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本色

好久没上随笔南洋，一上来就看到一个版主（华英）挂冠的公告。而另一前版主（冷风细雨）则宣称要退出论坛。不免好奇，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冲突。

待我弄清前因后果，不禁失笑。整个事态与他们两位的回应行动，不成比例得令人错愕。

回味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显示了一些年轻人唯我独尊、自我耽溺的心态。

冷风细雨和华英这两位，平日的姿态，完全是勇猛的民主斗士兼中华文化卫士。批评当局，不可谓不凌厉刻薄。可是，当角色一旦转换，被人批评时，却敏感得像被宠坏的娇滴滴的大小姐。

当他们那些不知所云造作扭捏的“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时，就kao bie kao bu, 说人家要他的命。（华英语）。因此闹请辞，闹退出。

这次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愤青的真颜色。

我之所以对冷风细雨有印象，因为他出言不逊。在第一次跟我的帖子时，他这么告诉我：“想当狗就继续吧。我可要继续当人而且继续思考。”之后，他每跟我的帖子，都用同样居高临下的口气。

对政见不同的人，一开口说对方是什么御用文人，或者是什么“狗”之类的网友，最令我愤怒。

我和这些人素不相识，不可能有什么过节。居然常被这样无中生有的乱骂。有好几次我几乎想把对方告上法庭，要他们提出证据，证明我与 PAP 或政府的关系，或得过什么酬赏好处。以洗刷名声，讨个公道。

不过，想归想。打官司劳民伤财，况且对方躲在网名后面，网络规范尚未定形，胜算难料。耗费精力时间金钱，对付这辈物类，似有不值。

屡遭冷风细雨这样的“礼待”之后，在网上每看到他的帖子我自然会留意。不过我从来不主动和他讨论问题。因为他的态度不良。他的发言阴阳怪气，在这里是出了名的。（见帖子“正平小林：冷风细雨怪呛怪调”）

其实`，他这种怪腔怪调，完全是有意识的争论策略。在理亏词穷的时候，他往往作无赖状，说什么“我就是喜欢乱说。”（奈我如何？）或者装疯卖傻自贬自谦“我什么都不懂，是白痴，老年痴呆。。。”等等。对方往往因此不屑追究。他就过关了。

虽然他时常有意无意的透露自己在某大机构从事科技工作，换言之，他是靠西方科技吃饭的，不过他对西方的理论、报导、数据一切一切，如果对他不利，他就会非常鄙视，往往全面抹杀，状似不屑一顾。常爱说，“西方的东西，我就是不信。”官方数据更不必说。他推崇的，是咖啡店的资讯，。

和这样的对手讨论问题，真理往往越辩越模糊。避免浪费时间，所以我尽量不和他讨论。

和很多愤青一样，他充满了自怜，自义（self pity, self righteous）。好像这个社会亏歉了他，并自视为一个既有爱心又有正义感，替天行道的热血青年。

真的是这样吗？这次不成型的“文学论战”事件，就让大家看到他的“愤青本色“。

热爱文艺是好事。这里没有人禁上他人作文学试验，而且，真诚的试验者，都会希望得到读者的回馈，虚心的接受批评，精益求精。如果觉得对方说得不对，大可以为自己的文学方向与信仰全力辩护。

我们看到的是，别人只不过讲了一声“故弄玄虚“，他就跳起来，对号入座，顿足扁嘴，眼泪鼻涕，“你们欺负人，我再也不来这里发言了。”其实只是个别网友批评他，不是随笔南洋网批评他，这样迁怒网站，实在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是，居然有人危言耸听，嚷嚷说这里有什么文化革命。制造迫害气氛。

其实，一天到晚用卡夫卡，“百年孤独”之类的东西来自我标榜。谁都看得出，纯是心虚的姿态。最重要的，是拿出一些扎实有诚意的作品。或者老老实实的写几篇加西亚 马尔克斯或卡夫卡的评论。

