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8日星期日

一个有趣的政治模型


  近来吹起大选风。在咖啡店里,网络论坛上,常听到了人们在谈政治。其中有许多涉及经典的政治争议,例如,什么是民主社会、什么是左派”“右派
  可喜的是,民众的政治认识,比起从前,有显著的提高。听到了很多精采的议论。
  不过,民主制度、左派、右派这些政治标签,经过多年政客的搓捏涂改,大都面目模糊,实质暧昧。讨论起来,歧义丛生,令人头痛。
  所以,看到了哲学家肯·威伯尔 ( Ken Wilber )提出的整合政治学(Integral Politics)模型,顿时眼睛一亮,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政治坐标系: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社会体制、意识形态、都可在其上定位,互相比较。
  威伯尔把一些主要的政治层面,化约为坐标轴(Axis)。例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别是其中一条坐标轴的两极。美国是个最讲究个人权利的国家。相对而言,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轴上的位置,比较靠近集体主义那一极。它们重视社会凝聚力,为了避免社会分化,把部分个人所得,通过社会福利制度重新分配给民众。以前的中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漠视个人权益的极端的集体主义社会。
  另一条坐标轴,其两极分别是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internalist/externalist)。威伯尔说,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是区分左派与右派的关键。谈到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时,左派总爱归咎于外在客观因素,而右派则倾向于归咎内在主观因素。如果一个人贫困潦倒,左派会把矛头指向社会,认定他是被制度所剥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右派则大多会认为,这个人不够努力、没有志气、咎由自取。于是,左派会建议社会干预,如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改革制度使之更为公平、追求人人平等;右派则会主张重整道德价值,加强个人的责任感,鼓励良好的工作态度,奖励成就,合理回报等等。当然,这两种看法都各有道理。而今日美国政界一大趋势是:大家都在努力,企图摸索出一条结合左派与右派两者精华的解决方案。
    威伯尓这个政治模型中,最精采的部份是一组进化标度
  要理解进化标度,首先要理解威伯尔对人类心理学的看法。和许多发展心理学家(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一样,他认为,个人的意识层次,认知能力,自我身份,价值观与世界观等,都有既定的发展的阶段,如皮亞傑(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模型、马斯洛(Maslow)的个人的需求金字塔、科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发展阶段。
人性并非恒久不变
  同样的,威尔伯认为人性不是不变的:在人类演进史中,当环境改变时,人类就会创造新的,更复杂的心理意识模式以应付新的,更复杂的生活问题。这些核心价值/世界观/集体智能,同时存在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中。
一个比较全面的进化阶段学说,是格列夫(Clare Graves)的价值系统(Value Systems)。下面是几个他提出的人类价值系统的进化阶段:
  万物有灵论(自公元前5万年):这是一个充满精灵鬼怪的世界。天下所有事物,不论天灾或人祸,都与人们深信不疑的那个魔幻世界息息相关。所以生活中充满了禁忌与仪式;
  自我中心/夺掠式(自公元前7000年):人的价值以以及我的权力为中心。既为英雄,就该称霸。一个君主的伟大,就视其掠夺了多少邻居,霸占了多少他人的土地;
  绝对的权威(自公元前3000年):个人的价值已从过渡到我们。或者说自我优越感已变成种族优越感,深信自己族群的信仰是至高无上,绝对正确的(原教旨者圣坛上的《圣经》、《可兰经》或红卫兵的《毛语录》);
  唯物论(自公元1700年):从传统价值过渡到现代价值。以科学理性来理解世界;
