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怕现代艺术

在书店看到一部" 谁害怕现代艺术?"( Who is afraid of morden art? ) 的画册。不禁莞尔。
现代艺术的确可怕。
那些幼儿班水平的涂鸦画, 不成人形的肖像画，以及各式各样好像是用垃圾堆积而成的"艺术品"，竟然被认为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受到热捧。
在拍卖行里，人们以百万元计的价钱竞标。
每天有大批民众旅客，排队湧入世界各地的艺术馆，参观这类艺术品。
可是，当自己站在这些画作前面时，往往一头雾水，只能懵查查的，作欣赏状。或尽快逃离现场。
久而久之，不免要质疑自己的艺术 IQ 。

听流行曲的态度
萝卜豆腐各有所爱。其实我们完全不必为看不懂现代艺术而感到不好意思。
常觉得现在人看画的态度，未免太过严肃认真，有点紧张兮兮的。。
看画时，可以参考人们日常听流行曲的态度。
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遇到自己不喜欢的歌，立即按钮换台。以顾客为王的姿态，在市场上选择最令自己满意的商品。
不是每一首歌都是唱给你听的，不管它有多出名，出自那位名家之手，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完全没必要感到歉疚。
玩赏艺术，就像去餐馆。尽可以点自己喜欢吃的菜。艺术欣赏归根究底是娱乐，没必要自讨苦吃。
不过，当然不能一辈子只听儿歌。听久了，肯定会发生美感递减。同时，成长是人的本能，追求更丰富多元，境界更高的艺术感受，是人们深沉的愿望。
下面谈一下现代艺术的特点，希望对那些有志于打破现代艺术谜团的朋友，有些裨益。

再现与表现
要进入现代艺术的世界，必须弄懂一个关键词，"表现"。
相对于"表现"的是"再现"。在现代艺术流行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画家，一般都希望把画里的事物画得越真实越好，追求"再现"客观世界。
而现代派追求的，是表现主观内在。为了表现内在的精神世界，现代画家往往在画里故意扭曲改变外在事物。

东方艺术的启示
常觉得东方民众应该比较容易接受现代艺术。因为"表现"原为东方艺术的传统。
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中国的文人画，强调的是画家的品德修养学问以及个人意境与性格的表现。他们常常追求一种" 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紧张感。对他们来说，形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画外之意，表现出来。

梁楷 泼墨山人

创世纪
西方现代派初期的画家，深受东方艺术启发。尤其是日本的浮世绘。这类日本画既不理透视，也不讲究立体感，实物没有影子，颜色往往脱离现实。却让西方人看得意酔情迷。
西方艺术，在印象派解放了颜色，线条，光线与形态的描述职能之后，就义无反顾的奔向表现的大道。比起东方艺术，他们甚至走的更远。
东方艺术追求的是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虽然脱离现实，但还是有个限度。就如吴冠中说的，要"风筝不断线"。
很多现代派艺术家则好像完全没有断线不断线的顾虑。如抽象派，完全抛弃了现实世界的形象。只用颜色，线条，光线以及形状这些元素，在画板上奏出他们的绘画音乐。
常觉得很多现代派画家们在作画时，有如上帝。各个在画板上创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形像，只为了表达画家个人感情思想，对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现实与规律一概不理。
他们的画作深深烙上了个人的独特气质与性格。例如热情澎湃的梵高，他画里的世界，没有静止的东西，不论教堂，花朵，树木或者人物，都像火苗般的摇晃燃烧着。

梵高 星空

埃贡.席勒 Egon shiele 画里的人物，几乎都受着情欲与生命迷茫的煎熬，他独特的高度敏感的线条，在画里痛苦的扭动。

埃贡. 席勒 自画像

康定斯基的画里的世界完全舍弃具体事物形象，只用颜色，线条与形状来发出他灵魂的声音。

康定斯基 几个圈

现代艺术是一个百花盛放的世界。许多现代艺术家都是无畏的自由灵魂。敢于深入一般人不敢涉足的境界。只要花点时间心思，其实不难找到灵犀相通的艺术家，到时就可以嚼饮润泉，一解难名之渴。