存在主义者沙特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一天到晚扮演受害者的酸溜溜的哓哓之徒。

更千万不要再提起鲁迅或什么匕首投枪了。羞死人。被人（相信是一个女流之辈）两三下手脚，就打得连扑带滚，而且毫无斗志，都还没真正过招，就找籍口遁逃。从来的文学论战中，这样不济的斗士，诚属少见。

是时候換一面镜子了。

至于，这里有没有人言不符实，肉麻的互相吹捧恭维，有目共睹，大家心里有数, 也不待枚子网友指出。

那些毫无证据，公然损人人格的作为，又该怎样看待？

李慧玲的空虚与寂寞

这篇言论，我一直压着没发表，仅在儿位友人间传阅。现在事过境迁，贴在这里，作为心路记彔。对李慧玲小妹妹，我真的毫无恶意。不过就和 “Gila 莫”一样，对她这些间歇性青涩的表演，越看越疲倦。（见 Gila 莫的“李慧玲搔首弄姿”http://mokky13.spaces.live.com/blog/cns!4A30EA4463F08CB2!662.entry?sa=908564569）

自古圣贤皆寂寞。

李慧玲是不是圣贤，尚未有公论。

近来，她撰文告诉大家，她在新加坡感到空虚寂寞，引起了许多议论。

一个舞文弄墨的女子，悲花伤月，是常有的事，一般不会引起旁人争议。问题是，李慧玲把她不快乐的原因，归咎於新加坡。

凡新加坡人，对这样的说法，不能没有反应。

例如，她说她“不是一个能够用物质填满精神生活的人。”听她这么一说，我这一个在这里快快乐乐的活了一辈子的新加坡人，不免有些徨恐。马上自我检查精神空间，看看是不是都被物质填满了。

为什么新加坡的文化“贫乏”到令李小姐感到空虚寂寞呢？

李小姐认为，主要的祸首是新加坡当政者，罪状如下：

1. 新加坡政府企图强力规划，并主导“民间活力”。李小姐说，北京与伦敦并不完美，实际上也没有力求完美的企图（是吗？她怎么知道的）。接着说，它们繁华的背后是文化的深度。深度是积累，不是“勾划”出来的。

2. 岛国意愿做文化中介，建漂亮的橱窗展示别人成品；再不然就是文化点缀经济成就。

3. 社会氛围有问题。这些缺陷体现在：（1）整体社会环境的思想与表达的自由。（我囯的文化自由比不上她钟爱的北京？）（2）没有一份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

4. 文化深度上的求索够不够。

5. 官员似乎不称职：”负责主导和落实与文化政策相关的官员，包括具体执行的官员，观念开不开阔？专业知识和文化积累足不足够？衡量他们的业绩，是驱导他们看数据、看活动量、看技术，还是允许他们沉着地看整体的文化景观、看全貌、看长远。他们怎么看，业界要得到资助，就会怎么跟、怎么配合。”

李小姐的一些说法，在常识的层面上，似乎都说不过去。令人如哽在喉不驳不快。

正如李玮玲指出的，北京与倫敦分别是历史悠久的东西方文化大都会。作为学习的对象还可以，一个独立不到50年的岛国，想要在文化上与之比较，简直离谱。

李小姐用北京与倫敦对比新加坡的文化，进而指出当局种种不是，这种论证方式，犯上参照架构严重不对称的谬误。这不但不是苹果比苹果，橙比橙，更像是用榴莲比红毛丹，然后指责种红毛丹的农夫无能，种不出营养价值和榴莲一样丰富的红毛丹！想一想，就算新加坡官员有三头六臂，在文化上，能在短短的50年追上北京伦敦吗？

李小姐文中最欠公充之处，就是说她感觉到岛国似乎意愿“做文化中介，建漂亮的橱窗展示别人成品；再不然就是文化点缀经济成就。”

