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5月25日 联合早报言论
中国政治研究员张明澍曾就中国民众对民主的看法,做过两次调查。第一次在1988年。最近一次就在2012年。在第二次调查中,他发现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的“拥抱”,已不再像开放初期那么全面与热情。大部分民众认为“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把美国与中国简单比较。”换言之,他们要的是中国自己的民主,而不是外国的民主。
随着2008年的经济海啸,美国与欧盟深陷经济泥沼,直到现在还举步艰难。各国民众看在眼里,对民主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以往高高摆在神台上的西方民主,似乎已经不再那么迷信了。
《历史之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原先认定,随着冷战的結束,西方的民主自由将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现在,他看到了专制与自由市场结合,经济成就辉煌的“中国模式”,承认自己先前的论断已经遇到挑战。
许多务实主义者的看法是,在全民决议式的直接民主到强人独裁的两极之间,可以有许多民主层次不同的政治体制。至于哪一种比较合适,则需视本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而定。关键的考量是“国家治理能力∕善治良政”(good governance),而不是民主层次的高低。
只要比较一下印度与中国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印度今日发展的瓶颈在于基础设施不足;中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主要是没有太多对权力制衡的机制:当权者拍板快,能够迅速地落实很多庞大的基建工程,如三峡水坝。反观印度,福山说,有时要建一间工厂都大不容易,更不必说到机场公路了。由于议会、政党、工会、公民组织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诸多牵制,许多计划遭遇各方争议阻扰,诉讼不断,旷日废时,最后往往无功而返。
在2008年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时,福山认为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一些。中国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时,及时地采取了强而有力的措施。一向以限制行政权力自豪的美国,却因为制衡制度形成的“否决政治”(vetocracy),导致了政治瘫痪;大难当前,却跌跌撞撞,应对乏力。
不过福山指出,中国模式并不容易复制。中国模式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文化。两千年来,“民为重,君为轻”的儒家传统,加上自秦朝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基于功绩主义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维持了国家的行政机制的效率与廉正。所以,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强势政府治理的时代,大都能迅速地发展经济;而非洲、中东、南美洲等专制政权,则少有成功的例子。
民主问责制的必要性
不过福山说,中国模式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中国今日经济社会发展是否能持续,是个问题。只要在那一片兴旺繁荣的表皮上,轻轻地刮一下,就可以看到下面埋藏了许多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他深信,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像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一样,必然会冲击专制政权。而且,没有民主问责制度(政党选举)的社会,迟早会出现坏皇帝。
政治改变的契机将来自经济危机。中国今日由出口与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已无法持续。加上国企与不健全的金融市场,严重地扭曲了自由市场的运作,资本效率日趋低下。同时,专制社会必然会催生一个维护既得利益,处心积虑掳取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当经济日渐成熟,不得不转型时,以往的科技与思想的后发优势将逐渐消失,下一轮的改革红利必须来自于各种知识创新。专制社会造成的思想市场缺位,势将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致命瓶颈。
此外,中共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意识形态。陈冠中用“绛树两歌”来形容今日中国的政治论述:绛树是古代一名歌女的名字,能用一张嘴同时唱两支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但是这样的唱法终非长久之计。所以有人想复兴儒家传统,但看来不容易:孔夫子在天安门广场,忽隐忽现。也有人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来凝聚民众。但是民族主义有悖中国赖以发展经济的全球化的大方向,而且极易擦枪走火,能走多远是个问题。
当然,以上是不看好中国模式者的论调。支持中国模式的一派则认为,中国中产阶级不同一般,尤其是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多其实非常犬儒,平时说的比唱的好听,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时,害怕改变,维护既得利益比谁都紧张。
关于经济转型,创新技术的问题,乐观的看法是,只要投入资源,自然能够提高创新力。中国的优势是政府有钱,能够集中力量发展创新,不像在衰退泥沼中挣扎的欧洲,有心无力。
中国模式究竟有没有前途,实在不易预测。作为新加坡人,在祈祷国际局势安稳之余,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取舍借鉴。
中国模式的强项在于国家的治理能力;西方民主的好处在于有问责的选举制度。今日的新加坡可说是两者兼俱。
新加坡的“良政善治”享誉国际,可说是这一个没有天然资源岛国的立国之本。
不过,近年许多老一辈的国人都有同样的焦虑,担心新加坡会逐渐失去这个优势。
根据现在的政治气候,在下一届的选举,反对党势必增加其国会席位。如果执政党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国会优势,或者更糟的,沦落到和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一样,执政党在国会里与反对党成了50对50相持不下的局面,国家的施政能力肯定大受影响。
第二个忧虑是,今日的选民对从政者的素质,似乎已没有以前那么敏感。
在榜鹅东补选之前,有许多人呼吁邀请杨荣文回来竞选。后来看到选举的结果,一般的看法是,就算是政绩斐然、素质卓越的杨荣文参选,也不一定能扭转劣势。选民选择标准可见一斑。
李总理不止一次公开地谈到招揽从政人才的困难。现在好几位部长,都是不计个人收入的损失,毅然从政的。不过,今日想参加政治的人,都有一个更大的顾虑:那就是互联网上对公众人物无理取闹式的攻击,以及对他们生活与家人隐私的侵犯与干扰。这使到很多有志从政者,对这个越来越热闹的政坛,望之却步。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