当代艺术 Contemporary Art
根据一些美术研究者的看法，现代画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了当代艺术的时代。
当代艺术 Contemporary art 几乎是不可定义的。因为不论在技巧，概念，材料，题材，美学标准等各方面，所有的界限都被打破了。
这样一来，艺术家更加自由了。可是却苦了观看艺术品的民众。
现在在美术馆里，什么事都可以发生。曾有一个当代艺术家，把现成的小便池搬进美术馆当成艺术品让民众观赏。另一个则把自己的粪便制成罐头，称之为艺术品。
由于美学标准丧失，自欺欺人不学无术的所谓艺术家，充斥市场。
面对这种大趋势，民众在观赏艺术时，似乎要更有意识的行使消费者的优势 - 选择。不然就很容易被带到荷兰。。
其实，民众的意愿，对负责任的艺术家来说，是最佳的回馈。

美术院门前的巴士站

朋友阿发闲来爱逛画廊。有一天心血来潮，带了他读六年级的儿子去国家艺术博物馆参观，用意当然是想让儿子多接触美术，趁早培养对美术的兴趣。想不到，这次的参观竟成反面教育。

一到艺术博物馆门口他就感觉不妙。博物馆门前赫然摆着一座巴士站。旁边有一个告示牌，用了两大段文字去说明这巴士站的艺术含义。

儿子问“这车站停几号车。”

“不停车。”

“那摆在这里干嘛? “

“这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

“什么？这样的车站我们家楼下就有。现在怎么会突然变成艺术品。”

“这里是国家美术博物馆，摆在这里的当然是艺术品。“

”摆在美术馆就是艺术品吗？“儿子满腹狐疑。

走过大厅一个垃圾桶时，儿子开始发难，”这也是艺术品吗？“

阿发不敢回答，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观念艺术” ( Conceptual Art)之类的展览。而观念艺术家有一个奇怪的看法;只要他们主观上认为是艺术品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可当作艺术品陈列出来。观念艺术史上最出名的代表作，是一个男用小便池。( Marcel Duchamp 1917 )搞不好展览厅里面，正好放着一个被冠上艺术品之名的垃圾桶。

展览厅里面虽然没有垃圾桶，不过一叠叠的旧报纸，日用拖鞋，一本摆的很端正的书等等诸如此类观念艺术家们惯用的道具，都煞有其事出场了。

儿子越看越闷，发出的问题与评论也越来越尖酸刻薄，阿发招架不住，随便绕了一圈，便匆匆逃离现场。在回家的途中，儿子总结性的说：“如果我小学会考不及格，不怕没有前途，将来大可以做艺术家。”

我第一次遭遇观念艺术，是多年前在电力站艺术中心。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听人说是个画家），包着一块白布在地上滚来滚去。原以为他在变魔术还是什么的，不久之后或者会滚出鸽子白兔。岂知，他滚了几分钟之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兀然站起来，向围观者鞠躬收场。

据说观念艺术是一种从哲学出发的艺术，内容深奥。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他们制作的艺术品/表演往往不是哗众取宠，虚张声势，就是平淡无奇。常常不知所云，毫无看头。至于他们的理论更玄妙得有悖常理，给人一种走火入魔的感觉。

观念艺术是一个组织松散的运动。对于什么是观念艺术，艺术家与学者们往往各说各的，理论庞杂。不过大家都认同的一点，是观念的重要性。艺术创作始于观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观念艺术独特的地方是，他们认为艺术品背后的观念/理念比艺术品本身重要。所以，他们往往长篇大论的说明他们的艺术构想。有者干脆在说明之后，就到此为止，认定他们艺术创作已经完成了，不必进一步动手去制作艺术品。理念胜于物质。