试问，有哪一个有点自尊的国家只愿意做文化中介，以文化点缀经济成就。这样的说法不是不理解我国的文化愿景，就是廉价的哗众言论。

此时此地，引进外地艺术，世界级的表演，对我国在提昇文化与经济方面的种种好处，尽人皆知。这里不打算多加说明，以免被人说成是“假设读者智力低等”。

我国经年教育开支超过预算案的五分之一，对国民教育的努力，举世皆知。而我国对知识精英的重视，也是国际常识。所以，当读到李小姐质疑我囯是否有“一份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李小姐对政府文化发展的规划，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企图主导“民间活力”。

说老实话，“主导民间活力”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实在是百思不解。

对艺术基建的建设，原本就是整个文化开发的一个主要部件。建造剧院，艺术展览馆，让艺术家与艺术团体有低廉的工坊与充裕的表演空间，这些肯定是受艺术工作者欢迎的，有利艺术发展的条件。

而且，只要关注一下囯家艺术理事会的活动，就会了解到我国对艺术文化的建设绝不仅止於艺术基建。

与政府向来施政作风一致，我国的文化建设，计划全面完整，执行力求妥善。从艺术开发（Art development，鼓励本地创作、发掘培育有天分有潜力的艺术家与团体等），到民众参与（Art engagement。鼓励学生与民众参加文娱活动），在过去十多年来均已投入了庞大的资源与心力。并在文化自由，审查的尺度，也尽力在我国多元文化宗教的局限下，相应的逐步放松，多方配合。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遂渐开始摆脱“一本正经”的型象，转型成艺术与娱乐多元热鬧的 Fun City。在每一个艺术领域，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皆看到新秀堀起，朝气蓬勃。

李慧玲最令人失望的地方，是她对本地文化事业，似毫无担当。

如果本地文化真的如她所说那么贫乏，她不也应该有所歉疚吗？作为一位资历不浅的文化人，是否该扪心自问，自己对国家文化的建设，不也有一定的责任。在文中看到的，却完全只是一种受害者的姿态，本地文化事业不振，似与她无关。

有了一流的剧院，画廊，如果本地文化人无法创造出像样的戏剧，画作。怨谁？

其实，这正是许多本地文化人一贯的态度。一天到晚嚷嚷，申诉本地没有让文艺蓬勃发展的“肥沃的土壤”，却从不问问，自己交出的成绩单，能为本地文化增添色彩吗？

世界文化史中，许多真正的艺术人才，都是在最艰困的时代诞生的。例如中国五四时代的作家，苏共时代的异议文化人（如索尔仁尼琴），他们与建制抗争，哪能巴望当权者为他们提供“肥沃的土壤”，而苦难的生活经历，却无损他们的艺术造诣

本地一些怨天尤人的文化人，虽然没有什么骄人的成绩，却往往眼界奇高，习惯看不起的国人。

记得有一位本地文化人，离开新加坡旅居囯外时，在飞机上看到下面万家燈火，便居高临下的说，这是一个百种米养一种人的地方，没什么可以留恋的

。

同样的，李慧玲在从北京回家的飞机上，立刻感到无限的“寂寞和空荡”。

新加坡，不论怎样看，都可说是一个资讯开放、充满动力的国际大都会。而文化需求不寻常的李小姐，一踏上归途就斯人憔悴，并且告诉人，她只有在北京与倫敦，才能如鱼得水，感到自在。

这样的姿态，不可谓不高！

汤唯 - 好样的

口述：汤唯 整理：李 唐

很多人觉得我是花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力。

我有自己的底子，而这些底子长久以来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我凭借自己的实力考进中戏导演系，刚入学就做了职业模特；大学期间，还学了表演、播音、美术，获得了羽毛球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我演过电视剧、话剧，做过话剧编导；我拿过很多奖，虽然不是什么国际大奖，但这些奖项印证着我一步步的脚印。