  相对论(自公元1800年):从现代进入后现代,拥有多元论世界观。
  整合政治模型认为,人类史上每个进化意识阶段的出现,都有其相应的政治结构。例如,部落(万有灵论),封建帝国(自我中心),古代国家(绝对的权威)与现代国家(唯物论)。
  这些人类史上的进化阶段,同样是个人成长必经的过程。每个人都得从零开始,然后一级一级的往上攀爬,那些先天不足,或者后天环境恶劣的人,往往发育不良,终身滞留在最低的几个阶层。只要环顾一下周围,你肯定会看到一些迷信的万有灵论者,或无视他人权益的恶霸,或冥顽不灵的原教旨主义者。这些最核心的精神本质,深藏在他们的教育资历,宗教信仰与社会地位的后面。同时,一个人所能达到的进化高度,通常很难超越其身处的社会所普遍达到的高度的。例如,在热带丛林游猎部落中成长的儿童,是不易拥有现代价值的。
  一个国家或社会内,其人民所处的发展层次是参差不齐的。譬如意大利,虽然大部分人民己达到唯物论阶层(科学理性、企业精神),可是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效忠帮派的黑手党徒(万有灵论,自我中心)。同时也有许多献身环保,关心人权以及动物权的绿色运动人士(相对论)。
  有了这组进化标度,所有政治运动、社会体系与政治行为,似乎都可以定位。例如纳粹主义,明显的是滋生于绝对权威的阶段。资本主义是唯物论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本人,是一位超越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书写时,大部份是从相对论阶段出发。可是他的信徒,如中俄的共产党人,却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在绝对权威,唯物论之间)
除了作为坐标系外,这个政治模型,还可以作为政治实践的一个参考架构。在规划政治体制时,必须考量当地民众所处的进化阶段。西方政界,一路来有一个盲点。他们相信,各地民众基本上是一样,所以适用于西方先进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必然适用于世界各囯。因此以替天行道的姿态,把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强加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事实证明,這是行不通的。例如海地,其民众普遍信仰巫毒巫术(voodoo),基本上尚处于万有灵论与自我中心/掠夺式的阶段,所以,西方一再在海地实行民主制度的努力,都没有成功。
不能用单一的标准
  处于不同进化阶层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威伯尔说,应付极端恐佈份子之类的社会暴徒(掠夺式自我中心/绝对的权威),最有效的是权威,因为这些人是有理说不清的,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非常不同于我们的世界。今日在西方,一种共识已开始形成,那就是,在第三世界,不要轻易的去折毁现存的酋长制,君主制等各种形式的强人或权威政权,企图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这样做,往往导致社会秩序失控,甚至造成内战,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些权威政权,在维持社会秩序,促进民生方面,往往是比较有效的。如果能先把经济搞好,待有了一定数量的中产价级之后,政治制度的改变,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性。
  格列夫的同事贝克(Don Beck)说:管理的方式,因民众而异。Different stroke for different folk)。这让我想起新加坡建国初年取缔私会党的经验。当时岛上私会党横行,猖獗异常,先前的英殖民政府,多年来都束手无策。独立后,新政府立即援引公共安全法令,雷厉风行,以强硬的手段,一举打尽,为岛国良好治安奠定基础。
  贝克对新加坡式软威权的善政良治非常欣赏。他认为这是国家从第三世界通过第二世界走向第一世界的可行途径。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条坐标轴与进化标度外,整合政治模型还包括了至少六条其他坐标轴与标度,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有趣的是,其基本精神与东方的中庸之道,却有相通之处。同样主张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通权达变等原则,十分务实。