这样的做法对艺术家来说当然是很省事，可是对艺术的观赏者来说，则不是好消息。只有观念没有艺术品，那就好像去到餐馆用餐，只听到厨师说明菜式，烹饪过程，但到头来却吃不到菜一样。

观念艺术家还相信，只要艺术家赋予主观的观念与脉络（ context）。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艺术品。一个所谓脉络是展示场所，例如美术博物馆。也就是说，凡物件只要被摆在美术博物馆内陈示，身价立刻不同，当场变成艺术品。所以，观念艺术展览场地，往往像旧货市场，摆满平日不起眼的日用品，如旧报纸拖鞋杯子牙刷。曾经有一个艺术家，把粪便制成罐头，当成艺术品高价出售。（Piero Manzoroni 1961）

这种“观念本身可以是艺术品”的看法，延伸出轻视艺术技巧以及感官感受的态度，并完全抛弃了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的审美条件。

这些古怪的艺术看法与行为，据我所知，都是因为观念艺术家有一个自赋的伟大任务 – “质问艺术的本质”。观念艺术兴盛于六七十年代。当时流行“质问”“颠覆””解构”。那些自命前卫的艺术家，莫不以此为天降之大任，纷纷质问“为什么艺术品必须由艺术家亲手制作？”“现成日常用品为什么不能被看成艺术品？”这类常人没有想到的问题。

依我看，与其质问艺术的本质，不如质问艺术品的功能。艺术品的对象是心灵。人类自有艺术以来，艺术就起着娱乐，抚慰，振奋，提升，扩展，沟通，以及治疗心灵等作用。艺术品如果不能发挥这些功能，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观念艺术家另一个任务是，“打破民众旧有的欣赏艺术品的方式，强迫观赏者更积极的参与艺术创作”。达到这个目的做法很多。例如，在美术馆里摆一个装满水的杯子，标上一个古怪的标题，如”一个等候着的音符”或“被海洋遗忘的孤儿”，然后期望观看者去猜测标题与杯子的关系，从中得到“思维的乐趣”。这就好像网络上常见的，或小儿糊弄出来的无厘头谜语一样。常叫人在知道答案后，又好气又好笑。

像这类天马行空的猜谜游戏，有时的确可以带来一些“思维的乐趣”。不过人的心灵不止是知性而已。艺术要满足的，除了知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感情以及审美的需求。

观念艺术也不是全无是处。它的确开拓了当代艺术的视野。

不过，由于不讲艺术技巧，以及自由自在逻辑松弛的思维方式，要当观念艺术家，似乎不难。就这样，它为那些没有艺术才能，又不肯努力学习，但是很想当艺术家的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近年来，平庸造作的作品不少。

 我担心的是，在国家艺术殿堂展示这些作品，对孩子们来说有强烈的示范作用。观念艺术这类精英小众艺术，儿童观看后，只有对艺术的观念更加混乱。

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一大群小学会考不及格的年轻人，以艺术家自居，包着白布，在美术博物馆地上滚来滚去。

发表于联合早报 文苑 2016年5月30日 笔名路客

生活的滋味

黛安娜王妃说，她小时候，妈妈常对她说：“只有精神空虚无聊的人，才会感到烦闷无聊。”（Only boring people get bored）。在很多地方，家长都是这样教导孩子的。希望能激发他们的自立精神，充实内在资源，建立自给自足的精神力量。

不过新加坡是个例外，这里有许多家长，他们喊闷，似乎喊得比他们的孩子更大声。相信这是因为这里流行“受害者心态”。凡个人的问题，大都被认为是环境造成的。他们之所以会感到烦闷，当然是因为新加坡是个无趣的地方。

我的一位喜欢花草树木的朋友有个大问题，他申诉说，他的女友对大自然似乎不太感兴趣，每次带她去植物园或乌敏岛这一些枝叶茂密花红草绿的所在，她总是显得烦厌，嚷着要回家。他问我，怎样才能让她看到他看到的美。其实，我早就遇到这个问题，曾经一度，我一有空就提着相机穿街走巷，希望把我看到的美拍出来，说服那些认为新加坡不美的新加坡人。