《色戒》在成就我的同时，也轻易将我此前的成绩轻轻抹去。我的过往无人提及，仿佛我是一个空降兵，直接落到了金马奖的颁奖台上。送给我的形容词都是幸运、机遇……这些与自身努力无关的字眼———我的确很希望成名，但不是以否定自己的付出为代价。

然后，我被封杀了。我很冷静地盘点大红大黑后的收成：金马奖最佳新人奖、某化妆品广告代言、花瓶、一脱成名、过火表演、对青少年有不利影响……我就像上证A股，疯狂地冲到了历史最高点后，稀里哗啦地崩了盘。

我选择出国一段时间，不是逃避什么，只是不想总有人喋喋不休地追问我未来的计划。在我看来，未来，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我去了英国，带着全部身家：《色戒》片酬50万，广告代言费80万。签合同时说好代言费600万，可新广告没播几次就被叫停，虽然我可以坦然将这600万税后的480万据为己有，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最终退还了400万。

出去之前，我不知道要在国外待多久，也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但我不发愁，我觉得，我一定能让自己过得很好。

我本打算找个学校读书，去了才发现很不现实。首先，英国的艺术院校，对学生的基础要求很高，雅思成绩要在6.5分以上，托福至少要在 1550分以上。我的英语水平远达不到可以被录取的要求。其次，英国学费高，哪怕是伦敦艺术大学这样的公立高校，对于正规录取的学生收费也在每年1万英镑，对于我这样的自费生，则是3万~4万英镑。

我掂量了一下钱袋，打消了自费就读的念头。接下来我找了个语言培训班，专攻英语。我的目标是以好成绩争取到全额奖学金。我打听得很清楚：伦敦艺术大学的最高等级奖学金是每年1.8万英镑———有了它，不仅可以免费上学，还能从中赚到所有生活开支。

之后，我开始考虑经济问题。手里的钱在国内可以买一套房子外加一辆车，可在英国，不过是一个白领的年薪水准。而我，还不知何时才有赚钱的机会，所以，我不想动用这点老本。而我知道，只要一个人肯开动脑筋，就肯定会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在大学学的两样东西派上了大用场———美术、羽毛球。在英国，街头艺人是一份很有“钱途”的职业，只要有一技之长，且可以在街头展现出来，就能获得回报。

我的第一次“卖艺”是做街头另类时装秀，我用旧报纸撕出大概的衣服样子，再用大头针别在身上。我穿着纸衣服，站在街边，面前摆个帽子，就算开始营业了。为了配合时装的色系，我扑了厚厚的粉，画了个类似日本艺伎的妆。看我造型奇特，创意新鲜，不一会儿路人就开始热情地投硬币纸币。我腰里别着 MP3，塞着耳机听英文歌，姿势摆累了就换一种。在路边站了两小时后，我有了26英镑55便士的收入。

在英国人眼里，任何与创作有关的行为，都被视为艺术。我用油彩在脸上画出京剧脸谱，有钱收；拎一桶水，用海绵做的毛笔在人行道上写书法，有钱收；搬一张椅子，替路过的人画肖像，也有钱收……每天抽出两个小时，琢磨个点子，总能有几十镑收入。这些钱足够我每日开销，这些钱也让我在英国的日子渐渐不那么拮据。

除了“卖艺”，我还“卖身”。打羽毛球给我带来了更高收入。

在英国，人工费非常昂贵。我找了一家俱乐部，跟驻场教练打了一场球，再跟老板谈谈，就成了俱乐部的兼职陪练。每小时80镑，老板收取20镑的管理费，我自己净赚60镑。每周大概陪练15小时，收入900镑———正好承担了房租和上语言班的费用。

就这样，到伦敦一个月后，我就从吃老本变成了自给自足。这种自给自足，不仅给了我安定的生活，还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来到伦敦4个月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韦恩斯坦兄弟电影公司总裁Bey Logan打来的，说想初步接触一下，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一个星期后，当我正裹着一次性桌布改造的“时装”在街边表演行为艺术时，Bey Logan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他称赞我极具创意和美感，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简单的交流。让我最开心的不是他的夸赞，而是我可以很流利地用英语与他沟通。我们聊了一刻钟，然后Bey Logan邀请我一起吃晚餐。约好晚餐的时间地点后，他离开时，在我的帽子里搁了一张100欧元的纸币。他说，作为合作伙伴，他请我吃晚餐；作为路人，他为我的行为艺术买单。

