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

爱情,直觉与赌瘾



  铭心刻骨的爱情,如有神助的直觉和像恶鬼上身般的赌瘾,都似乎有同一只黑手——多巴胺(Dopamine)。
  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物质。它使人心情愉悦兴奋。人们吃巧克力时或瘾君子在腾云驾雾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满足感,都是多巴胺在发生作用。科学家当初发现其威力时,几乎吓了一跳。那些多巴胺分泌过度的老鼠,沉溺在其快感中,可以不吃不喝,直至虚脱死亡——“爽死
  当一对男女产生爱慕之情时,丘脑(Thalamus)中的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就源源不断地分泌,势不可挡地汹涌而出。于是,我们就有了爱的感觉。对心上人念念不忘,朝思暮想。喜怒哀乐,完全受到爱情进展所左右,顺利时如在天堂,一有变卦就立刻堕入地狱。
  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认为,这种由多巴胺驱动的浪漫爱情,不同于性欲(由雄激素与雌激素驱动)。它比性欲更强烈:性欲得不到满足的人,不会自杀。因爱情失败而自杀或杀人的悲剧,自古至今,一再重演。
  爱情专一的草原田鼠(prairie vole)与其见异思迁风流浪荡的堂兄草甸田鼠(meadow vole)不同之处,最能说明多巴胺对爱情的关键性的影响。有趣的是,当研究员废掉这些多巴胺后,老公草原田鼠就会立刻被其他狐狸精田鼠勾引去了。
  除了浪漫爱情外,多巴胺对我们直觉的形成,也有贡献。直觉是一种在意识之下操作的智慧。换言之,我们知道的事,往往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多得多。很多时候,正当我们要采取某种行动时,或在行动之后,会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感,仿佛知道自已把事情搞砸了。后来结果证明,果然如此。这种直觉究竟来自何处?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曾经说过: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是他通往新发现的门户。我们的大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自动自发地检测错误,并从犯错的经验中学习。
  这种从错误中学习的机制是这样的:当脑子一旦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时,它有预期的后果。如果行动效果良好,那它就会分泌出多巴胺作为酬赏。如果行动的收效不良,没有达到预期的后果,它就会停止分泌多巴胺以惩罚自已,让自已记住这个错误,以免再犯。
  研究者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以证明这种机制的存在。玩法简单:受试者收到2000元的賭本以及四副颜色不同的纸牌。他们可从四副牌中任翻一张牌,每张牌上有指示,告诉受试者他输赢多少。受试者不知道的是,这四副牌输赢的概率不同:有两副牌的风险较高,其中有一些奖金较高(100元)的牌,不过也有罚额奇高(1250元)的牌。而另外两副则比较保守,奖额不高(50元),不过却很少让受试者输钱的牌。如果受试者只从这两副牌抽牌的话,他肯定会赢钱。
逻辑思维比直觉慢
  开始时,受试者随机翻牌。一般上,多数的受试者在翻了50张牌后,才会自然而然地偏向那两副友善的纸牌。一直要等到翻了80张牌后,他们才能清楚说明为什么他们偏好这两副牌。从这里可以看出,逻辑思维比直觉慢。
  其实,研究员从装置在试者身上的测量器看到,早在翻了10张牌后,每当受试者伸手从那两副高风险的纸牌抽牌时,他们皮肤温度就会升高,手心出汗,出现焦虑紧张的征象。可见,受试者尚未能认出那两副危险的纸牌时,他的潜意识早已经知道害怕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得面对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抉择。那些善于聆听直觉的人,自然比较能趋吉避凶,做出较佳的决定。
  说到抉择,对染上赌瘾的人来说,这两个字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已完全受其赌博恶习所控制,明知长此下去,迟早会倾家荡产,声败名裂,可是不能自制,无法收手。研究者发现,多巴胺对赌瘾的形成,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我们知道,多巴胺是一个酬赏机制。每当我们遇到好事时,都会有多巴胺释出,带来快感。
  如果有个孩子,他的父亲每次从外国公干回家,总是会带些孩子喜欢的礼物。久而久之,孩子的丘脑不必等到得到礼物后,才会有多巴胺的分泌;早在父亲回家的前几天,预期的礼物,已使孩子脑中的溢满多巴胺。如果十年如一日,这惊喜感必然递减。但是假如有一天,归来的父亲对兴致勃勃迎接他的孩子说,对不起,这一回他忘了买礼物,然后在孩子大失所望之后,才把礼物拿出来。试想一下,那时孩子脑中多巴胺能不突然泛滥吗?
  研究者估计,意料之外或者是不能预测的酬赏,其效果要增加三至四倍之多。
  赌博的要命之处就在这里,它随时随地会引爆多巴胺的堤坝,让多巴胺汹涌而入,让人爽得不得了。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小赌怡情,适可而止;而另一些人则一发不可收拾地変成赌鬼呢?
一般的看法是,赌瘾与多巴胺异常有关。近年就有不少案例,有些病人在服用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药物(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后,出现了奇怪的副作用:变成了赌鬼。还有,那些多巴胺分泌日渐枯竭的老人,也经常染上赌瘾。
  既然找出了多巴胺这只黑手,这也就意味着,或许能够找出减少多巴胺在大脑中传输的办法,从而减少赌博中的强迫性冲动的发生。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赌博,就像其他易成瘾活动一样,除了大脑化学物质,还要考虑环境以及社会化等的复杂因素。
  不过,宏观而言,最近的研究带来些令人堪慰的消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霍华德·谢弗(Howard Shaffer)注意到,尽管合法赌博业大幅度增加,在美国的病态赌博所占的百分比率,在过去的35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1990年代后期该比率有一个高峰,但自此之后水平又逐渐下降。
  谢弗博士将该曲线与一副典型的病毒感染曲线,绘制在同一副图表上进行对比:开始水平较高,这是因为一开始那些最容易感染病毒的人大批生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适应了病毒,曲线水平逐渐下降。

联合早报 言论版 2010-11-06


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