人生也是一样，这大千世界就像一个收藏丰富的美术馆，一些访客流连忘返，另一些却烦闷不堪。其关键之处，在于个人的艺术涵养，所以有“生活的艺术”之说。

如果不想浪费生命，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这个切身问题。

从人生意义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躲不了的问题。人类的一个不能不面对的挑战，是意义：他必须对自己交代，他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至少有两个层面：
一、头脑的回应，用语言表达。这类思维一般比较抽象，如意识形态，价值与文化认同，以及宗教信仰。
二、生活的回应，实践性的，不一定要说出来。重要的是，他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情绪度过每一天。或套句现在流行的说法，他是怎样“活在每个当下”。

真正的回应当然是第二种。生活是无可回避的。每一个人必须以整个人，整个身心来生活，来过每一天。如果他们觉得生活无味而空虚，那就是说他们的回应失败了。如果他们活的有滋有味，生气勃勃，可知道他们的回应是成功的。这和社会地位、学识或物质成就没有关系，他可以是国家领袖、亿万富豪、学者教授，也可以是阿富汗山区里的一个牧羊人。这也和生活的节奏没有关系，可以热闹紧张，也可以静美缓慢。

真正活得满意的人不多，换言之，能真正回应生命的挑战的人不多。大部分人只能做出第一种回应，那就是用各式各样的道理来说服自己；或拥抱意识形态，或皈依宗教信仰，或认同文化/族群身份（我是中国人、日本人、龙的传人、大和子民、上帝的选民），从中得到某种归属感、意义与安慰。为了使自己相信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类信仰者往往带有某种狂热的气味。仿佛这信仰是他们在生存的汪洋中，紧紧拉住的一条从救生艇上丢下来的救命绳索。

这不是说，那些已做出生活上回应的人就不必回应头脑的质问。通常，这样的回应是以一种和他们生活素质有机契合的方式表达的。不论他们的信仰名目如何不同，其内容实质总不离一些正面积极的价值观念与生活规范，如知足常乐、谦虚感恩、爱邻如己、己所不欲互施于人之类。故事尽管不同，基调却相当一致。这就好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各种宗教的得道圣徒，不论他们是基督徒、回教徒、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他们的基本教诲往往出奇的相似。

一些思维辨证能力比较逊色的人，或者会给出一些逻辑不甚通畅，口齿不清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语言的表达，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用他们的生活回应了这个挑战。

有位朋友近来回新，他是个专业人士，是个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谋生的、幸运的世界公民。他以前常抱怨新加坡没有文化，是个文化沙漠，所以就去了纽约。在那里生活了五六年后，觉得纽约的生活节奏太快，于是搬到新西兰。近来回来看看，说新西兰商机不旺，死气沉沉，正在考虑迁回新加坡。前几天，我问他现在觉得新加坡怎样。他很文艺地说，他不喜欢人造的东西，而新加坡尽是人造物，连树木都好像是假的，所以觉得闷。我们是老朋友，习惯抬杠，于是我不客气地指出，他以前说新加坡没有文化，而文化（甚至整个文明）正是人造的。现在这里的文化节目多得令人应接不暇，他却说不喜欢人造的文化了。我还夸张地问，他是不是连整个人类文明都要抛弃？

其实，我更想告诉他的，还是黛安娜王妃母亲那句话“只有精神空虚无聊的人，才会感到烦闷无聊”，不过 总说不出口。他有两个孩子，我只希望他不会把这种负面的生活态度传染给他们。要不然，在人生旅途刚 起步，就被指向一个自败的方向，肯定不是件好事。 谈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那些善于生活的人，他们的秘密是什么？ 社会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曾经探讨过“生活的艺术”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生 活的艺术”是一种能力。只有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才有能力成就一个健全充实的人生。他进而指出，培 养健全人格需要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其实，东西方的智慧传统都早有这样的洞见。亞里斯多德认为 美德是幸福的要件；孔子也说过“仁者不忧”。