做街头艺人和羽毛球陪练终归是赚小钱，我觉得我的才干不止于此，所以，我将目光瞄准了我的老本行———专业模特。

因为有Bey Logan的引荐，我认识了英国本土的影视界资深人士，通过他们结识了一批在英国有名的化妆师、形象设计师，最终联系上了每年都与“伦敦时装设计周”有固定合作的服装设计师加雷。

我告诉加雷，我曾是专业模特，有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我有着他麾下别的模特不具备的东方神韵与气质。我把自己的写真带给他看，我相信那种侧面特写、嘴唇鲜红的老上海风韵足以打动任何设计师。

我成功了，2008年的“伦敦时装设计周”上，我成了加雷的“御用模特”。我穿着他最新设计的歌特式面罩时装，走上了时装发布会的T台。我没有经纪人，价码是我跟加雷亲自敲定的。我做了一周的模特，拿到的薪水是2万欧元。

加雷对我非常满意，在他的帮助下，我先后认识了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设计师。可以这么说，只要我愿意在英国时装界发展，我相信我会在短时间内成长为最受关注的时装模特。

正当我为前途做着乐观规划时，我接到了来自香港的电话，因为“优才”计划，我获得了香港居民身份证，港方邀请我前去发展。

在香港迎接我的，是与张学友合作新片《月满轩尼诗》的合约。准备出演新片时，我不得不再次去补语言课，因为我的粤语很烂。我觉得，在一个新环境，要想获得良好发展，与人沟通必不可少。身边的人都讲粤语，我改变不了这个环境，就只能去适应环境，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适者生存，人只有融会贯通，才能走得更远。

札记 - 盛世

      一件诚实而有创意的艺术品，往往是难以定义的。陈冠中的《盛世》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






  《亚洲周刊》将之与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相提并论，誉为预测中国未来潮流的两部佳作。

　　陈冠中认为，中国的事情非常的复杂，需要矛盾的语言才能够说清楚。如果想说清楚中国的问题，就要学会“绛树两歌”。绛树是指古代一位歌女的名字，能用一张嘴同时唱两支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

　　他2005年在台湾《思想》杂志发表的文章就起名为《顾左右言他：中国论述的绛树两歌》。可惜，这篇观点新颕的精采文章，可能是由于语言过于密集陌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于是，他改用小说作为载体，以便同时唱多首歌。在小说中，他容纳了多种声音，一种混杂的声音，让各种人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并尽量避免价值判断。

　　所以，很多人在读完这部小说后，都很疑惑，不清楚作者的褒贬立场。着名学者李欧梵在谈到陈冠中和《盛世》时不禁问：“这个《盛世》描写的，究竟是一个‘乌托邦’的中国还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中国？”他最初也把此书当做幻想小说来读，可越读下去越发现文字充满了“现实”的意味。　　

维稳优先　　

　　陈冠中自认是个自由主义者。令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的，他却似乎在为共产党专政辩护。他调动了韦伯等实证现实主义者的理论，认为今日中国主导统治方式，是官僚法律统治加上一点传统习性统治。这种统治的方式，只要能够不断的犾得被统治者的认同与接受，是可以具合法性的持续下去的。

　　鉴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在现实条件下，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选项。换言之，在维持国家社会稳定与维护民众民主权利的矛盾中，维稳优先。

他似乎赞成近日盛行的，“不能盲目的追随西方民主”的说法，“因为每个地方的历史现实都不会一样，都有特性，都要走自己的路，要自我理解，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改变要从眼下的现有情况为起点。”

