上来的念头，就是，这个维持了50年的道德奇迹，能持续多久？

我国开国元老高度的道德情操，实在是我国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努力打造的廉洁治理文化，更奠定了我国的坚实的廉政传统。　　

而执政党在自我更新、挑选人材时，采取的严格遴选制度，是经过三代递换而政治领导层仍然能够保持高度道德水平的原因。

还有，高瞻远瞩的高薪养廉的政策，所起的作用，虽然无法量化，相信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历过殖民政府统治，林有褔时代的乐龄人士，都可以见证，今日的廉政是当时公众所无法想象的。想当年，官员的大大小小的贪污行为，已被当成是见怪不怪的社会常态。到官府办事要送钱送礼，几乎成了社会习俗。

不过，权力腐蚀力量是不容忽视的。NKF事件是彰示这个人性弱点的最好例子。杜莱从一个曾经是个充滿爱心、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却因为人们过于信賴他，給了他过多的权力，放松了对他的監管，结果终于变成了一个贪婪骄矜的高管，大权独揽、结党营私，把一个慈善组织变成自己的私人王國，

问题总是从抵抗力最薄弱的地方出现。所以，诸如此类的丑闻，大多发生在向来声誉良好，备受民众信任，因而监管松弛的慈善或宗教团体。

我常想，由于我国政治人物的高度自觉，加以防范监管制度的严格，如果有一天贪腐文化蔓延成风，其发展途径必然是由外向内包围：商业集团，慈善与宗教团体，半官方机构，最后逐渐侵蚀权力中心。

这些“罪恶”，开始时总是一些不起眼的芝麻小事：例如，一些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帮人插队，以累积社会关系资本。这种行为若不加以制止，任其成为一种风气，最后终将逐渐变成有对价关系的钱权交易。其过程虽然缓慢隐晦，但其发展方向却有逻辑的必然性。

记得多年前，在女佣准证申请手续电脑化之前，常有政要夫人，亲自到人力部，，就如普通民众一样，耐心地排队，申请女佣准证。

防微杜渐，最为困难。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风范与榜样。

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道德价值必须达成共识。希望国人扬弃明哲保身的心态，发挥高度公民意识，对坏事敢挺身谴责，不怕做“吹哨人”，而遇到好事更要开口赞扬。

邹文森的文章里有这样的一段话：“近日网络言论大都一面倒地批评政府，笔者担心此乃一种自以为是的知性风潮。身为负责任的公民，该弹就弹，该赞时也不能吝啬。两种言论都不可少，更应该尊重彼此的分歧。”

这段话令我不禁啞然失笑！其实一路来我对这种一面倒的“咖啡店的评论现象”很感兴趣，一直想发掘其心理根源。

新加坡执政党的建国政绩，有目共睹。很多观察家都说，新加坡人民受到太完善的照顾，长久而言，这将斲丧国人的自主能力; 换言之，新加坡人被宠坏了!可是，相反地，很多人在谈论国事时，却活像晚娘带大的孩子，充满了委屈。

他们很少反馈民生问题，因为相对国际标准而言，我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是无可争议的，所以这些评论家对这些议题，不感兴趣。

以前有一个时期，他们常爱作民主诉求，申诉说我们不能像泰国人那样可以随时在街头示威，也不像台湾人那样可以全民乱乱讲。现在泰国与台湾的情势每况愈下，这种论调也就跟着日渐少人提起。

今日人们流行的议题多属软件范围，如人民文化素质不够高雅，精神空洞，不快乐，喜欢消费等等；然后把这些现代社会所共有的现象，通通归咎于政府；倒仿佛认为，政府对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应该一手包办了！

（早报星期天 想法 4月26日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