基因的社会生活

吴大地

近几年来，科学家发现，人的基因不是一个蓝图。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人们的基因不断的和他们的环境，他们的邻居、家人以及他们自己的心态对话。这些互动的效果进入他们的细胞控制室，从而影响他们的习性、行为、生理与健康。

大卫·多布斯（David Dobbs ）近来在 Pacific Standard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基因的社会生活》（ The Social Life  of Genes）介绍了基因学在这方面的新发展。

文章中，大卫首先提到是一个有趣的试验。科学研究员捕抓了一千只新生的小蜜蜂，欧洲品种与非洲品种各五百只。然后对调它们的居所：把生性凶猛的非洲小杀人蜂放进欧洲蜂的蜂窝里，同时，把习性温和的欧洲农场蜂放进非洲野蜂的蜂窝里。追踪研究的结果发现，这些蜜蜂婴儿的性格都随着它们的成长环境改变了：温和的变凶暴，凶暴的变温和。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生活环境似乎是通过改变小蜜蜂的基因运作而改变其行为习性的。

这些欧洲蜂与非洲蜂的基因非常接近，但不完全相同。一些研究员相信，它们的习性与行为，受到基因表达（ gene expression）的影响。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基因可以改变它们的活跃程度，有如受到调光开关控制。我们身体内大多数的细胞都含有全套的22000个基因。但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任何一个给定的细胞，只有小部分的基因是活跃的。这些活跃的部分，发送影响细胞活性的化学信息。这个变量的基因活性称为基因表达，我们的身体以这种方式做大部分工作。

我们身体内的基本生物事件，例如在子宫内生长展组织、进入青春期，或停止生长，都是受这些轮流启动的调光器开关所控制的。其他时候，基因的活动会应对人体环境的变化。例如，某些基因开关会被启动以对抗感染，或治愈你的伤口，或横冲直撞给你带来癌，或让你发烧，燃烧你的大脑。基因的表达的变化可以让你瘦，发胖，让你和你的同卵双胞胎的样子大不相同。到头来，基因不会决定你是谁。关键在基因的表达。而基因表达的变化，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

科学家比较了上述两组小蜜蜂的基因表达图谱（Gene expression profile），发现小蜜蜂基因表达的模式日渐与其栖居的社群接近

。

更令科学家惊讶的是，生物个体在其社群中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其基因的运作。

非洲伯氏妊丽鱼（Astatotilapia burtoni）社群中的头号雄鱼，不但吃的最多，领土最广，同时享有最大的交配权。其外表也与众不同，身上条纹色彩特别鲜艳，体积也比其他的雄鱼大。有趣的是，当研究员把鱼群中的老大捞走之后，第二号雄鱼的体积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增长20%。身上也开始出现鲜艳的条纹，俨然老大。

除了上面谈到的社群环境与社会地位之外，研究员还发现个人的感觉情绪，以及思想心态都会影响到基因的表达。

压力会影响健康，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研究证实，交游广阔的人，比较不容易伤风感冒。同时，他们也发现，压力与孤独感，会造成免疫系统失衡。

免疫系统失衡是个影响健康的大问题。通常情况下，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的操作有如一只被拴住的攻击犬。当发现病原体时，它就会起而攻击，以发炎方式以及其他反应摧毁入侵者。同时也会及时激活抗炎反应，在消灭病原体之后终止发炎。那些备受精神压力心境孤独的人，其免疫系统却像一只没有被拴住的狗。即使他们没有生病，那只狗却到处乱咬。这些健康人体内约78个推动炎症的基因，比平时更忙，好像在抵抗感染。同时，131个通常合力控制发炎的基因却怠工，鲜有动作。此外，减退活动的基因还包括了关键的抗病毒基因。

研究员不断的在承受各种压力的人的身上，发现类似的基因表达模式。不过，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比起各种精神或生理压力，孤独感最具破坏力。

