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国锋看中国士大夫文化的脐痕 - 龙志为

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可说无人能免同侪或后人所臧否；其功其过，人言言殊，褒贬不一。民谚有云：“曹操有个知心友，关公也有对头人。”今年8月20日逝世的中国前领导人华国锋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当人们以“你办事，我放心”和“两个凡是”为华国锋塑像时，却不经意地掉落了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士大夫精神。

中国官方在华国锋盖棺论定之时，正面肯定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民间和网民们却有着非常“罗生门”的两极说法。

有人认为他是逮捕四人帮的大功臣；但有人说他软弱无能，叶剑英、李先念等元老才是主导。

有人称赞他果敢有决断，中国才能顺利过渡到改革开放的时代；但却有人说他逮捕四人帮是背叛毛泽东，是“谋朝篡位”，只是后来斗不过邓小平。

更有人说他是毛泽东的私生子，所以忠心耿耿（类似的传言连周恩来都无法幸免）。

《大公报》则说华国锋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都有良好的口碑；但有人却坚持他是个对 错误死不悔改的拥毛派。

那华国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好了，我们且来回顾一下华厕身政治海洋浪尖上的那段时间；

1976年4月，毛泽东以“你办事，我放心”的笔评，把华国锋提到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明确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时候正是四人帮横行，万马齐喑，连开国元老们都互不知底，不敢妄动的时期。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支持下，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令人费解的是，1972年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出任公安部长，逐渐引为亲信，并提拔为接班人；可是不旋踵，华却在恩师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其夫人和党羽，这实在突兀且有违常理，让人有“相煎何太急”之叹。

对于这起历史事件，其发生时间的紧凑，使笔者不禁产生了遐想。

要知道在那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底下，要在短时间内作出那样的决定，绝非容易也绝非只是一时的冲动；除非是得到毛泽东在生前授权，否则在情理上必有一番挣扎。当时只有华国锋能调动得了汪东兴的8341部队和张耀祠的中央警卫部队；因此叶帅、李先念等元老的作用主要只是为他行动的正确性背书罢了。叶帅就曾认为“这事”周总理干不了，邓小平干不了，他自己也想不到，但华国锋却干脆利落地干了。

对此，笔者尝试作一假设：当时毛泽东亲手所写的著名字条：“你办事，我放心”，其实不是指对华当主席有信心，而是指对华能完成有关解决四人帮的“秘密付托”有信心。据报道，江青在受审时指责华国锋只出示“你办事，我放心”的部分，而把另外“有问题，问江青”六个字蓄意去掉；因为当时她也在场。如果她所说属实，会不会那只是毛泽东的“假动作”，意在安抚江青等人，不使生疑？而“有问题，问江青”是否还可以理解为那是“对江青问责”的暗语？关于毛对江青等人不满，经常直斥其非的事，其实早在74到75年间已是时有所闻， “四人帮”一词就是毛泽东所提，他要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坚定，还提出了“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的指示。只是他当时已是高龄带病身，加上层层关系和顾忌，要亲自处理已是力不从心，因此交托华国锋在他身后代为执行，是极有可能的事。如果笔者这个猜想能成立，那就比较能解释华国峰为何会毫无顾忌迅速行动了。“非常人做非常事”，可能这正是毛泽东对他犯下的错误的一个补过方式，华国锋则是他选对的人。

后来华国锋提出的什么“两个凡是”都不是重点 ，那只不过是华对毛的一种心情，政治环境的一种顺势过渡（当时如果马上否定毛的政策，只能引起大乱而不可收拾）。实际上他对权力并不恋栈，也许他也并无长期治国的意愿，也没有足够的个人背景实力（毛在提拔华国锋时应也已心中有数）。因此，华国锋顺着形势下台，仿效张良的“功成身退”是迟早的事。他与张良确有相同之处，张无实际战功，但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华则虽然没有极尽领导之功，但却为邓小平的顺利登场，推行改革铲除障碍；为推行民主铺平道路。而后来邓的丰功伟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这历史时期里，华国锋只是做好他那颗螺丝钉的工作罢了。可以想象得到，倘若当时手握党政军大权又夹着毛泽东余威的他采取对抗的态度，那么必然会妨碍邓小平的复出和改革开放的推行，大大延缓了国家的发展进程，甚至引来新的动乱。

然而，他没有那么做。在任上，他任由人们抨击甚至抵制他的政见，坚持开放言论不施压；在“竞争对手”的左右大局下，任由自己的权力在“自动请辞”的方式下被一一撤除，最后只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衔，发挥其剩余的安定民心的“定海神针”作用，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得以最大顺畅地推行。我们是否可以说，他其实是以自己的下台捍卫了别人的言论自由？

当年抨击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先锋人物胡绩伟，在二十多年后，以一个重要当事者的身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也认为以“两个凡是”来概括华国锋主政时期的主要是与非是不全面及不公平的；并做出了“应该说华国锋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的结论。国务院原副总理，老领导人谷牧就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说：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是个好人。

退下后的华国锋，虽有权利在全国范围内走走，但他却选择了留在北京，在当政者的视野范围内过生活。他练气功，潜心书法，栽种瓜果葡萄，怡然自乐与农民话桑麻。这种在政治上自我定位，勇于把权力放下而回归乡野的泱泱大度，是只有在中国特有的士大夫传统文化氛围中才能得以一见的；绝不是西方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概念的推行者所能理解。我国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就曾在他的著作里，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危险之处就是“老是盘算如何尽快把中国转变为一个民主政体，以让中国人从中受惠。”（引自陈士铭先生《天真的时代已过了》文）的确，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里，似乎并没有中华文化里这种个人可以“默默忍辱”为大局牺牲而甘之如饴的化学成分。那戏剧化的一幕，正让人得以一窥中国古士大夫精神的脐痕。也许，这也正是中华文明能延绵至今的一个DNA吧，不管咱们是否愿意接受！

在五千年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人可以是极端激烈，也可以是非常潇洒的！

每年毛泽东的冥寿和忌辰，华国锋都率领家人到毛泽东纪念堂鞠躬致敬，无视某些人对毛泽东的偏颇态度，坚持做回自己，这也正显示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为大丈夫者，当有情有义！

然而，逝者已矣，时移境迁，许多时候当事人为了义字或其他原因而三缄其口，愿把真相深埋心底，相与同尘，因此历史有时真的也无法证明些什么；活着的人也只能凭一己的喜恶，保留选择性的记忆，因此争论也只好永无休止地流传下去！

不过无论如何，回顾历史却令人欣喜振奋，因为今天，中华文明正又自我超越，再攀时代的高峰！