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5月25日 联合早报言论
中国政治研究员张明澍曾就中国民众对民主的看法，做过两次调查。第一次在1988年。最近一次就在2012年。在第二次调查中，他发现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的“拥抱”，已不再像开放初期那么全面与热情。大部分民众认为“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把美国与中国简单比较。”换言之，他们要的是中国自己的民主，而不是外国的民主。
随着2008年的经济海啸，美国与欧盟深陷经济泥沼，直到现在还举步艰难。各国民众看在眼里，对民主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以往高高摆在神台上的西方民主，似乎已经不再那么迷信了。
《历史之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原先认定，随着冷战的結束，西方的民主自由将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现在，他看到了专制与自由市场结合，经济成就辉煌的“中国模式”，承认自己先前的论断已经遇到挑战。
许多务实主义者的看法是，在全民决议式的直接民主到强人独裁的两极之间，可以有许多民主层次不同的政治体制。至于哪一种比较合适，则需视本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而定。关键的考量是“国家治理能力∕善治良政”（good governance），而不是民主层次的高低。
只要比较一下印度与中国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印度今日发展的瓶颈在于基础设施不足；中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主要是没有太多对权力制衡的机制：当权者拍板快，能够迅速地落实很多庞大的基建工程，如三峡水坝。反观印度，福山说，有时要建一间工厂都大不容易，更不必说到机场公路了。由于议会、政党、工会、公民组织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诸多牵制，许多计划遭遇各方争议阻扰，诉讼不断，旷日废时，最后往往无功而返。
在2008年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时，福山认为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一些。中国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时，及时地采取了强而有力的措施。一向以限制行政权力自豪的美国，却因为制衡制度形成的“否决政治”（vetocracy），导致了政治瘫痪；大难当前，却跌跌撞撞，应对乏力。
不过福山指出，中国模式并不容易复制。中国模式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文化。两千年来，“民为重，君为轻”的儒家传统，加上自秦朝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基于功绩主义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维持了国家的行政机制的效率与廉正。所以，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强势政府治理的时代，大都能迅速地发展经济；而非洲、中东、南美洲等专制政权，则少有成功的例子。
民主问责制的必要性
不过福山说，中国模式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中国今日经济社会发展是否能持续，是个问题。只要在那一片兴旺繁荣的表皮上，轻轻地刮一下，就可以看到下面埋藏了许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他深信，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像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一样，必然会冲击专制政权。而且，没有民主问责制度（政党选举）的社会，迟早会出现坏皇帝。
政治改变的契机将来自经济危机。中国今日由出口与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已无法持续。加上国企与不健全的金融市场，严重地扭曲了自由市场的运作，资本效率日趋低下。同时，专制社会必然会催生一个维护既得利益，处心积虑掳取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当经济日渐成熟，不得不转型时，以往的科技与思想的后发优势将逐渐消失，下一轮的改革红利必须来自于各种知识创新。专制社会造成的思想市场缺位，势将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致命瓶颈。
此外，中共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意识形态。陈冠中用“绛树两歌”来形容今日中国的政治论述：绛树是古代一名歌女的名字，能用一张嘴同时唱两支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但是这样的唱法终非长久之计。所以有人想复兴儒家传统，但看来不容易：孔夫子在天安门广场，忽隐忽现。也有人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来凝聚民众。但是民族主义有悖中国赖以发展经济的全球化的大方向，而且极易擦枪走火，能走多远是个问题。
当然，以上是不看好中国模式者的论调。支持中国模式的一派则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不同一般，尤其是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多其实非常犬儒，平时说的比唱的好听，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时，害怕改变，维护既得利益比谁都紧张。
关于经济转型，创新技术的问题，乐观的看法是，只要投入资源，自然能够提高创新力。中国的优势是政府有钱，能够集中力量发展创新，不像在衰退泥沼中挣扎的欧洲，有心无力。
中国模式究竟有没有前途，实在不易预测。作为新加坡人，在祈祷国际局势安稳之余，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取舍借鉴。
中国模式的强项在于国家的治理能力；西方民主的好处在于有问责的选举制度。今日的新加坡可说是两者兼俱。
新加坡的“良政善治”享誉国际，可说是这一个没有天然资源岛国的立国之本。
不过，近年许多老一辈的国人都有同样的焦虑，担心新加坡会逐渐失去这个优势。
根据现在的政治气候，在下一届的选举，反对党势必增加其国会席位。如果执政党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国会优势，或者更糟的，沦落到和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一样，执政党在国会里与反对党成了50对50相持不下的局面，国家的施政能力肯定大受影响。
第二个忧虑是，今日的选民对从政者的素质，似乎已没有以前那么敏感。
在榜鹅东补选之前，有许多人呼吁邀请杨荣文回来竞选。后来看到选举的结果，一般的看法是，就算是政绩斐然、素质卓越的杨荣文参选，也不一定能扭转劣势。选民选择标准可见一斑。
李总理不止一次公开地谈到招揽从政人才的困难。现在好几位部长，都是不计个人收入的损失，毅然从政的。不过，今日想参加政治的人，都有一个更大的顾虑：那就是互联网上对公众人物无理取闹式的攻击，以及对他们生活与家人隐私的侵犯与干扰。这使到很多有志从政者，对这个越来越热闹的政坛，望之却步。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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