一个对受虐儿童的研究显示，一个被虐待的儿童，如果得到适当的“社会支持”（ social support）, 知道有人在关心他支持他，这种密切的社会联系，可以减少约80%左右的健康风险。另一个研究则显示，犯哮喘病的儿童，如果内心觉得孤苦无告而对周围的环境常怀恐惧，则会导致其免疫系统失衡，使发病几率大幅度增高。

以往，精神学界的共识是，不幸的境遇、恶劣的经验、极端压力，虐待以及暴力是导致疾病的毒素。不过，近年来对基因的研究却显示，最毒的、最有危害性的，是社会隔离所带来的孤独感。加州研究员，史蒂文科尔（Steve Cole）说“说到杀伤力，与孤独感比较，其他各种压力都不能望其项背，是没得比的。”

大卫·多布斯这份报告，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启示。

第一，促使我们对人类 默认状态(Humanity’s default state)的重新思考。

从人类的进化史看，人类是群居动物。自始以来人类都生活在社群内，在大家互相扶持下，共同生存发展起来的。孤独无靠往往意味死亡。不过，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个人主义成了主流的西方社会，人们往往把“社会支持”设想成是一种附加的，额外的东西。这种观点假定，人类的默认状态是孤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默认状态是连接（connection）, 向来如此。

英国的政治哲学家,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说：“没有文明的人类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促的。”他错了，原始人的生活可能是贫穷，肮脏，野蛮和短促的。但很少是孤独的。

第二个启示是，基因不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心态来改变我们的命运的。

联合早报 言论 2013年10月26日

孔子的心理学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认为，凡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一套心理学为基础。孔子的学说主要是伦理学。如果不能把孔子的心理学先找出来，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

《人心与人生》是梁先生自认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讲的就是他建树起来的孔子的心理学。

人类心理的发展史

梁先生笃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提出的这套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论点是：他认为人心在人类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物种的进化，人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在《人心与人生》这本书中，相当详细的论述了人类心理进化的机制。

首先，人类心理的进化，是一个从身到心的过程。人心的发展皆见于身，身心发展相应不离。

心的活动主要在大脑神经。其演化途径，可以从人脑“三合一”的结构看出：最底层的是爬虫类的脑干，然后是原始哺乳动物的边缘系统，最后加上灵长类与人类复杂的的新皮质层。这个新皮质层，使人类能够运用语言、进行抽象逻辑思考。

更重要的是，新皮质层的出现，让人类脱离了本能的羁绊。动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基于本能，可以说是不由自主的，只能够作出被本能规定了的刻板反应。而人类却有了选择的自由，可以做出创造性的回应：
(动物) ：剌激 > 反应
(人类) ：剌激 > 选择的自由 > 回应

取得了这基本的自由之后，随着身心的进化，人类逐步争取到越来越多的主动性，灵活性与计划性.

从本能到理智而理性

换言之，人类逐渐发展出了理智与理性。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类有了动物没有的理智和理性。

动物依赖本能生活，人类则从本能的生活中获得解放，凭借理智创造工具以改善生活。梁先生相信，人类的理智越发展，越远离本能，就越趋向生命的本真境地，即“理性”之域。

梁先生对“理性”一词的定义，不同一般。他所说的“理性”与理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譬如我们计算数目，必求其正确。算错了会从新再算，就算感到烦厌，也不容自昧。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

两者都是人类生命的显现，但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借助理智，人们认识到的是客观的物理；借助理性，人们认识到的是主观的情理与道德上的应当。如果说理智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技术与工具的进步促进生活，那么，理性的作用在于引导人超越了利益层次，而进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境地。理性高于理智，前者是体，后者是用。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心的演化是有一定的方向的：从本能到理智而理性；从功利到“无所为” - 一个服膺真善美，罗素称之为“无私的感情”（ impersonal feeling ）的精神境界。人心进化的过程即是理性( 生命本体)的逐步显现的过程。