联合早报言论 2010-12-06)


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

Blue Monsoon on the Behan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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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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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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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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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4日星期日

长老

William Thomas discusses Eldertopia



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

倒立凳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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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蛋黄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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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9日星期二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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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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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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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5日星期五

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

爱情,直觉与赌瘾



  铭心刻骨的爱情,如有神助的直觉和像恶鬼上身般的赌瘾,都似乎有同一只黑手——多巴胺(Dopamine)。
  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物质。它使人心情愉悦兴奋。人们吃巧克力时或瘾君子在腾云驾雾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满足感,都是多巴胺在发生作用。科学家当初发现其威力时,几乎吓了一跳。那些多巴胺分泌过度的老鼠,沉溺在其快感中,可以不吃不喝,直至虚脱死亡——“爽死
  当一对男女产生爱慕之情时,丘脑(Thalamus)中的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就源源不断地分泌,势不可挡地汹涌而出。于是,我们就有了爱的感觉。对心上人念念不忘,朝思暮想。喜怒哀乐,完全受到爱情进展所左右,顺利时如在天堂,一有变卦就立刻堕入地狱。
  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认为,这种由多巴胺驱动的浪漫爱情,不同于性欲(由雄激素与雌激素驱动)。它比性欲更强烈:性欲得不到满足的人,不会自杀。因爱情失败而自杀或杀人的悲剧,自古至今,一再重演。
  爱情专一的草原田鼠(prairie vole)与其见异思迁风流浪荡的堂兄草甸田鼠(meadow vole)不同之处,最能说明多巴胺对爱情的关键性的影响。有趣的是,当研究员废掉这些多巴胺后,老公草原田鼠就会立刻被其他狐狸精田鼠勾引去了。
  除了浪漫爱情外,多巴胺对我们直觉的形成,也有贡献。直觉是一种在意识之下操作的智慧。换言之,我们知道的事,往往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多得多。很多时候,正当我们要采取某种行动时,或在行动之后,会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感,仿佛知道自已把事情搞砸了。后来结果证明,果然如此。这种直觉究竟来自何处?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曾经说过: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是他通往新发现的门户。我们的大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自动自发地检测错误,并从犯错的经验中学习。
  这种从错误中学习的机制是这样的:当脑子一旦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时,它有预期的后果。如果行动效果良好,那它就会分泌出多巴胺作为酬赏。如果行动的收效不良,没有达到预期的后果,它就会停止分泌多巴胺以惩罚自已,让自已记住这个错误,以免再犯。
  研究者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以证明这种机制的存在。玩法简单:受试者收到2000元的賭本以及四副颜色不同的纸牌。他们可从四副牌中任翻一张牌,每张牌上有指示,告诉受试者他输赢多少。受试者不知道的是,这四副牌输赢的概率不同:有两副牌的风险较高,其中有一些奖金较高(100元)的牌,不过也有罚额奇高(1250元)的牌。而另外两副则比较保守,奖额不高(50元),不过却很少让受试者输钱的牌。如果受试者只从这两副牌抽牌的话,他肯定会赢钱。
逻辑思维比直觉慢
  开始时,受试者随机翻牌。一般上,多数的受试者在翻了50张牌后,才会自然而然地偏向那两副友善的纸牌。一直要等到翻了80张牌后,他们才能清楚说明为什么他们偏好这两副牌。从这里可以看出,逻辑思维比直觉慢。
  其实,研究员从装置在试者身上的测量器看到,早在翻了10张牌后,每当受试者伸手从那两副高风险的纸牌抽牌时,他们皮肤温度就会升高,手心出汗,出现焦虑紧张的征象。可见,受试者尚未能认出那两副危险的纸牌时,他的潜意识早已经知道害怕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得面对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抉择。那些善于聆听直觉的人,自然比较能趋吉避凶,做出较佳的决定。
  说到抉择,对染上赌瘾的人来说,这两个字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已完全受其赌博恶习所控制,明知长此下去,迟早会倾家荡产,声败名裂,可是不能自制,无法收手。研究者发现,多巴胺对赌瘾的形成,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我们知道,多巴胺是一个酬赏机制。每当我们遇到好事时,都会有多巴胺释出,带来快感。
  如果有个孩子,他的父亲每次从外国公干回家,总是会带些孩子喜欢的礼物。久而久之,孩子的丘脑不必等到得到礼物后,才会有多巴胺的分泌;早在父亲回家的前几天,预期的礼物,已使孩子脑中的溢满多巴胺。如果十年如一日,这惊喜感必然递减。但是假如有一天,归来的父亲对兴致勃勃迎接他的孩子说,对不起,这一回他忘了买礼物,然后在孩子大失所望之后,才把礼物拿出来。试想一下,那时孩子脑中多巴胺能不突然泛滥吗?
  研究者估计,意料之外或者是不能预测的酬赏,其效果要增加三至四倍之多。
  赌博的要命之处就在这里,它随时随地会引爆多巴胺的堤坝,让多巴胺汹涌而入,让人爽得不得了。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小赌怡情,适可而止;而另一些人则一发不可收拾地変成赌鬼呢?
一般的看法是,赌瘾与多巴胺异常有关。近年就有不少案例,有些病人在服用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药物(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后,出现了奇怪的副作用:变成了赌鬼。还有,那些多巴胺分泌日渐枯竭的老人,也经常染上赌瘾。
  既然找出了多巴胺这只黑手,这也就意味着,或许能够找出减少多巴胺在大脑中传输的办法,从而减少赌博中的强迫性冲动的发生。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赌博,就像其他易成瘾活动一样,除了大脑化学物质,还要考虑环境以及社会化等的复杂因素。
  不过,宏观而言,最近的研究带来些令人堪慰的消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霍华德·谢弗(Howard Shaffer)注意到,尽管合法赌博业大幅度增加,在美国的病态赌博所占的百分比率,在过去的35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1990年代后期该比率有一个高峰,但自此之后水平又逐渐下降。
  谢弗博士将该曲线与一副典型的病毒感染曲线,绘制在同一副图表上进行对比:开始水平较高,这是因为一开始那些最容易感染病毒的人大批生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适应了病毒,曲线水平逐渐下降。

联合早报 言论版 2010-11-06


2010年11月2日星期二

在你死之前该怎样活

Steve Jobs' 2005 Stanford Commencement 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