    陈冠中支持利润导向的自由市场经济，却认为政府主导调控经济是必要的。他反对“市场神话”。“认为市场能分配所有资源，政府只要保持最低的功能就可以，这绝对是神话。很多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事情，市场是做不到的。”

　　《盛世》里充满了类似矛盾的语言，例如，《读书》杂志创办元老庄子仲提出的“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只提问题 不做判断

　　以往互不相容的许多观念，如民主与专政，国家调控与自由市场等，在“盛世”的中国里，仿佛是可以和谐并存的，“一声在喉，一声在鼻”一字不乱的同时唱出。

　　这些愿景究竟是突破性的科学思维？还是一厢情愿的天方夜谭？作者止于描述，不下判断。至多，他只提出问题。比如，他杜撰了政府在食水中下摇头药的情节，借此提出了一些很根本的问题， “牺牲自由意志换来的幸福感，有价值吗？”、“没有监督机制的独裁政权，能抗拒扮演上帝的诱惑吗？”

　　“盛世”中虽然充满了夸张的科幻/寓言式情节，但是作者却相当准确的捕捉了当下中国的社会气氛，或者说，至少是弥漫在城市中产阶级的一种氛围：一种喜气洋洋，自我祝贺的自豪感，有点兴奋过头。他们似乎确信，中国已超越了西方，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进入了盛世，建立了一个足以让世界追随的普世模式。

　　虽然作者蓄意保留判断，让百家争鸣、众声喧哗，整部作品却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令陈冠中十分不安的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不说真话了。他看到，在内地，官话套话越来越利害。这几年，私底下很明白的人，一到台面上就全是套话。政府、媒体、学者都是说官话套话。甚至严重到只要用的词汇不同于官方，就会有人不高兴。连年轻人也城府深深，不肯也不敢说真话。　　

民众选择无痛选项——失忆.
　　

　　陈冠中认为，这一切源于学校教育。孩子由小到大被教导，要醒目做人、学会讲好话。他举岀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真实例子：北京有家名牌小学国际部，叫学生用“春天”为题作文，小孩天真直说春天潮湿令人烦闷，结果被老师罚重写：“春天必须是欣欣向荣，心花怒放。”

陈冠中说，他的要求不高，“只强调不要强迫大家认为政府所有事情都是正确的。大家应该总结经验，应该实事求是地检讨得失。在一个官本位的体制下，尤其需要对于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进行充分的讨论，官本位并不保证所有决定都是理性的，如果决策是不理性的，或者只有程序理性而没有实质理性，那就完蛋了。现在上下全体的统一口径，这种体制怎么会有纠错的机制。”

　　书中一个最令人心寒的角色是韦国。作者看到，现在精英大学（如清华大学）有很多这样的亦正亦邪的年轻精英，一方面是有一点理想，真的相信报效祖国，另一方面却极端的精于个人功利计算。

　　“大陆的一些年青精英，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深知需要在某些时候说假话，在某些时间要做一些蝇营狗苟的事，然后才能爬上去，于是他们内化了这套东西。同时他们又觉得自己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也很相信官方话语。大部分的官方话语，他们根本不太愿意去挑战。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是活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有作为的时代。上一辈的苦难，不关他们的事。”

　　“这群年青人即使知道了一些被官方史学掩盖了、扭曲了的历史真相，也觉得不太要紧。他们甚至觉得扭曲是正常的。他们个人面对剧烈的竞争，他们也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样去得到较好的位置。在陈冠中眼中，”韦国就是国内八十、九十后的精英心态：看不起一般老百姓、极之懂得计算走位、随时出卖身边人为求上位。“陈冠中希望藉韦国带出讯息：一些精英青年为权为钱效忠共产，是可以埋没个人的道德良知的。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视风骨，不屈于杈势、不移于富贵名利，秉赤子之心挥笔发言，扞卫公义。