什么是生命的本体？

梁先生说万物同源。如果我们从大爆炸（Big Bang ）理论的角度，可以这样看：大爆炸轰然一声，宇宙从无到有。然后宇宙开始演化，从物质演化出生命，后来更出现了心智。那在有以前的无，就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皆来自宇宙本体，所以兴都徒相信万物皆有神性；而佛教徒也相信万物皆有佛性。

梁先生一生不离佛教，他的看法其实和谢林（ Schelling ）、黑格尔 （ Hegel ）、奥罗宾多（ Aurobindo ）等东西方演化理论家相当接近，将演化视为创造中的神性/佛性 ( Spirit – in – action ) 或形成中的神/佛( God in the making )。所以他预测，演化的最终结果是，历史上真实不虚的宗教（佛教）将会复兴。他说，到了最后，“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的自行消化以去。此在印度人谓之还灭，佛家谓之成佛。”也就是说，人类将得到终极的自由。

“道德之真”

梁先生还预言，世间在抵达“真宗教”的时代之前，必须先经过“真道德”的阶段。庸俗的道德是那些限于一时一地的礼俗规范。儒家的道德则是直指性命的真道德。他坚信，儒家或类似儒家的道德将会复兴。

儒家的道德，从个人的角度看，是“践形”。从群体的角度看，是“尽伦”。

孟子说 “形色，天性也。唯圣人乃可践形。”形色是指身体。人身（包括人脑）原为人心（生命）开豁出路道来，人在生活中能实践此生命本性，便是真道德。如果盲目追随社会礼俗，缺乏独立自主：如古人说“乡愿，德之贼也。”就不是真道德。所以王船山说，“俗便是恶”。

能够做到“践形尽性”才算是真正得（德）道之人。生命本性即是“道”，其本质是自觉向上，以身从心。

“尽伦”亦即务尽伦理情谊。他说。“伦理就是人对人的情理。其理如何？即彼此互相照顾是已。”

梁先生还说，“善本于通，恶本于局”。那是因为演化的方向是通向宇宙生命本体的。“局于一身固然是自私，然若其范围虽大于此身，如局于一家一国者，仍然是自私。往往有人把较大范围的自私也看成是道德，那是错误的。

”人心的进化与社会发展的交互影响

人类不能离开群体而生存，是群居的动物。人心实资籍于社会交往以发展起来的，同时，人的社会亦即建筑于人心之上，并且随着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而人心亦将自有其发展史。简言之，人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虽然是社会在先，却是交互影响的。

梁先生接受马克思社会发展史分五阶段之说。他还认为，道德的适用与否，必须配合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例如，孔孟论调太高，只能用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主义社会。以往儒家在中国之所以会变质为吃人的礼教，就是因为其经济科技能力，尚未能支持一个物质资源充沛，人人不愁衣食的社会。只有发展到“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阶段，民众才会脱离功利、个人本位，转而以伦理为本位，尽量发挥人的潜能，追求和谐互爱的群体境界。

整合古今中外的学术是今日学界的趋势

梁先生认为他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沟通了古今中外的学术。确实如此。达尔文，马克思和佛陀的影响，在书中尤其显著。

不过，在梁先生没有看到的西方，继后现代主义之后，一股整合西方学术与东方智慧传承的新潮流亦已在学术界兴起。威伯尔 （Ken Wilber）的整合理论，堪称代表。他与梁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宇宙的演化有一定的方向。不同的是，他比梁先生幸运得多。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掌握的研究资源，都优越丰富得多。加上科技发达，通过互联网，古今中外各种资料，顺手拿来，方便得很。所以，他所建构的系统，比起“人心与人生”，远为庞大严谨。

梁先生自从在1953年得罪了毛泽东之后，就被冷落在一个角落，三十多年无人敢闻问。在文革时期，他多年搜集的参考资料，遭受严重毁坏。在这极端恶劣又封闭的环境里，他尚能写出《人心与人生》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儒学著作，用现代知识创造性的诠释了孔孟学说，为新儒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思之令人既钦佩又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