　　可悲的是，盛世里主流士大夫不再重视风骨气节。巨龙下的天之骄子，被金钱迷惑得目眩神迷，话语中尽是真真假假大兜乱。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已被泛红的幸福感掩盖，还渐渐埋没了良知。

　　艺术的虚构，往往比事实更能显露真实。《盛世》中的国民集体性失忆事件，正是如此。没有了历史轨迹，知识分子慢慢失去说真话的勇气，民众理所当然的选择最无痛的选项——失忆。

　　韦国说“你认为年轻人真的不知道文革六四么？要找史料一定找得到，只是他们不愿意反思。”

　　（2010-04-26）早报言论

梁文道：盛世冷眼——訪問陳冠中

從 前我一直都說不準陳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華文世界第一個寫專書介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冷門作者，後來創辦《號外》引領城市文化風潮，再後來他寫電影 劇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實在不知道該用哪一套習見的角色去定位這個人。就像我的舊上司梁濃剛，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電視台任職高層。也許那一代香 港文化人就是這樣，見多識廣，遊歷豐富，但卻不太張揚，無論幹了多少也許很值得稱道的功業，最後都總是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 自從陳冠中定居北京之後，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 人汗顏，開啟了香港集體反思的精神運動。現在，他以城市觀察者的身分，終於交出第一部談論中國大陸的小說。無論你喜不喜歡，贊同或不贊同《盛世》裏的未來 願景，你都不能否認它的確看得人冷汗直流。誰也猜不到這麼多年之後，竟是一個香港人率先寫出中國版的《美麗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陳冠中聊他的新書，但不免還是要從香港說起，譬如說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獨特的「冷」。

梁文道：盛世冷眼——訪問陳冠中

札记 - 黄浩威

• 黄浩威今天在联合早报发表的 “当新加坡大学生开始抗议”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的体制中是否存在一批爱粉饰太平、矫枉过正，急于当道德警察的中间管理阶层？”
• 这样的中间管理阶层确实存在。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教育等文化机构中，更常见。
• 原因主要是“怕死怕输”。为了自身安全，避免麻烦，於是把稍有可能引起上头不快的事物，及早移出上司的视野。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安全第一。
• 加以，道德议题灰色地带比较宽广，楼上的看法不易揣度，矫枉过正事件更易发生。
• 其实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凡官场都可以看到。
• 如果置身处地，比较仁慈点看，这是中间管理层的 Catch 22。自有其无奈与悲哀。

札记 – 黄浩威、周文龙

• 黄浩威在 “当新加坡大学生开始抗议”文中问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明白，艺术家应该享有一个不受泛道德主义者和政治干预的自由空间？”
• 泛道德主义确实霸道。啟蒙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分开了“真”“善”“美”三大领域。抗拒了所谓“善/道德”（当时以教会为代理人）对“真”与“美”领域的干扰，促成了科学与艺术的蓬勃发展。
• 当然，切切不能让泛道德主义再度横行。
• 可是政治干预却是另一回事。
• 艺术家是活在群体（国家社会）之中的，若艺术家享有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那任何人都可以持着“艺术家”的执照，进行危害社会的勾当。
• 如果有一个艺术家，他同时也是主张利用恐佈手段达到宗教目的的极端主义者，难道我们可以任他毫无节制的以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散佈宗教仇恨吗？
• 我国是个宗教种族多元，历史浅短的新兴小国。存在着各种结构性的内在断层线（ fault lines )。能够让“艺术家”享有一个完全不受干预的自由空间吗？
• 我实在不相信像黄浩威这样有学识有才华的“新声代”，会有这么“天真”的看法。
• 直到我读到了周文龙的“那条线”（联合早报 8月2日）后，才知道这批“新声代” 几乎都同一个款，“不食人间煙火”。
• 他说：“我始终认为，一个理想的审查制度，不应由国家法律支持，而是岀自内部的约束力，并且不受商业利益或艺术满足感所影响。最后，它只能把选择权交给观众，由观众自行决定那条线该怎么画。”
• 看来我国的教育，真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